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47年4月26日，南京，雨花台。
叶在增站在刑场边上，看着那个叫谷寿夫的男人双腿发软，被人架着走向枪决的位置。
六年前，这个人是日军第六师团的中将师团长，率部攻入南京，亲手签署了“宿营扫荡”的命令——在日军字典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可以随意杀人、强奸、掠夺。
叶在增花了几个月时间，翻阅了上千份证词，面对过那些被刺刀挑开肚子的幸存者，也见过万人坑里层层叠叠、无法分辨面目的白骨。此刻他看着谷寿夫瘫软的样子，脑子里反复闪过一个念头：
原来恶魔也会害怕。
枪声响起。
叶在增合上手中的判决书，没有欢呼，只轻声说了一句：“这是三十万亡灵的声音。”
他转过身，望向南京城的方向。六年前的冬天，这座城经历了什么，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而现在，他终于可以对着那些再也无法开口的人说一句——
血债，我们用法律讨回来了。
起：1946，石头城下的来客
1946年2月的一个清晨，南京下关码头。
长江上雾气未散，一艘从重庆驶来的客轮缓缓靠岸。叶在增站在甲板上，裹紧了身上有些单薄的棉袍。他是江西人，在重庆待了八年，本以为已经习惯了湿冷，但南京的冬天还是让他打了个寒颤。
“叶推事，请这边走。”
码头上有人在喊他。叶在增提着简单的行李下了船，来接他的是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自称是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工作人员，姓周。
“叶推事一路辛苦，住处已经安排好了。”小周接过他的行李，边走边说，“石法官让我转告您，明天上午九点开会，地点在励志社。”
叶在增点点头，没有说话。他的眼睛一直看着码头外的街道。
这是他第一次来南京。
战前的南京是什么样子，他只在照片里见过——宽阔的中山大道，整齐的法桐，气派的国民政府大楼。但此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断壁残垣。
码头附近还算热闹，有商贩在叫卖，有黄包车夫在揽客。但再往里走，沿街的房屋很多只剩半面墙，窗户黑洞洞的，像一只只没有眼珠的眼眶。有些废墟上搭起了简易的窝棚，里面住着人，外面晾着破旧的衣裳。
“这都是日本人炸的？”叶在增问。
“炸的，烧的，都有。”小周的声音低了下来，“还有就是……进城以后放的。”
叶在增沉默了。
他当然知道“进城以后”意味着什么。1937年冬天，他才二十岁，在重庆的法院里当书记员。那几个月，每天都有从下江逃难来的人，带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骇人——南京陷落了，日本人杀人了，几十万人没了。
他当时不敢相信。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他才知道，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竟然都是真的。
现在，他站在这座城市里，亲眼看到了那些消息留下的痕迹。
励志社在黄埔路，是一栋三层楼的西式建筑，战前是国民党军官俱乐部，后来被日本人占过，现在成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叶在增被安排住在附近的一处招待所，条件简陋，但收拾得干净。
第二天上午九点，他准时来到励志社的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大部分穿着军装，也有几个穿中山装或长衫的。坐在长桌正中的，是一个五十来岁、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正是庭长石美瑜。
石美瑜是福建人，瘦削，目光锐利，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简单介绍了情况：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5年12月，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也就是那些犯下具体战争罪行，但没有达到甲级战犯级别的日本军人。法庭目前已经逮捕关押了一百多名战犯，但真正的重头戏，是接下来要审判的几个人。
“谷寿夫。”石美瑜念出这个名字时，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日本陆军中将，第六师团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他指挥的部队，是第一批攻入南京的，也是杀人最多、最残暴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这个案子，交给叶推事主办。”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叶在增。
叶在增没有躲避这些目光。他站起来，微微欠身：“感谢庭长信任。叶某必当竭尽全力。”
石美瑜点点头，脸上露出一点难得的笑意：“叶推事是江西司法官训练班的高材生，在重庆办过不少大案，我相信你能办好。不过……”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谷寿夫的案子，和我们以前办过的任何案子都不一样。时间过去八年了，证据难找，证人难寻，日本人那边也不会善罢甘休。你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叶在增说：“我知道。”
