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迅速划分出了主战与主和的两派,宋氏兄妹出于利益权衡,决心前赴西安 —— 从福建事变到西安事变【37】

在南京方面，最早获知西安事变消息的人是军政部长何应钦，这是小张的交通处长蒋斌秘密向何告发的。此后，宋美龄等人也相继接到了噩耗。

南京国民党部分要员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都非常担心和关注蒋的安全，急切想弄清楚真相。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传到南京后，一些人不相信张、杨“保蒋安全”的承诺。一时之间，关于蒋是死是活的种种小道消息在京城内外不胫而走。

在惊讶之余，时为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首先想到的是要召集中央政治会议，选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主持一切；经戴氏的提醒，代行军事大权的何应钦立即把戴季陶、吴稚晖一干蒋系大员私自请到家中商谈如何应对事变。他们决定首先以事态真相不明为理由，对可能同情张、杨的冯玉祥、李烈钧、程潜等重要人物秘而不宣事变的情况；其次，以军事需要为由，严格新闻检查，切断南京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使西安事变的真相不能公布于世。

经过密商，何应钦、戴季陶等人定下了武力讨伐张、杨的计划。何应钦的小算盘是这样：其一，如果蒋没死，由于他主张攻打西安而使蒋得救，那么其功自是不可磨灭，正如蒋当年中山舰助孙文脱险一样；其二，如果蒋已死在西安，或者由于飞机轰炸等原因而死，那么顺势剿平张、杨，以目前自己的势力，足可以把持南京政权；其三，从日本方面的意思看，他们是主张动武而不希望和平解决的（以坐收渔利），自己无疑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而戴季陶之所以如此主张，主要是出于反共、卫道的目的：其一，张、杨日益与共产党靠拢，兵变定是共产党的意图，从反共出发，西安该打；其二，以刀枪相见于一国之主，此事古已有之，实乃十恶不赦之首，张、杨之举败坏纲常，万万不可姑息——在蒋看来，戴老弟并没有把自己的个人安危置于政治主张之上，因此待他回到南京后，蒋、戴的二人的关系再不似从前那样亲密无间了。

中午以后，李烈钧、冯玉祥等人才得知了事变的消息，深为不满。晚10时，一干人等又在何应钦家中聚首，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意见被分成了两大派，其中李烈钧、陈璧君、陈公博和冯玉祥等主张和平解决，以保障蒋的人身安全为主；何应钦、朱培德、叶楚伧、戴季陶等人则主张对张、杨武力讨伐【13】。

当日午夜召开的紧急联席会议上两派的分野更为鲜明，分歧更加尖锐。在戴、何等人的鼓噪下，主战派（其实也是实权派）的意见在会上一度占据了上风，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张学良背叛党国，决定先褫夺其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鉴于蒋被扣西安，无法履行行政院院长职务，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三、调整军事机关，委任何应钦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行动。

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得到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响应和支持。当何氏握住军事大权以后，他立即电令当时在海州巡视的开封绥靖主任刘峙，迅速抽调在河南和苏北的国军部队开赴潼关。与此同时，何氏还命令原在甘、宁前线的剿共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等）从西线威胁张、杨，从而形成了从东西两翼对西安进行夹击的态势。

可是，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强烈反对武力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手段救蒋，毕竟蒋的生死直接关乎他们的切身利害。宋美龄初闻蒋被扣西安的消息，不啻于一道晴天霹雳，为了弄清丈夫的生死真相，她立即在上海找到了一位非常理想的人物——外国人端纳，因为中国人一般不愿意相信中国人，而愿意相信外国人。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来到中国闯荡，后任张学良秘书，1933年张下野后曾陪同其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回国不久，又被聘为蒋的顾问，曾参与平息两广事变，后因病陪同宋美龄回到南京休养。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上海，依据他多年对小张的了解和观察，他不认为张有害蒋之心。于是他欣然接受宋的约请，决定亲赴西安探明真相。12日夜间，端纳随孔、宋离沪赴京，此后端纳和宋美龄相继给小张去电提到端纳将前往西安的事宜，但都没有得到回复，两天后端纳对宋表示：不能再等了，必须秘密离开南京，因为何应钦很可能要阻止飞行【14】。

14日上午，孔祥熙根据宋美龄要求，在自己家里召开高级会议，研讨在武力讨伐前如何采取和平方法救蒋。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戴季陶进了休息室又出来后，竟缓缓跪下给大家磕了一个响头，然后说道：“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走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15】说完，戴又给大家磕了一次，然后默默退出了会场。

众人猜测他的意思，大概是被孔祥熙软化了，因此同意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无效再采取武力手段。何应钦还想坚持，但已经占不到上风。此前宋美龄去找何，何以“集体决定”压宋，两个人进行了一番激烈争吵，不欢而散。事实上戴季陶依然坚持武力主张，但却不反对其他解决途径，可以双管齐下，他对宋子文指出：“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16】

蒋的嫡系将领们也一再表示强硬，以表示自己的“忠义”。其中作为蒋的“佩剑”的戴笠的表现最为典型：事变发生后，戴笠为了表现一下自己的忠贞，于是决定亲赴西安救驾，他在与部下话别时特意说道：“委员长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去西安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员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虽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国家之危亡……”【17】戴与小张还算有点交情，也许他断定张定然不会加害于他，而他或许更可以收获一个忠君的贤名。

与此同时，孔祥熙还电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与苏俄当局交涉，促使其向中共施压，以促使蒋早日获释——事后来看，红色沙皇的“务实”态度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

本书第一卷中就曾引用陈公博《苦笑录》中的一句话：“有名的三月二十之变，也和西安事变一样，同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三月二十之变，其难解在原因，而西安事变，其难解在结果。”实际上，多考虑一下苏俄因素就不难解惑了。

不过正如苏俄帮助国民党崛起一样，苏俄后来又拆了国民党的台，亦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唯一在二战后拥有抗衡苏俄之力的美国，其对华态度就变得非常关键了。

【13】参见《冯玉祥日记》

【14】参见《端纳档案》，P261

【15】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

【16】周一志《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

【17】沈美娟《戴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