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南京保卫战(一)陶德曼调停( 中)

日本方面还是没能得到蒋介石臣服的任何表示。

自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术快速征服中国，先后攻占北平、天津，又在淞沪战场投入重兵，但其凌厉攻势始终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蒋介石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明确表示“守土抗战”的决心，即便正面战场接连失利，也始终未向日本作出任何臣服性表态，这让急于结束对华战争、巩固侵略成果的日本政界与军界极为焦躁。

此时，日军华中方面军被要求“以其航空部队与海军航空兵力协同，轰炸南京及其要地，并不断表现出进击的气势”，同时“整顿好该方面军新的准备态势，使其攻击南京或其他地区”。

——日本政界与军界在此达成一个共识：只要从各个方面不断武力威逼南京，中国政府总有彻底支撑不住的那一刻。

这个共识，源于日本对自身军事实力的盲目自信，也源于对中国抗战意志的严重低估，日本军政界普遍认为，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一旦受到致命军事威胁，蒋介石政府必然会选择妥协臣服。

此时的华北战场，停止在德州—石家庄一线的日军开始向南推进。抗战形势更加严峻。

此前，日军在晋北、忻口、晋东等地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进攻被迫短暂停滞，但经过短暂的兵力集结与补给后，日军迅速重启南进攻势，企图打通平汉铁路全线，实现对华北平原的全面控制。

谷寿夫的第六师团在平汉路东侧追上了万福麟部的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第五十三军属于东北军序列，经此前平绥路、平汉路北段的连续作战，伤亡惨重、装备残缺，根本无力抵挡装备精良的第六师团，溃散后被迫向漳河方向后撤。

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沿平汉路西侧南下，在石家庄以南的元氏附近与中国军队商震部的三十二军接战，商震部第三十二军是国民政府嫡系部队，奉命在元氏构筑防线掩护主力后撤，凭借简易工事顽强抵抗两天后，因兵力悬殊、伤亡过大，元氏被日军攻克，随后日军顺势向南占领了邢台，控制了平汉路中段关键节点。

中国军队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为掩护中国军队各部后撤，沿平汉路东侧迎着日军而上，与谷寿夫的第六师团激战两天后，两军对峙于漳河两岸。

十月十九日，日军炮兵猛烈轰击漳河南岸，日军步兵化装成中国农民混在难民里偷渡漳河，日军骑兵也发动了强渡，这一卑劣战术让中国守军防不胜防，战至二十日上午，漳河南岸中国守军阵地相继失陷。

前来增援的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指挥两个师向日军发动反击，第五十二军是国民政府精锐部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昂，两军在漳河南岸滩头逐渐进入白刃混战状态，战况极为惨烈，五十二军伤亡士兵达三千以上，日军也伤亡惨重，双方再次形成对峙。

由于西面娘子关吃紧，日军第二十师团等部猛攻娘子关，威胁太原侧翼，国民政府被迫调整战略部署，命令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入晋支援娘子关保卫战。该军的调离，使得华北战场上平原地势本身就无险可守的平汉路沿线，中国守军兵力逐渐单薄，防线出现巨大缺口。

日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发起南进攻势，长驱直下越过邢台、邯郸，向冀豫交界处的安阳大举进攻。

固守安阳的中国军队一四一、一四二师连日苦战，官兵伤亡殆尽后，安阳陷落。安阳是冀豫交界处的战略要地，也是平汉铁路进入河南的门户，安阳的陷落，标志着日军彻底控制了平汉路华北段，至此，日军在华北已经纵贯河北直抵河南，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落入日军之手，中国军队被迫向黄河以南撤退。

在中国的南方，日军于1937年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迅速调整部署，组建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大将指挥，兵分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逼进，沿途中国守军虽奋力抵抗，但兵力悬殊、装备落后，难以阻挡日军的进攻势头，南京陷入三面被围的危急境地。

国民政府承受着难以撑持的军事压力，正面战场接连失利，大片国土沦陷，兵力、装备损耗巨大，补给困难，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然而，一直等着中国屈服的日本人，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中国政府决定迁都。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声明，宣布将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以示持久抗战的决心——这一决定彻底打破了日本“武力威逼南京即可迫使中国屈服”的幻想。

面对日本强大的武力侵略，面对日本“狡恶”的政治威胁，除了抱着“破釜沉舟之决心”誓以血肉“撑持”国家的“寸地尺土”之外，蒋介石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选择。

——此时的蒋介石，虽仍有寻求国际援助、争取谈判缓冲的想法，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始终未放弃抗战的基本立场，迁都之举便是最直接的体现。