散会后，小周带他去档案室看材料。那是一间不大的屋子，靠墙摆着几排铁皮柜，柜子里塞满了文件。小周指了指靠窗的一张桌子：“这些是第一批，您先看着，不够我再去找。”
叶在增坐下来，翻开最上面那份卷宗。
卷宗的第一页，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日军将官服的中年男人，中等身材，留着小胡子，眼睛不大，但目光阴鸷。照片下面写着几个字：
谷寿夫，日本陆军中将，第六师团师团长。
叶在增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
他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无数次面对这张脸——在卷宗里，在庭审现场，在自己的梦里。他更不知道，为了把这个男人送上刑场，他需要穿越的，是一片尸山血海。
承：血证如山
调查工作从第二天就开始了。
石美瑜给叶在增配了一个调查组，一共五个人：小周做文书，另外三个是从陆军总部调来的军官，负责跑外勤和联络。叶在增的第一件事，是搞清楚谷寿夫和他的第六师团在南京到底干了什么。
日本军队的编制很复杂，但第六师团的名声，即便在日军内部也是臭名昭著的。这支部队绰号“熊本师团”，兵员主要来自日本九州熊本县——那个地方民风彪悍，出产的士兵以野蛮残暴著称。1937年12月，谷寿夫率部从杭州湾登陆，一路向北，是最早攻到南京城下的部队之一。
12月13日，南京陷落。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是这座城市的至暗时刻。
叶在增开始翻阅能找到的所有材料。最早的一份，是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日寇暴行纪略》，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纸已经发黄，但上面的内容让他的手微微发抖：
“日军入城后，即按户搜查，凡男子成群者，辄捆缚而去，用机关枪扫射。其有反抗者，则用刺刀刺死，或活埋。妇女则被轮奸，奸后复杀之，或割去乳房，或以刺刀贯穿下部……”
他合上小册子，深吸一口气，继续看下一份。
这是1938年2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发回国内的报道：
“南京陷落后，日军展开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在城南，我看到成百上千的尸体堆在秦淮河边，河水被染成红色。在下关，江面上漂浮的尸体密密麻麻，船都无法通过。一位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日军用机枪扫射两千多名俘虏……”
一份，两份，十份，二十份。
叶在增越看越慢，越看越沉默。
他见过死人。在重庆那几年，大轰炸后他从防空洞里出来，经常看到被炸碎的尸体。但那些死亡是瞬间的，是战争的一部分。而眼前这些文字描述的，是另一种东西——是屠杀，是虐杀，是纯粹以杀人为目的的行为。
他把这些材料按时间、地点、部队番号分类，逐渐理出一条线索：谷寿夫的第六师团，主要活动在南京城南一带——中华门、雨花台、夫子庙。而根据现有记录，那一带恰恰是屠杀最惨烈的地方。
但光有书面材料不够。法庭讲究证据，要定谷寿夫的罪，必须有证人，有具体的事实，有经得起质证的细节。
“去城南。”叶在增对小周说，“找活下来的人。”
1946年的南京城南，和战前完全是两个世界。
中华门附近，很多房子还是废墟。八年过去了，野草从瓦砾堆里长出来，比人还高。偶尔有几间重修过的屋子，门口坐着晒太阳的老人，眼神空洞。
调查组分成三路，挨家挨户敲门。一开始，很多人不愿开口。八年了，伤口结了痂，没人愿意再撕开。
但叶在增有办法。他不穿军装，只穿便服，说话和气，进门先问现在过得怎么样，日子好不好过。等对方稍微放下戒心，他才慢慢把话题引到八年前。
“那一年冬天，您还在南京吗？”
第一个开口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王，住在中华门外。她坐在门槛上，手里纳着鞋底，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叶在增，看着远处：
“在的。那时候我家男人在城里做生意，我在乡下带孩子。日本兵打过来，我带着两个孩子往城里跑，想着男人在城里，总有个照应。结果……”
她停了一下，手里的针也停了。
“结果我跑到中华门，日本兵已经进城了。他们堵着门，把男的都拉出来，用绳子捆成一串，押走了。我男人也在里头。我跪在地上磕头，求他们放人，一个日本兵用枪托砸我的头，把我砸晕了。等我醒过来，天都黑了，我男人他们早就不见了。”
“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找了三天，在雨花台那边找到的。一堆死人，他压在最下面，身上全是刺刀眼子。”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把他埋了，就在雨花台那边。这些年逢年过节，我去烧点纸。”
叶在增沉默了很久，才问：“您愿意出庭作证吗？”
老太太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他：“出庭？作证？啥意思？”
“就是把您刚才说的这些，在法庭上再说一遍。当着日本战犯的面说。”
老太太愣了一会儿，点点头：“行。反正我这辈子，也就剩这一件事了。”
那一个月，调查组走访了上百个幸存者。
有亲眼看着父母被刺刀捅死的孩子——当年是孩子，现在已经二十出头了。
有被日本兵抓去当“慰安妇”的女人——她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只说“叫李大嫂就行”。
