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南京大学法学院冯洁语教授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学术报告成功举办

在报告中，冯洁语教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68条并非仅适用于保理合同，而应被理解为债权多重转让中确定多个受让人优先顺序的一般规则。因此，在债权让与关系中，通知是债权让与产生对抗效力的前提条件。

接下来，围绕“何谓对抗效力（Entgengensetzbarkeit）”这一问题，冯洁语教授首先从日本法入手，并结合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Bernhard Windscheid）的相关著作加以阐明。在《德国民法典》颁布之前，温德沙伊德认为，在债权让与尚未通知债务人之前，原债权人与受让人形成一种类似于连带债权的关系(Gesamtgläubigerverhältnis)，因此，二者均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一旦受让人向债务人作出债权让与的通知，这种连带债权关系即被切断，被让与的债权便专属于受让人。冯洁语教授认为，这一连带债权的理论构造能够较为完美地解释对抗效力的内涵，同时，在既未登记亦未通知的情形下，于多个受让人之间按比例平分债权，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也体现了债权人平等原则。日本法在相关判例中亦持类似立场。在德国法学界中，弗莱堡大学法律系霍夫曼教授（Prof. Dr. Jan Felix Hoffmann）亦赞同这一观点。

此外，冯洁语教授还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0条提出了批评意见，他指出，第50条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债务人善意的证明存在困难，由于转让通知可以通过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进行，债务人完全可能以“未收到”或“未看到”为由，否认自身存在恶意。其二，第50条第1款最后一句——“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接受履行的受让人返还其接受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明知该债权在其受让前已经转让给其他受让人的除外”——实际上体现的是优先原则，这与中国债权转让中适用通知对抗原则存在矛盾。对此，冯洁语教授认为，中国法一向重视对占有的保护，这一立场在不动产转让制度中已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在债权转让中保护已经取得占有的受让人，不允许其他受让人通过不当得利要求返还，亦可被视为保护占有思想的延续。不过，冯教授同时指出，也并不能排除该款最后一句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释时的疏漏——其本应在最终文本中予以删除。

在与谈阶段，德国弗莱堡大学布劳洛克教授(Prof. Dr. Uwe Blaurock)首先就债权让与登记在中国的技术实施方式提出了询问。

（图为布劳洛克教授）

随后，扬·利德教授（Prof. Dr. Jan Lieder）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在某一受让人的债权人对该债权实施扣押时，是否会产生类似于德国法上的扣押质权（Pfändungspfandrecht）。如果该扣押质权成立，那么倘若在其产生之后，另一受让人又对该债权让与进行了登记，是否意味着该扣押质权即随之消灭。因为按照冯教授的论述，完成登记的受让人应当享有最高的优先顺位。第二，扬·利德教授对温德沙伊德提出的连带债权构造表示了质疑。他认为，在尚未进行债权让与通知的情况下，原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权利并非简单的对半分配，原债权人可能仍保留部分残余权利，但债权的主要内容应已转移至受让人一方。

（图为扬·利德教授）

接着，扬·冯·海因教授(Prof. Dr. Jan von Hein)指出，债权多重让与在欧盟各个国家的规定并不一致。他表示，可以从体系上理解温德沙伊德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对《奥地利民法典》进行研究，由于《奥地利民法典》在时间上早于《德国民法典》，其更有可能吸收温德沙伊德时代的理念。此外，扬·冯·海因教授还提到，欧盟曾计划从国际私法的角度对债权让与的对外效力进行统一规制，但该计划已于去年秋天被正式放弃。这一事实表明，在债权让与对抗效力的问题上，欧洲各国之间仍然难以形成共识。

（图为扬·冯·海因教授）

最后，所有与谈人一致认为，中国法关于债权多重让与中优先顺序问题的规范过于复杂，在实践中亦不易把握，但正因如此，也为比较法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素材。

报告在全体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