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央企业的经营生态迎来根本性重塑。《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国资委第46号令）已于1月1日正式施行。新规的核心，是系统性封堵“虚假贸易”的生存空间。
与以往不同，此次监管的威慑力源于“预期损失”问责原则的引入。这意味着，即使账面亏损尚未显现，但只要证据表明损失在未来必然发生，相关责任人当下就要被追究。这彻底断了通过“借新还旧”来掩盖风险的念想。
监管逻辑已发生深刻转变：从事后惩戒的“风暴式”整治，转向了嵌入业务流程的“常态化”精密防控。一套由清晰规则与数字技术共同构筑的治理体系已经启动，旨在从根源上清除经营数据的水分。
新规画出了清晰的“红线”
新办法如同一份精准的“负面清单”，明确划定了不可触碰的禁区。
清单的核心是三类业务：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以及循环贸易。46号令第七条明确规定，开展此类业务并造成资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必须严肃追责。
问责的尺子也变得具体。新规将资产损失量化为三个等级：一般损失（500万元以下）、较大损失（500万至5000万元）、重大损失（5000万元以上）。损失金额直接对应不同的问责力度。
最具威慑力的是 “预期损失”条款。例如，一笔融资性贸易的对手方已深陷债务危机、还款无望，即便合同尚未到期、财务报表尚未体现亏损，企业也必须立即启动内部问责程序。这迫使风险必须在当期暴露与处理，无法再被“技术性”隐藏。
扭曲的考核催生造假捷径
严厉规则的背后，直指长期存在的扭曲激励机制。部分央企对下属单位的考核，过度侧重收入和利润规模的增长。当主业增长承压时，虚假贸易便成了一条危险的“捷径”。
“循环贸易”是虚增流水最直接的手法。例如，集团内几家关联公司签订一连串购销合同，使一批货物在账面上循环买卖。货物原地不动，资金空转一圈，各公司的营收数据便同步“膨胀”。这种操作不创造任何真实价值，只为粉饰报表。
危害更深的是“融资性贸易”。央企下属公司以采购为名，向贸易商支付大额预付款，并私下约定对方未来加价回购。这实质是变相提供信用贷款，却伪装成正常贸易。所有信用风险完全由央企承担。2025年曝光的某省属企业煤炭贸易爆雷案即是典型之一：企业支付数亿元货款后，发现货权凭证系伪造，资金已被贸易商挪用并亏损殆尽。此类风险在盲目追求规模的氛围下不断累积。
集体决策不再是免责“护甲”
新规彻底改变了“责任集体化”等于“责任虚无化”的旧局面。
过去，一些违规贸易项目通过“上会研究、集体决策”的形式落地，出事后再以“班子共同决定”为由推诿个人责任。46号令精细地拆解了这套责任链条。规则明确，在集体决策中，投赞成票或未明确表示反对的成员，均需依据其职责与影响力承担相应责任。问责网络覆盖从业务经办人到分管领导、主要负责人乃至上级负责人。
监管权限也同步上收。对于二级子企业出现的典型问题，或短期内反复发生同类问题的，国资委或集团总部将实施“提级查办”。这使得集团层面必须真正履行管控职责，无法再对下属企业的问题“装糊涂”。
惩罚措施具体而严厉。对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人，可采取绩效扣减、行政处分、岗位禁入乃至移送司法等措施。“就地免职”已成为现实案例。个人违规成本的急剧上升，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往“企业交学费、个人无代价”的畸形状态。
技术筑起防控高墙
严厉问责在于“治已病”，而技术防控旨在“治未病”。当前，通过数字化手段从源头压缩违规空间，已成为监管与企业的共识。
国资委力推的司库体系建设是关键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1月，已有89家央企上线或深度应用司库系统。该系统能对企业全口径资金流动进行实时监控，自动预警“资金在关联方间闭环流转”、“交易背景缺失物流信息”等数十种风险模型，让异常贸易在发生之初即被识别。
领先企业正将防控做在前端。例如，某大型产业集团将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深度嵌入大宗商品贸易全流程。从货物入库时传感器自动采集重量、影像数据，到在库期间通过电子围栏与巡更系统持续追踪，再到货权凭证的区块链加密拆分与转移，每一步都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化存证。
技术正在根治传统贸易中“货权不清”的顽疾。虚开仓单、重复质押、货物暗地挪用等乱象，在全程可视化、权属瞬时确权的技术环境下难以隐匿。贸易必须回归“有实货、有真权、有钱流”的本质，任何脱离实物交割的资金游戏都将被系统自动拦截。
新规构筑了不可逾越的“制度红线”，技术则修建了难以翻越的“数字高墙”。二者合力，正将中央企业的贸易业务强行校准回服务于实体经济、保障供应链安全的真实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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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贸易金融、财资业务部
编辑|王静雯
审核|顾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