有从万人坑里爬出来的男人——他的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那是刺刀留下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堆在一起，就是一部血书。
叶在增每天晚上回到住处，都要在院子里站很久。他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些面孔。
但调查才刚刚开始。
4月，调查组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南京城里有一个叫伍长德的老人，战前是红十字会的人。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参与掩埋过上万具尸体。
叶在增立刻去找他。
伍长德住在城南一条小巷子里，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但腰板挺直，说话利落。他把叶在增让进屋，给他倒了一碗水：
“叶推事，您来问南京的事，是吧？”
“是的。听说您当年参与过掩埋尸体？”
伍长德点点头，在凳子上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我那年是红十字会的人，我们负责收尸埋人。日本人不管，也不让埋，后来是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出面，才允许我们收尸。我们每天天亮出门，天黑回来，用板车拉，用麻袋装，拉到城外埋。”
他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
“最多的地方在江东门，那里有个大坑，是日本人挖的，他们杀了人就直接往里扔。我们去的时候，坑里已经堆满了，上面一层盖着薄薄的土，土下面全是人。我们继续往坑里埋，一层压一层。”
“您估计，总共埋了多少？”
伍长德睁开眼，看着叶在增：“光我经手的，就有上万。”
叶在增从包里拿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您能给我指指，哪些地方埋的人最多？”
伍长德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一会儿，伸出枯瘦的手指，在地图上点了几下：
“这里，中华门外，埋了八千多。这里，水西门外，一万多。这里，汉中门外，两万多。这里，下关，最多，三四万。”
他的手在发抖，但声音很稳。
叶在增一个一个记下来。
临走的时候，他问伍长德：“您愿意出庭作证吗？”
伍长德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巷子里的夕阳：
“我今年七十二了，活不了几年了。这些年，我每天晚上都梦见那些死人——他们没有埋好，没有入土为安，我老觉得他们在看着我。要是有个地方能让我把这事说出来，让害他们的人得到报应，我愿意。死了也愿意。”
调查进行了三个月。
到1946年6月，叶在增的卷宗已经堆满了半个档案室。他整理了1000多份证人证言，收集了200多件物证——包括日本兵留下的日记、照片、军刀，还有从万人坑里取出的头骨。
但这还不够。
日本人在东京的辩护律师已经放出话来：谷寿夫是军人，执行的是命令，战争中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质疑中国法庭的管辖权——战胜国审判战犯，在国际法上有没有依据？
叶在增知道，这是一场硬仗。法庭上的较量，不亚于战场上的厮杀。
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研究国际法，研究东京审判的进展，研究如何把证据组织得滴水不漏。
8月，石美瑜告诉他：谷寿夫已经从日本引渡回国，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你可以提审他了。
叶在增第一次见到谷寿夫，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
审讯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谷寿夫被两个宪兵押进来，穿着灰色囚服，戴着手铐。他比照片上瘦一些，头发也白了不少，但那双眼睛还是那样阴鸷。
叶在增示意宪兵解开手铐，请他坐下。
谷寿夫坐下，看了叶在增一眼，用日语问了一句话。旁边的翻译说：“他问，您是法官？”
叶在增说：“是。我姓叶，负责调查你的案子。”
翻译翻过去。谷寿夫点点头，没有说话。
叶在增翻开面前的卷宗：“谷寿夫，你是日本陆军第六师团师团长？”
“是。”
“1937年12月，你率部攻入南京？”
“是。”
“你的部队在南京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谷寿夫抬起头，看着叶在增，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的部队执行的是军事任务。战争中的行为，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叶在增放下卷宗，盯着他的眼睛：
“屠杀平民，是军事任务？”
“我们没有屠杀平民。”
“那这是什么？”
叶在增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
那是1937年12月17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百人斩超记录》。报道说，第六师团的两个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从上海到南京的路上进行“斩杀比赛”，一个杀了105人，一个杀了106人。
谷寿夫看了一眼照片，没有说话。
叶在增又抽出一张照片，推过去。
