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忘记 南京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以一手史料、幸存者证词与第三方记录，将时间直接拉回1937年冬南京城的至暗时刻。

关于为何要执笔记录这段血泪历史，张纯如在书中直言初心：“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记忆；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记住这段历史，否则悲剧随时可能重演。”“作为一个作家，我要拯救那些被遗忘的人，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言。”

所以在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文字没有刻意渲染的情绪，却能在冰冷又震撼的文字中看到张纯如为收集做出的艰辛付出，从国民政府弃城的荒诞行踪、日本帝国主义的反人类暴行、外国友人的逆行救援...她更像一个为和平辩护的律师，每一段文字都是铁证，每一句控诉都击打人心......

早在日军兵临城下之前，国民政府就已做好撤离准备：“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大举撤离南京，稍有财力、权力的官员与居民纷纷出逃，战前百万人口的南京，仅剩50万老弱贫民留守。蒋介石在数次军事会议上摇摆不定，最终下达毫无意义的撤军命令，将守城重任丢给唐生智，自己率先逃离。”

撤退命令下达后，整个守军体系彻底崩溃，陷入极度混乱：“撤退命令使中国军队陷入一片混乱，有些军官只顾自己逃命，隐瞒撤退指令，导致士兵仍在前线孤军奋战；士兵们为了逃生，丢弃武器、抢夺平民服装，自相残杀，坦克碾过己方士兵，数万溃兵滞留江边，既无法渡江，又无力抵抗，最终沦为日军的屠杀对象。”

书中写到：“中国军队撤离后，留在南京的是毫无防卫能力的老人、儿童和贫民，他们失去了政府保护，只能寄希望于日军的‘善待’，最终却迎来了灭顶之灾。国民政府的仓皇逃跑，不仅丢掉了首都，更丢掉了责任与良知，将数十万同胞推向了死亡深渊。”

屠杀：日军无视国际公约，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展开无差别杀戮，手段极尽残忍。书中记载：“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小山。50~100人在那里干苦力，将尸体拖下来抛入长江。尸体还滴着血，甚至有人还活着，四肢抽搐，并发出微弱的呻吟……苦力们将所有尸体投入长江后，日本士兵让他们沿江站成一排，然后机关枪‘砰砰砰’的响声响起，苦力们向后倒去，跌入长江，被汹涌的怒涛吞没。据现场日本军官估计，这次大约有2万人被杀。”

强奸：

日军对南京妇女的强奸暴行，更是突破了人性底线，受害者年龄横跨幼童至老妇。“估计2万-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日本士兵在强暴中国妇女之后甚至还挖出她们的内脏，割掉她们的乳房，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日军强迫父亲、儿子、新郎目睹妻女、姐妹被凌辱，逼迫家庭成员做出违背人伦的恶行，用极致的屈辱摧毁中国人的意志。”

更令人发指的是，孕妇也难逃毒手：“一名孕妇拼命抵抗企图拖走她的日本士兵，最后被士兵杀死，并用刺刀剖开肚子，不仅拉出肠子，还将蠕动的胎儿挑在枪尖。”

约翰·拉贝作为安全区主席，利用纳粹身份与日军周旋，尽全力阻挡日军闯入安全区施暴。他虽然他是一位忠实的纳粹主义者，但是当他回到德国后见证了帝国主义共同的“利益嘴脸”，在个人安危遭受纳粹威胁之时是被他救助的南京人民给予了他相互的帮助，在去世之前他将自己经历的南京大屠杀写成了《贝拉日记》：“我每天都在与日军的暴行抗争，安全区里挤满了逃难的平民，他们把这里当作唯一的求生之地，我不能丢下他们。即使面对日军的威胁与恐吓，我也要守住这片净土，保护这些无辜的生命。” 在拉贝等人的努力下，安全区最终庇护了约25万南京百姓，成为绝境中的避风港。

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在日本侵占南京之时，美国申请的庇护场地，她将校园改造成妇女儿童避难所，独自守护数千名女性免遭日军蹂躏。“魏特琳日夜守在校园门口，与闯入的日军对峙，用身体护住避难的妇女。她亲眼见证了太多惨绝人寰的瞬间。“有一次，魏特琳看到一个妇女被日本兵用刀砍中头部，头颅几乎被劈成两半，奄奄一息地倒在血泊中，气息微弱却还在痛苦挣扎，她立刻冲上前施救，尽全力保住这位妇女的性命。”当米粥耗尽时，她把自己的食物分给老人孩子，还不断安慰大家：‘你们中国人不用担心，日本一定会战败，中国不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