布鲁塞尔会议终因开不下去宣布休会了——国联这个国际组织以后再也没有开过会，从此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

国民政府原本寄望通过此次会议争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推动各国援华。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因为会议不但没有形成对日本制裁的任何决议，国民政府的代表甚至没能说服各国“把日本定为侵略国”。

此次会议的失败，根源在于西方各国的绥靖政策，英、美、法等国为维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不愿得罪日本，始终采取妥协退让态度，最终导致会议无果而终，也让国民政府寻求国际援助的希望再次落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这一命令的下达，标志着日本正式将攻占南京作为核心作战目标，企图通过占领中国首都，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同时也为后续的谈判增加筹码。

这时，蒋介石的态度突然出现了某些变化——或许是已经获悉再也无法指望布鲁塞尔国际会议，或许是同时获悉了日军决定攻击南京的情报。

事实上，蒋介石态度的转变，还源于对苏联援华的失望，截至1937年12月初，苏联虽有少量援华物资到位，但始终未同意直接出兵支援中国，这让蒋介石失去了重要的国际援助指望，加上南京局势日益危急，不得不考虑通过谈判寻求缓冲。

十二月二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是否存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由于此前与日本方面通过“第三方”进行的沟通高度保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第一次听到了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

此时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初步议和条件，尚未提出过于苛刻的亡国要求，这也让部分将领产生了“以和为缓、争取时间整顿后方”的想法。

出乎蒋介石预料，徐永昌、顾祝同等人认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谈一谈，徐永昌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深知正面战场的困境，主张通过谈判争取喘息之机；顾祝同作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过淞沪会战，亲眼目睹中国军队的惨重伤亡，也倾向于暂时妥协以积蓄力量。

而白崇禧说得更直白：“如果只是这些条件，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白崇禧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素来务实，认为在兵力、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暂时接受温和条件，可避免军队彻底溃败，为后续持久抗战保留实力。

最后，蒋介石的态度是：既然认为日本人开列的条件并不是亡国的条件，那么让德国作为中间人的调解可以继续。

只是，华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定要保证；“开发经济及供给资源可以作相当的让步”；如果日本不能放弃驻兵权，那么只能按照之前《辛丑条约》“规定的区域执行”；另外，“上海恢复八月十三日以前的原状”。

蒋介石的这一立场，既试图通过让步争取喘息之机，又坚守了基本的国家主权底线，避免陷入亡国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以和为缓、以战促和”的策略，而非彻底妥协投降。

当天傍晚，蒋介石再次会见陶德曼，转达了上述立场。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日本人突然改变了态度。

此时的日本，已经做好了攻占南京的充分准备，认为凭借军事优势可彻底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无需再以温和条件与中国谈判，而是试图通过更苛刻的条件逼迫中国彻底臣服。

当德国人把中国的立场转告日本方面后，广田弘毅外相十分诡秘地说：“能否在最近取得伟大军事胜利以前所起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有疑问，将在征求军部意见并进行研究后给以答复。”——广田弘毅作为日本外相，始终积极推行对华侵略政策，其态度的转变，本质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强硬立场的体现，也是对中国抗战意志的再次低估——它仍然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中国政府就会投降。

“最近取得伟大军事胜利”，显然指的是攻占南京。

日本军方认为，只要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必然会彻底崩溃，届时可逼迫中国接受任何苛刻条件，因此不愿在攻占南京前与中国达成任何妥协性协议。

日军推进到南京外围防御线时，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心神不宁。

此时的南京，已被日军三面包围，外围防线频频告急，日军飞机昼夜不停地轰炸南京城，城内秩序混乱，人心惶惶。为躲避日军飞机对南京城昼夜不停的轰炸，蒋介石转移到了清凉山中有防空洞的一座别墅里。

他特地出来到南京的各个城门转了一圈，然后布置卫队去下关码头把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两艘兵舰看好——蒋介石的目的是让守城官兵看见他的兵舰还在，说明他依旧在南京城与他们同生共死。

蒋介石给全国各地的高级将领又发去一封电报，表述了国民政府决心死守南京的意图，说只要再坚守一个月，“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

蒋介石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核心是指望苏联出兵援华——此前国民政府一直与苏联沟通，希望苏联能出兵支援中国抗战，打破日军的进攻势头，同时也寄望于国际社会出现新的变局，推动英、美等国改变绥靖政策，援华制日。

但同时，蒋介石也通告说，他就要离开南京城了：

“徐州李司令长官、济南韩副司令长官、新乡程司令长官、林参谋长、汾阳阎司令长官、卫总司令、开封刘主任、商主席、西安蒋主任、兰州朱副司令长官、贺主席：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中拟暂移南昌，军委会迁衡阳。特闻。蒋中正。”