这是一张日军随军记者拍的照片，画面里是几个日本兵站在一堆尸体前，尸体没有头。
“这张照片，是你的部队在中华门外拍的。”
谷寿夫还是不说话。
叶在增一张接一张地推照片：
这张，是日军用刺刀挑着一个婴儿。
这张，是日军强奸妇女后，用刺刀捅进她的下体。
这张，是秦淮河边堆积如山的尸体。
最后一张，是一个老人跪在地上，一个日本兵站在他身后，举着军刀，正要砍下去。
“这个人，你认识吗？”叶在增指着那个日本兵。
谷寿夫看了一眼，终于开口：“我不认识。”
“他是你的部下。”
“第六师团有两万多人，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
叶在增把照片收回来，慢慢地说：“你可能不认识他，但你认识这张照片拍的地方——中华门。那是你的部队控制的区域。你认识这张照片拍的时间——1937年12月。那是你的部队在南京的时候。你认识照片里的事——杀一个跪着的老人。那是你的部队干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作为师团长，你负有指挥责任。你的部队干的每一件事，你都要负责。”
谷寿夫看着他，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但那波动只是一瞬间。很快，他又恢复了那种面无表情的样子：
“叶法官，我只是个军人。我服从命令，执行任务。战争结束了，我愿意接受战败的后果。但我没有罪。”
叶在增站起来，合上卷宗：
“有没有罪，法庭说了算。”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谷寿夫。
那个男人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叶在增突然想起雨花台那片废墟，想起伍长德老人颤抖的手指，想起那个跪在中华门前求饶的老人。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阳光刺眼。
转：法庭上的对决
1946年10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地点在南京朝天宫。这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战前是南京博物馆，战时被日军占为兵站。如今大殿正中摆着法官席，上面悬挂着青天白日徽，两边是证人席和被告席，后面是旁听席。
开审那天，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有记者，有市民，有死难者家属。很多人从外地赶来，就为了亲眼看看这些恶魔站在被告席上的样子。
第一被告：谷寿夫。
他被宪兵押进来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低声咒骂，有人站起来，被维持秩序的宪兵按回去。谷寿夫目不斜视，走到被告席，站定。
审判长石美瑜敲响法槌：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现在开庭。传被告谷寿夫。”
谷寿夫站起来，用日语回答：“到。”
接下来，是漫长的公诉过程。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指控谷寿夫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列举了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罪行——纵容部下屠杀平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破坏文化设施。
起诉书念了整整两个小时。
念完后，石美瑜问谷寿夫：“被告，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有什么要说的？”
谷寿夫通过翻译说：“我无罪。”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石美瑜再次敲响法槌：“肃静。请公诉方出示证据。”
叶在增站起来，走向证人席。
第一个证人，是伍长德。
老人穿着干净的灰色长衫，步履蹒跚地走上证人席。他站定后，向法官席鞠了一躬。
叶在增走到他面前：“伍老伯，请您向法庭陈述1937年12月您亲眼见到的情况。”
伍长德点点头，开始讲。
他讲自己怎么在红十字会收尸，怎么用板车拉尸体，怎么在江东门看到万人坑。他的声音不大，有些地方还有点含糊，但旁听席上没有人出声，所有人都静静地听。
讲到后来，老人的声音有点哽咽：
“那些尸体，有些没有头，有些没有手，有些是女人，下面还插着棍子。我把他们一个个抬上车，一个个埋到坑里。我埋了一辈子人，没见过那样的。”
叶在增等他平静下来，才问：“您能指认，这些事是谁干的吗？”
伍长德指向被告席：“日本人干的。”
“哪个日本人？”
“他，还有他的部队。”老人指着谷寿夫，“我打听过，那一片归他的部队管。不是他下的命令，谁敢那么干？”
谷寿夫的辩护律师立刻站起来：“反对。证人的说法纯属猜测，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下达过屠杀命令。”
叶在增平静地说：“请法庭记录反对意见。但我需要提醒辩护律师，按照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指挥官对其部队的行为负有责任。被告谷寿夫作为师团长，对部队的控制区内的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石美瑜点头：“反对无效。证人继续。”
伍长德之后，是一个接一个的幸存者。
那个王老太太来了。她在法庭上讲了丈夫被拉走、三天后在雨花台找到尸体的经过。讲完后，她突然转向谷寿夫，指着他说：
“你害死了我男人，害得我守了八年的寡。我今天来，就是要当着你的面，问你一句——你有没有良心？”
