明末清初的淮海大地，烽火连天，江山易主。在这“天崩地裂”的变局中，徐州两位名士万寿祺与阎尔梅，以笔为戈，以节为骨，走出了两条跌宕起伏却同样坚守初心的遗民之路。他们并非迁徙他乡的普通移民，而是精神上的“逐节之民”，在流离与坚守中，为故国留存最后的风骨。 阎尔梅（1603——1679），字用卿，号古古，沛县人，因面白耳大，又号白耷山人。这位崇祯三年的举人，本有青云之路，却自幼身怀“唾吐四海之气”，主动投身复社，成为抨击魏忠贤阉党的骨干力量。甲申之变后，山河破碎，他毅然散尽万贯家财，平掉祖坟以绝后路，在家乡集结七千义士起兵抗清。他曾投笔从戎，为史可法画策，提出以徐州为根据地西征北伐的大计，却未被采纳；也曾白衣素冠拜见南明巡按，面陈抗清方略，终因朝廷昏聩而落空。数度起兵失利后，阎尔梅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漂泊生涯。他剃发为僧，号蹈东和尚，以少林寺为据点云游四方，实则暗结豪杰，继续谋划复明大业。其间两次被捕入狱，面对总督沈文奎的威逼利诱，他瞪目不拜，直言“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尽显铮铮铁骨。即便清廷巡抚、吏部尚书屡次荐举为官，他都断然拒绝，甚至痛骂劝他入仕的故友为“贼官”，割袍断交。晚年归乡后，他仍坚守明臣气节，临终前特意嘱咐家人，坟墓须为明代方顶形制，绝不可效仿满人圆顶，以一生践行“生为顽民，死为厉鬼”的誓言。
与阎尔梅的“狂放抗节”不同，同生于1603年的徐州同乡万寿祺，走出了一条“隐逸守志”的道路。万寿祺字年少，号内景，崇祯三年中举后，五次会试皆不第，却博览群书，多才多艺——诗文、书画、金石、琴棋乃至百工技艺，无一不通。清兵渡江、弘光政权瓦解后，他在苏州附近举兵抗清，与江南各路义师相互呼应，却终因寡不敌众而溃败。被俘后幸得营救，脱归江北的万寿祺心灰意冷，于1646年易僧服，改名明志道人，托迹佛门长达八年。虽遁入空门，万寿祺的故国之思从未断绝。他的诗中满是“国仇未报身仍在，家散无成志有余”的悲愤，“君父仇仍在，华夷恨已盈”的痛切，字字句句皆是遗民血泪。他以书画明志，笔下山水苍劲悲凉，松石傲骨嶙峋，《秋江别离图》《松石图》等作品，既是艺术的表达，更是气节的写照。他辑有《沙门慧寿印谱》，以金石篆刻寄托孤愤；即便漂泊江淮，过着“杖钵孤踪去，凄其驿路间”的流离生活，也始终不与清廷合作，坚守着“不进官场不事清”的底线。两位徐州名士，虽抗清方式迥异，却同样以生命践行着文人的气节。阎尔梅以诗为史，《悲彭城》《苦旱行》等作品，记录下战乱中百姓流离失所、白骨蔽野的惨状，其诗豪宕奇气，悲壮雄浑，被王士禛赞为可追李梦阳《秋望》；万寿祺的诗文则清丽苍凉，“客心落日里，涕泪滿山阿”道出了乱世游子的共同悲歌。他们的文字，既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1652年，万寿祺在郁郁中离世，年仅四十九岁；而阎尔梅则坚守到1679年，以七十七岁高龄走完了颠沛却坚定的一生。如今，阎尔梅的墓葬仍在沛县朱寨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石，见证着后人对他的敬仰；万寿祺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化与气节的珍贵史料。徐州名人馆中，两人的雕像并肩而立，成为淮海大地永恒的精神地标。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却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迫迁徙、漂泊；他们未曾改变山河，却以一己之躯，为乱世留存了最珍贵的文人风骨。万寿祺与阎尔梅，这两位明末清初的“精神移民”，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士可杀不可辱”，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徐州的文脉，成为后世敬仰的“淮海双璧”。
附 《徐州二遗民集》简介
《徐州二遗民集》共10卷，是桂中行继编辑《徐州诗征》之后而主持编辑的又一部诗文集。二遗民中的万寿祺，闫尔梅同是徐州人，同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出生，同科中举，为恢复明王朝，他们又同以举兵的方式抗击清王朝，被后世称为"徐州二遗民"。万，闫二人均长于律诗，对清兵入关的暴行和人民的疾苦多有咏叹。万寿祺有《隰西草堂集》，闫尔梅有《白耷山人集》。光绪二十年(1894)，桂中行邀请冯煦等人将万，闫二人部分诗文合璧为《徐州二遗民集》。
《徐州二遗民集》从清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整理编校，到光绪十九年(1893)告成，历时六年。与《徐州诗征》一样，《徐州二遗民集》第一次刊印后书版放在府署中保存，辛亥革命爆发后约有十分之三毁于战乱。后由王果亭，王学渊，陈沅秋，祁世倬，王嘉诜等人，通过一番查找和采补，使之重新恢复原貌，并于民国二年(1913)夏得以重新刊印发行。所以现存的《徐州二遗民集》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另一个是民国二年(1913)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