蒋介石的离开，并非放弃南京，而是为了统筹全局、协调全国抗战力量，毕竟南京已被日军包围，若最高统帅被困南京，将严重影响全国抗战的指挥部署。

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既未完全放弃对苏联出兵的指望，也没有彻底断绝与德国调停的联系——在南京危急的局势下，蒋介石仍试图通过多种途径寻找转机，为持久抗战争取时间。

十二月七日凌晨，南京警备部队开始对城内的军火库、飞机库、汽油库以及军事要点实施了有计划的破坏焚毁。

蒋介石走出了他的官邸大门：早晨五点四十五分，蒋介石乘坐的“美龄”号专机在明故宫机场起飞，经湖南衡山转武汉飞往江西庐山。

蒋介石走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

南京沦陷的第二天——逃亡中的唐生智宣布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部撤销。

南京保卫战至此结束。

一九三八年元旦，在举行了南京入城式后，日本占领军开始迎接新年的到来。他们把攻入中华门的坦克装扮起来，从南京郊外砍来松枝，搭起日本人过年用的“门松”。

厨房里的伙夫开始大量地打制年糕，新年物品也从日本国内运来了：橘子、海带、鱿鱼干和日式大酱。新年年会上，日军官兵举着斟满清酒的酒杯，一遍遍地高呼“天皇万岁”。

开战仅仅五个月，中国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包括华北大部、华中东部、热河以及绥察等大片国土相继被占，中国军队在一次又一次的抗击作战中伤亡已达三十万人以上。

中国军队的失利，既有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工业水平的巨大差距，也有国民政府战略部署的失误、部队协同不畅等因素，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也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让日本陷入了对华战争的泥潭。

那么，中国是否在开战之初便满盘皆输，而日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尽管中国在正面战场接连失利，大片国土沦陷，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始终没有被摧毁，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立场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也已逐步展开，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的抗战格局已经形成。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双方在这个时候似乎都意识到，他们面临的与其说是一个军事问题，还不如说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军事混杂在一起的问题。

日本原本企图通过军事征服快速结束对华战争，却发现中国的抗战具有极强的持久性，单纯的军事打击无法实现征服中国的目标；而中国也意识到，面对强大的日军，单纯的正面抵抗难以快速取胜，必须坚持持久抗战，逐步消耗日军实力，等待转机。

此时，中日问题的核心是：交战之中何为胜利？

对日本而言，占领中国领土、迫使中国臣服便是胜利，但他们忽视了民族独立的力量，即便占领再多的领土，也无法征服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对中国而言，坚持抗战、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最终将日军赶出中国，便是胜利，哪怕过程艰难、要付出巨大牺牲，也始终不会放弃。

日军攻占南京的第二天，日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讨论如何继续让德国充当中间人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问题。

中国到底会不会屈服？谈判有没有可能达成？这一问题引发了主张适时结束战争的主和派与主张继续对华实行强硬政策的主战派的激烈交锋。

国都都已被日军攻占，难道中国人还不屈服吗？这是当时日本内阁多数成员的疑问，但日本陆军方面坚持认为，中国屈服的可能性很小。

陆军的判断缘于战场上受到的顽强抵抗和付出的巨大伤亡——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让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这种巨大的伤亡让日本陆军意识到，中国的抗战意志远超预期，单纯依靠军事打击难以迫使中国屈服。

为此，参谋总长特别说明，目前日本面对的局势，急需将国防力量“充实整顿”，外相应设法令谈判“不致中断”，主张通过谈判逐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避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但内阁成员认为，“不能老是浪费时间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继续施加强大武力国民政府必会彻底崩溃，那时战争才能真正结束。

内阁成员的主张，源于对日本军事实力的盲目自信，也源于急于结束对华战争、抽身准备进一步扩张的野心，他们认为，只要继续加大军事打击力度，攻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国民政府终将妥协屈服。

会议持续了几天，意见无法统一，直到与会者反复研究了日方提出谈判条件以来中国政府的态度、特别是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始终坚守国家主权底线，即便南京沦陷，也未作出任何臣服表态，甚至继续号召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得出了"作为战败国的中国所使用的言辞实属无礼”的结论。

这一结论，本质上是日本无法接受“中国拒不屈服”的现实——于是，与会者统一了对华继续强硬的立场，企图通过更残酷的军事打击和更苛刻的谈判条件，迫使中国彻底臣服。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谈判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