谷寿夫面无表情，没有说话。
旁听席上有人哭出声来。
李大嫂也来了。她没有讲自己的经历，只说了两句话：
“我叫李大嫂，1938年19岁。我不想说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来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干的事，我记得。南京城记得。中国记得。”
说完她就走下证人席，头也不回。
除了幸存者，叶在增还传唤了外国证人——约翰·拉贝的日记被当庭宣读，里面详细记录了日军暴行的日期、地点、人数。还有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在法庭上播放——那是1938年他在南京偷偷拍的，画面里是成堆的尸体、焚烧的房屋、哭泣的孩子。
影片播放的时候，法庭里鸦雀无声。连谷寿夫都抬起头，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
但他很快又低下头去。
庭审持续了二十多天。
谷寿夫的辩护律师很厉害，是日本请来的著名律师，专门研究国际法。他们在法庭上不断质疑中国法庭的管辖权，质疑证据的有效性，质疑证人的可信度。
他们问伍长德：“你埋了那么多人，有没有数过？”
伍长德说：“没数过，数不清。”
律师说：“那就是没有确切数字。法庭不能凭‘数不清’定罪。”
叶在增站起来：“请问辩护律师，如果你家门口堆了一堆尸体，你数不清，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尸体不存在？”
律师不说话了。
他们问王老太太：“你说你丈夫被日本兵拉走，你亲眼看见是哪个部队的？”
王老太太说：“我认不得字，我不知道哪个部队。”
律师说：“那你怎么证明是你第六师团干的？”
叶在增站起来：“请法庭注意，1937年12月13日至12月21日期间，南京城南地区完全由第六师团控制。在此期间该地区发生的所有暴行，第六师团均负有责任。这是军事常识，不需要证人辨认部队番号。”
石美瑜点头：“公诉方意见成立。”
交锋最激烈的一次，是关于谷寿夫是否直接下过屠杀令。
辩护律师拿出一份谷寿夫当年的日记，上面写着：“余严令部下，不得扰民，不得掠夺，不得杀伤无辜。”
律师说：“被告有明确的命令约束部队，部下违反命令，是个人行为，被告不应负责。”
叶在增要求传唤另一名证人。
这是一个叫小山的日本人，曾是第六师团的士兵，战后被俘，关在战犯管理所。他穿着囚服，被押上证人席。
叶在增问他：“小山，你在第六师团的时候，接到过谷寿夫师团长的命令吗？”
小山低头说：“接到过。”
“什么命令？”
“师团长说，南京城里的‘残兵’很多，要彻底扫荡。”
“‘扫荡’是什么意思？”
小山沉默了很久，才说：“就是……看到可疑的人，可以杀掉。”
“谁算可疑的人？”
“男人。年轻男人。”
“老人呢？孩子呢？女人呢？”
小山不说话了。
叶在增转向法官席：“这就是日本军队的‘命令’。他们嘴上说‘不得杀伤无辜’，但他们的‘扫荡’命令，就是允许任意杀戮。谷寿夫作为师团长，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命令会被部下怎样执行。”
辩护律师大声说：“这是曲解！被告的命令是合法的军事行动，部下滥杀无辜，是部下个人的问题！”
叶在增走到被告席前，看着谷寿夫的眼睛：
“谷寿夫，我问你一个问题——1937年12月17日，你进入南京城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路上的尸体？”
谷寿夫愣了一下，说：“看见了。”
“多不多？”
“多。”
“你有没有问你的部下，那些尸体是怎么回事？”
谷寿夫沉默了。
叶在增追问：“你有没有下令停止这种行为？”
谷寿夫还是不说话。
叶在增转向法庭，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一个师团长，进入一座城市，看到满街的尸体，却不过问，不制止，不追查。这就是他的‘严令部下不得扰民’。这样的‘严令’，和废纸有什么区别？”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辩护律师还想说什么，石美瑜敲响了法槌：
“本庭宣布，休庭十分钟。”
十分钟后，继续开庭。
最后一天，叶在增做了结案陈词。
他站在法庭中央，面向法官席，手里没有拿稿子。
“审判长，各位法官，二十多天来，我们听了八十多位证人的证词，看了几百件物证。这些证据告诉我们一个事实——1937年冬天，南京城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三十万平民和被俘军人，在短短六个星期内，死于日本军队的刀枪之下。”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旁听席，扫过被告席：
“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谷寿夫，不是这场浩劫的全部凶手，但他是最主要的凶手之一。他的第六师团，是第一批攻入南京的部队；他的部队控制的区域，是屠杀最惨烈的区域；他的部队留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罪行。”
“有人说，战争就是战争，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我想问——用刺刀捅死跪地求饶的老人，是打仗吗？用军刀砍下孩子的头，是打仗吗？把妇女强奸后割掉乳房，是打仗吗？”
“这些不是战争，是屠杀。这些不是军人，是屠夫。”
他转向谷寿夫，声音低沉但有力：
