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同影子，一起折叠进夕阳的褶皱里，手里攥紧，一座城市的文脉。
乌衣巷，金陵城抹不掉的胎记，它让一个家族千年的记忆变得如此清晰。
对于王羲之来说，这座城市捆绑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青葱印记。
一
史书载，王羲之出生于东晋太安二年（303年），祖籍是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琅琊王氏，在当朝是享誉盛名的名门望族。自然，王羲之享受了家族提供的优厚的教育资源。启蒙期得父亲王旷教诲，叔父王廙又亲自指导，伯父王导又将锺繇的真迹《宣示表》授予他，还有叔父王廙获得的索靖《七月廿六日帖》等也示予他。童年时又得卫夫人亲传。这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优越条件最终成就了“书圣”。
然而，在族中，王羲之的父亲并不处于核心，而是被“边缘化”，东晋时人裴启在《语林》里记载，西晋晚期危急关头，王导、王敦等人关起门来商量王氏的前途出路，这次重要的会议居然不让王旷参加，显然，在家族内部，王旷并没有话语权。最后，提出南渡长江的合理化建议的居然是“剔壁窥之”的王旷。
王羲之很小的时候，父亲王旷就在与前赵（十六国之一）的战争中因失败而从此杳无音信。失去父亲的打击或许是他小时候不善言语，性格内向的原因。
战乱频仍，匪患不断，旱灾蝗灾接踵而至，饥荒蔓延。乱世之中，人吃人不是传说，而是眼睁睁的生存常态。
永嘉五年是汉民族历史上的至暗时刻，匈奴人刘聪的大军攻破了洛阳，城池陷落，王公大臣、士族百姓数万人被集体屠杀。 曾经的礼乐之地，变成了“五胡十六国”彻底释放魔性的修罗场。汉人是胡人活下去行走的军粮，尊严在屠刀下碎成一地，面对被胡人撕裂的北方，南逃成了汉人别无选择的寄托。
南迁的核心路线：一路是通过海路逃往山东、江苏等沿海地区，再远至福建、广东。一路向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西迁。王氏南迁大致路径是走临沂 → 彭城（今徐州）一线，沿陆路向西南，穿越华北平原，抵达淮河下游的重镇彭城。彭城 → 下邳 → 广陵（今扬州），再渡过泗水、淮水，沿运河南下，抵达长江北岸的广陵。再从广陵渡江，抵达东晋政权的中心建康（今南京）。王氏家族主要成员多聚居在秦淮河畔的 乌衣巷 。不过，当年的乌衣巷并非今天的乌衣巷，具体位置在何处，无从考证。
后人眼中的“衣冠南渡”绝非“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样的浪漫之旅，而是生存几率很小的死亡线。
后面追杀的胡人高悬的马刀像甩不掉的死神魔咒，恶匪劫财的凶悍令人何等绝望。一旦生病，一旦掉队，随时会变成野兽或追兵的口中食。南渡时，王家人不敢走大路，而是翻山越岭穿越难行的茂林湿地。世家大族狼狈尚且如此，生如草芥的普通百姓其命运可想而知。
有家族出发时成百上千人，临到长江，只剩下区区十数人而已。
在南迁的路上，因为兵荒亦或匪荒，年龄只有几岁的王羲之收到了惊吓，而且比较严重，儿时的阴影以致后来需要一生的疗愈。
二
到达南京后，资财人脉雄厚的王氏族人很快安顿下来，对小小年纪的王羲之来说，他的主业就是读书习字。
在世家望族的环境里，王羲之带着成长的痕迹按照家族的意志被重新塑造着。《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幼讷于言（说话迟钝），人未之奇。” 据《世说新语》和《晋书》记载，王羲之长大以后，一改少时“涩讷”而变得“辩赡”（能言善辩），并以“骨鲠”（耿直）为人所称道。当然，他的“骨鲠”
不是顽劣和一味地叛逆，而是带有个性特征的“任性”。这种直率也并不为时人所诟病。
相反，魏晋时期人物品藻之风大为流行。世人由对人物才智的重视转而成为对人物气质和仪表的赞赏，以致形成对完美人格的追求，由政治、社会的现实功利要求转变为审美的要求。
成人之后的王羲之在南京留下了“东床坦腹”的故事，《晋书》王羲之传记也留有记录。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回去禀报，说王氏子弟挺重视，只有一个躺在床上露着肚皮独若不闻，根本没当回事。太尉略一思索，指定就这个了。
王羲之的“独特性”被肯定，说明其行为恰恰是在当下审美取向的许可范围内。说明时人强调人物的内在气质，着意于对人物精神品质和情感深蕴及雅量等特质的推崇。太尉关注的是对王羲之内在精神的捕捉与表达，标志社会多元评价体系的形成 。
本质上，“东床坦腹”是通过联姻进行经济、政治利益长期捆绑，保证世家占有资源的可持续性，是他们对社会精英阶层的有效锁定，“东床坦腹”的选婿方式是对社会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精准狙击。倘若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也许就是精神不正常了。
与心爱的妻子相守，卿卿我我，又不必为生存担忧，可以预想到的是，只要愿意，还会有仕途相随。才华横溢的王羲之精力充沛，后在《儿女帖》中他明确并兴奋地告诉友人，“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八子女，又同为一母所生，自豪不？
