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南京地名 | 殷高巷:老巷子的时髦生活

从熙熙攘攘的中华门拐进老门西，胭脂巷的名字还带着几分旧时绮丽，往南走不多时，绕过那个如今只剩地名的水斋庵，市井喧嚣便像被一道无形的门隔开了。脚下的路忽然安静下来，两旁是高高的封火墙，头顶是交错伸展的枝桠，阳光被筛成细碎的光斑，落在脚下的路上——这，便是殷高巷了。

这条东起钓鱼台、西至鸣羊街的巷子，不过三四百米长，却是南京保存最完整的传统民居街区之一。斑驳的墙面，木质的门楼，偶尔探出墙头的绿植，还有巷子里不紧不慢打着招呼的住户，一切都在告诉你：时间在这里走得很慢。

殷高巷这个名字，来得有趣。你如果翻开民国二十四年的《首都志》，里头白纸黑字写着“饮高巷”三个字，或许是因为读音相近，或许是在某个环节被误写，最终将错就错，在人们口耳相传里成了“殷高巷”，还出现在了1948年的南京地图上。

但你如果再往前翻，清朝同治年间的《上江两县志》里赫然记载的就是“殷高巷”这个名字，安安稳稳地躺在“西南第四十甲”的条目下。晚清南京方志大家陈作霖，在他画的《金陵西南隅街道图》上，也清晰地标注着从“蒋家苑”经“三铺两桥”到“殷高巷”的路线。他在《凤麓小志》里还特意记了一笔：“直南为三铺两桥，地微隆，不见桥迹。”可见那时，桥已无迹可寻，但“殷高巷”的名字，已然落地生根。

地名演变中这种“同音互代”的现象，在南京老地名里并不少见。有时是文人雅化，有时是乡音口传，有时就是一次不经意的笔误。所以，究竟是“饮”在先，还是“殷”在先？这桩地名公案，如今已难有定论。但无论哪个字，都不影响这条巷子的古老。明清时期，它已存在，听着云锦作坊里的织机昼夜作响（如今24、26、28号那些挂着文物牌的院落，便是当年众多机房遗存），也迎来送往了一批足以在史册上留下姓名的人物。

一条巷子的底蕴，藏在它见证过的人和事里。殷高巷14号，那扇如今寻常的大门背后，曾是一座占地三千平方米、传说有九十九间半的深宅大院，它的主人，是晚清名臣刘瑞芬，字芝田。

刘瑞芬本是安徽贵池一个书生，太平天国战火中他带着幼子仓皇出逃，颠沛流离。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1861年，他和堂弟投奔了正在安庆剿匪的曾国藩，成为幕僚。这位比他年长十六岁的湘军统帅，成了刘瑞芬生命中第一个贵人。后来，刘瑞芬还成了同乡李鸿章的得力干将，从操办军需到襄助洋务，办事用心，胆识过人，深得其信任。据说早期北洋水师向国外订购舰船、聘用洋员等具体事务，李鸿章常交由刘瑞芬一手经办，对其信任可见一斑。

刘瑞芬的仕途从此一帆风顺，一直做到代理两淮盐运使、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最后在广东巡抚任上逝世。光绪皇帝亲赐祭文，追授一品建威将军。但比官衔更精彩的，是他那张几乎串联起晚清政学两界精英的“朋友圈”。

他与曾国藩家族是姻亲，曾的孙子娶了他的女儿。他与“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另一位张之洞是儿女亲家，张之洞把最疼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的六子刘世瑗。他的五子刘世珩，与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是至交，刘瑞芬墓前那篇碑文，正是由张謇亲笔“填讳拜题”。甚至，近代中国佛教的重要人物杨仁山居士，也曾作为他的参赞，一同出使欧洲，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杨仁山后来的佛学事业与金陵刻经处的创建。

刘瑞芬亲自拟定了《家规十三条》，告诫子孙要“培家本、端家范、励廉耻”。他的后代也是人才辈出，七个儿子大多在学术、实业、收藏领域卓有建树。如今那座老宅的六个院落里，仍有刘家的后人居住。历史的风云际会，最终沉淀为门扉内寻常的烟火。

殷高巷见证的，并非只有庙堂之上的显赫。与14号遥相呼应的，是原殷高巷53号，那里曾住着一位在乱世中以仁心立身的乡贤——清末民初的名医戴春恒。戴春恒是地道的南京人，医术精湛，尤擅内科杂症，在城南一带享有盛誉。他的故居虽不像官宦府邸那般宏阔，却同样保存着一段温暖的记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戴先生常常为贫苦邻里义诊施药，用自己的仁心妙术滋润了一方百姓。

想要更从容地领略殷高巷乃至整个门西片区的韵味，骑上一辆自行车，或许是最好的方式。

2019年，殷高巷被正式纳入南京经典的“城南老巷骑行线”。从中华门城堡附近开始，沿着蜿蜒的江宁路南下，拐进蜘蛛网般密布的巷弄，当你从钓鱼台那个不起眼的巷口骑入殷高巷时，世界瞬间收窄。车轮轧在古老的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两旁是高耸的封火墙，视线所及是连绵的屋瓦与偶尔出现的精美门楣。你会经过刘芝田故居紧闭的大门，想象昔日的车马喧嚣；也会路过那些挂着“文物保护单位”牌子的云锦机房遗存，耳畔仿佛还有吱呀的织机声。从殷高巷西头出来，便是鸣羊街，往北可访胡家花园（愚园）的雅致，往南则能邂逅高岗里、五福里等一片同样保存完好的古民居群。

骑行其中，你不是游客，而是短暂闯入这片时空的观察者，用最亲近地面的速度，感受一座古城最真实的心跳与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