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仪与王明直接对话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南京国民政府虽仍调兵西北部署“围剿”红军，但不得不面对一时无法“剿灭”的现实。与此同时，日本侵华步伐大大加速，迫使蒋介石为筹划抗日大局而不得不转求苏联的援助。此举不可能逾越和回避中共和红军的问题，蒋介石虽曾请苏联压迫中共交出武装，但苏方予以拒绝，并暗示蒋直接与中共谈判解决两党问题。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以政治途径解决国共问题。
还在1935年8月，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带回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报告中“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之意，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当年底，蒋介石派邓文仪重返苏联，建立与王明等人的直接对话渠道。
1936年初，回到莫斯科的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1月1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与邓文仪初步接触。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直接会谈。会谈中，邓文仪转达了蒋介石就国共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其中特别提到红军改编后，为便于“红军开赴内蒙前线”，“南京政府能够向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
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蒋介石的诚信存有疑问，加之对国内情况了解不多，故未对蒋的条件予以过多研究。对于“武器弹药和粮食”问题，王明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国民党出尔反尔
1936年4月，中共与东北军建立统战关系。从张学良处，红军陆续取得大量接济物资。随后，中共与南京政府的谈判逐渐升级。
最终，双方认同红军改编后与国军一样享受同等待遇。
10月中旬，蒋介石发现红军有即将会合大西北的趋势，便决定“进剿”红军。
为配合军事上的行动，11月10日，陈立夫在与潘汉年的谈判中，避而不谈与中共达成的协议草案，却按蒋介石的指示提出红军改编事，称红军只能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出洋，企图收编红军。
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后，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扣押张学良使暗中“接济”成为泡影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等人于12月17日赶赴西安。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飞抵西安，代表蒋介石与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同日，周恩来在征求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红军拟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共同成立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的建议。红军加入抗日联军后，薪饷可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统筹。
12月23日，在西安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与宋子文进行了谈判。
12月25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等谈判时，转告蒋同意“经张手接济”的方式。当日下午，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亲自陪蒋回南京。
但1937年初，蒋介石回南京后扣押了张学良，并调兵西北，同时列出西北善后的甲、乙两案。
甲案的主要内容是：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第十七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中央军驻宝鸡至潼关铁路沿线。
乙案为：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中央军驻宝鸡至潼关铁路沿线。国民党原本答应的通过张学良“暗中接济”中共一事成为泡影。
此后，周致电中央，建议中央原则上接受蒋之甲案。
1月22日深夜，毛、周复电与宋子文谈判的潘汉年：同河西、陕南部队及地方武装与游击队，经费每月至少要120万。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杨虎城，称已将相关事宜全权托顾祝同处理，要他直接与顾祝同商谈善后事。同日，蒋电告顾祝同，“中共部队可通过杨虎城接济”。
蒋介石打“给养牌”，中共放弃驻兵陕南
24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有条件地接受甲案，准备取消西安事变时设立的临时组织，服从中央。这使蒋介石在事态的转机之下对中共的问题变得强硬起来，改变了几天前可协助陕南红军给养的安抚之策，提出中共军队必须撤出陕南，此后才能谈及接济问题。
1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中共的让步无疑为蒋介石兑现接济红军的承诺扫除了障碍。
2月1日，杨虎城派李志刚拟签署和平协议；中共代表李克农随行，准备谈判红军问题。在潼关，顾祝同答复李克农：第三者（中共）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
2月2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送抵西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最后不得不接受乙案，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向指定地集结。对陕南红军陈先瑞部等，蒋介石坚持仍开陕北，否则视为“无诚意也”。
2月4日，顾祝同提供的善后款经杨虎城交送周恩来50万元。
2月8日，中央军一部进驻西安，西北三位一体局面最终被肢解。
这样，蒋介石使西安服从南京统一之和平方针基本得以实现，中共从中获得南京政府50余万元的善后费，并以后每月20万元的承诺。
蒋介石把接济经费与红军改编挂钩
1937年2月9日，顾祝同到达西安，国共西安谈判开始。当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在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12个师4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正彭德怀副。关于饷项，如对方允即改番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80万至100万。此电中，中共已明确强调照“中央军待遇”了。
奉命赴西安专司谈判的张冲在与周恩来的商谈中，就划拨经费问题，提出红军须先按指定区域调防，并由国民党派驻联络人员，方能予以接济。至于接济数额，至多60万元。
2月12日，周恩来与顾祝同正式达成一项协议草案，周恩来向顾表达了在2月份领取经费的希望。13日，顾向蒋介石汇报了这一草案。顾的汇报反映了中共在接济款需求上调整后的希望值，即70万元。
2月16日，蒋介石回电顾祝同，再次将对红军的经费划拨与红军改编的数额、编制、干部任用问题挂起钩来，指明对改编前的红军经费划拨也须按改编后的定额数接济，而非按红军现有人数。
蒋介石的条件经顾祝同转告后，中共相应提出了红军改编保留六七万人的要求，两者相去甚远。国民党谈判代表一时不敢应允。
为解救西路军，中共再度调整谈判条件
2月21日15时，为筹款解救西路军，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目前重点在再弄到50万元款”。
在中央催款的压力下，周恩来索性单刀直入，于2月27日提出由张冲先从速解决临时“接济”和停止进攻西路军的问题。措手不及的张冲不敢贸然答应，只应允予以努力。
3月1日，顾祝同、张冲与周恩来谈判时，表示同意先接济30万元，并允许为困境中的河西及陕南部队送款。对于改编数，顾提出3师12团，张私下提出4师16团。3月3日，南京方面复电同意3师9团。4日上午，周再与顾、张谈判，达成以编4师为基础的协议。
谈判后，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转告了张冲的陈述，“临时费先给30万元，不说一月，亦不说一次，我拟以后再给20万元”。
3月5日，得知经费落实后，毛泽东迅速将这个喜讯告知援西军将领。
经顾祝同、张冲反复与南京协商，南京方面终按蒋介石原定的底线，同意红军编3个国防师（每师2旅4团，每师12000人），共12团。尽管周恩来认为这与4师相比有距离，但3个国防师的编制加上总指挥部4000人，已达到了40000人。双方最终就红军改编的数额和编制基本取得共识，遂为继之而来的军饷问题扫除了障碍。
国民政府按月30万元划拨配发红军主力经费
3月8日，周恩来写就送交蒋介石的国共西安谈判总结提案。出人意料的是，对周恩来的总结提案，国民党谈判代表贺衷寒两天后进行了大幅修改。在修改案中，剥夺了中共在红军改编后的人事权、指挥权、苏区管治权，并将红军改编数额缩减为3万，突出了“收编”性质。此案实质上等于推翻了原有共识，使经费的问题变得模糊起来。国民党的出尔反尔令中共大为不满。
贺衷寒
3月15日，面对中共对贺案的强烈抵制，张冲、顾祝同从中回旋，表示不采贺案，谈判呈现转机。
3月底，周恩来在杭州同蒋介石见面后回到西安，于30日晚再次催促顾祝同给红军拨款，接济给养。不久，红军迅速按谈判协议领取了30万元，后补发20万元，算做2月份及补发1月份的经费，总计50万元。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按每月30万元给西北红军主力划拨接济经费。30万元这一数额，也成为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军饷的基准数。
1937年6月的庐山谈判后，“暗中”接济公开实现，成为国民政府的正式财政支出。
（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10期，文：刘中刚）
—感谢阅读—
点亮【赞和在看】，欢迎转发订阅，愿继续相伴，共享山河过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