年少轻狂，风姿雅量的王羲之凭借个人魅力在南京常组织沙龙（雅集），在秦淮河畔、桃叶渡等地风光胜地即兴赋诗，锤炼了行云流水的笔法，与王导、谢安等名士相互切磋诗文，展现魏晋文人风雅。这些为他日后的传之千古的雅集和最终完成千古名篇做了必要的铺垫。
游兴酣时，每每将书法与南京之山川、风物深度融合，使“笔墨风雅”和南京千年的山水相熔，冶炼成熠熠生辉的文化符号。
王羲之年少得名，《世说新语·汰侈》（要了解魏晋人物，《世说新语》这本书很重要）记载了这样一件奇事，“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座，割牛心噉之，于此改观。”
“牛心炙”，是东晋名门最看重的珍贵食物，《世说新语》另载王恺“八百里驳”牛心炙指的就是这种食物。这一年，王羲之十三岁，周頭是当世名士，当周頭这样对待一位居于“末座”的少年时，可见王羲之的份量和身价。
还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庾翼对家族子弟放弃传统书风（如钟繇风格）转而学习王羲之的新体字感到非常不满，气得他怒斥王羲之的书法为“野鹜”，当众公开表达对王羲之的不服气。
三
王羲之是南京的文化基奠，秦淮河、乌衣巷等场景也因为他的人生轨迹而更渗化出特有的文化意蕴，为后世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
在南京的生活贯穿了王羲之书法精进、家族兴衰与政治互动，他的书法艺术成就与奇闻轶事至今仍是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南京是王羲之青少年时代学习、居住地，即便成年以后在临川、武昌做官，他还是经常往返于建康和各地之间。可以说，一生中大半时间他都是在南京度过。
南京这座内敛含蓄的古城赋予了王羲之艺术的灵性，王羲之将书法融入秦淮河畔的市井生活，他将浪漫与灵动融入南京城的日常烟火，融入江南烟雨和街头巷尾，让笔墨在醉人的江南生活场景中晕化，并深植于每个人的血脉里，形成整座城市的风雅。
王羲之第三子王徽之后定居江宁禄口镇山阴村，该村至今还保存着记录家族繁衍史的《王氏宗谱》，村里还有“王家渡”“竹墩山”等与王徽之相关的遗迹。王羲之在南京奠定了“二王”书风的基础，其子王献之及后代延续着绵绵家学。王羲之与谢安等士族的交往，焠化着南京的人文气质和风度。
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他的故事，据说王羲之迁移南京（建康）后，王导掌管行政权，王敦掌握军权，琅琊王氏掌管东晋的军政大权。王敦常把聪敏的王羲之带进军帐，王敦与谋士钱凤密谋造反时，因疏忽忘记帐中还有王羲之便起身查看。王羲之正巧被议论声吵醒，他意识到若被王敦发现，必遭加害。于是迅速将唾沫涂抹于面部、及枕边，假作熟睡状。终化险为夷。
其实，这故事有些夸张之嫌，同事族人，严加管教，不至于祸至杀身。再者，以王敦为人，一眼便可识破，何至于信以为真，谁能糊弄过他？显然，这只是欲表现其机敏沉稳性格的民间文人爱极之余的杜撰罢了。
不过，“诣台待罪”到似乎有些真实。公元322年，王羲之的叔父王敦以“清君侧”的名义从武昌发病健康（这实际上是造反）。在朝的王导（时为大司空）为表示忠君，也为了王氏一千多口的清白，率领王家男子去皇室大门前跪伏日日请罪。王羲之也在其中，寒风之中（二月天）长跪不起，待罪的生死未卜，世人的鄙夷和冷眼，给了王羲之重重一击。这次变故极有可能影响王羲之的入世态度。
四
王羲之在南京有短暂任职经历，但核心政治生涯集中在会稽，23岁时（太宁三年，325年）因郗鉴推荐，出任 秘书郎 。该职位虽品级较低，工作职责是掌管公府图书典籍，校阅脱误，兼管宫禁中的藏书。
在任职期间，他看到当时官吏的种种败象，也想过一些解决办法，但并不顺利。他还在一封信里对人表露当时的心情：“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
做人做事，王羲之是清醒的，不管是亲身经历，还是作为王氏权势渐落的亲历者，这些都会投射到他的心理，产生灵魂触动。后来，他多次推辞在京任职的征召和苦求外放的举动，大概都来源于这些变故。
南京没有让少年得名的王羲之感觉轻松惬意，相反，他感到深陷漩涡的尴尬。公元338年，东晋王朝形成由王导、郗鉴、庾亮共同主政的局面。王导为太傅，置身中枢，郗鉴镇京口，挟持下游。庾亮镇武昌，控御上游。这样“三权交攻”，互相牵制，有利于实力虚弱的司马氏皇室。
悲催的是，这样的情况下，王羲之处在了“三权交攻”的政治交集中和极限拉扯中，烦不胜烦。他是王导的侄子，又是郗鉴的女婿，又是庾亮的部属。直至340年三巨头相继去世（王、郗是339年去世，庾是340年去世），这种情况才得到缓解。
这种境遇对王羲之的人格形成有深刻影响，或许，压抑和磨难对于他的艺术思维是有益的，书法艺术需要生活的反哺，人生际遇能幻化成笔底风雨。然而，它无法根除心理的隐忧。
深处权柄和利益中心的王羲之渴望“外放”，渴望远离是非，远离权力中心。
远离是非纷争之地，远离压力膨胀让人窒息的地方。于此，他才能抵达自然的巅峰，依循本性，完成彻底地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