“谷寿夫说他是军人，服从命令，没有罪。那我请问——如果服从命令就可以屠杀平民，那德国纳粹在集中营的罪行，是不是也可以被原谅？如果战争就可以无法无天，那国际社会还要法律干什么？”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报复，不是泄愤，是主持公道，是彰显正义。三十万亡灵在看着我们，历史在看着我们。我们必须做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
他回到座位上，坐下。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1947年3月10日，宣判那天。
朝天宫大殿里挤满了人，连门口都站着。
石美瑜敲响法槌，全场肃静。他开始宣读判决书：
“被告谷寿夫，日本陆军中将，第六师团师团长……”
判决书念了整整一个小时，列举了谷寿夫的所有罪行。
最后，石美瑜顿了顿，抬起头，看着被告席：
“被告谷寿夫，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系南京大屠杀之重要共犯。罪行确凿，证据充分，依法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话音刚落，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哭声。
有人高喊：“杀得好！”“血债血偿！”
谷寿夫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出话来。
他的辩护律师当即表示要上诉。
但上诉被驳回了。
转：法庭上的对决
1946年10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地点在南京朝天宫。这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战前是南京博物馆，战时被日军占为兵站。如今大殿正中摆着法官席，上面悬挂着青天白日徽，两边是证人席和被告席，后面是旁听席。
开审那天，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有记者，有市民，有死难者家属。很多人从外地赶来，就为了亲眼看看这些恶魔站在被告席上的样子。
第一被告：谷寿夫。
他被宪兵押进来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低声咒骂，有人站起来，被维持秩序的宪兵按回去。谷寿夫目不斜视，走到被告席，站定。
审判长石美瑜敲响法槌：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现在开庭。传被告谷寿夫。”
谷寿夫站起来，用日语回答：“到。”
接下来，是漫长的公诉过程。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指控谷寿夫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列举了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罪行——纵容部下屠杀平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破坏文化设施。
起诉书念了整整两个小时。
念完后，石美瑜问谷寿夫：“被告，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有什么要说的？”
谷寿夫通过翻译说：“我无罪。”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石美瑜再次敲响法槌：“肃静。请公诉方出示证据。”
叶在增站起来，走向证人席。
第一个证人，是伍长德。
老人穿着干净的灰色长衫，步履蹒跚地走上证人席。他站定后，向法官席鞠了一躬。
叶在增走到他面前：“伍老伯，请您向法庭陈述1937年12月您亲眼见到的情况。”
伍长德点点头，开始讲。
他讲自己怎么在红十字会收尸，怎么用板车拉尸体，怎么在江东门看到万人坑。他的声音不大，有些地方还有点含糊，但旁听席上没有人出声，所有人都静静地听。
讲到后来，老人的声音有点哽咽：
“那些尸体，有些没有头，有些没有手，有些是女人，下面还插着棍子。我把他们一个个抬上车，一个个埋到坑里。我埋了一辈子人，没见过那样的。”
叶在增等他平静下来，才问：“您能指认，这些事是谁干的吗？”
伍长德指向被告席：“日本人干的。”
“哪个日本人？”
“他，还有他的部队。”老人指着谷寿夫，“我打听过，那一片归他的部队管。不是他下的命令，谁敢那么干？”
谷寿夫的辩护律师立刻站起来：“反对。证人的说法纯属猜测，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下达过屠杀命令。”
叶在增平静地说：“请法庭记录反对意见。但我需要提醒辩护律师，按照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指挥官对其部队的行为负有责任。被告谷寿夫作为师团长，对部队的控制区内的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石美瑜点头：“反对无效。证人继续。”
伍长德之后，是一个接一个的幸存者。
那个王老太太来了。她在法庭上讲了丈夫被拉走、三天后在雨花台找到尸体的经过。讲完后，她突然转向谷寿夫，指着他说：
“你害死了我男人，害得我守了八年的寡。我今天来，就是要当着你的面，问你一句——你有没有良心？”
谷寿夫面无表情，没有说话。
旁听席上有人哭出声来。
李大嫂也来了。她没有讲自己的经历，只说了两句话：
“我叫李大嫂，1938年19岁。我不想说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来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干的事，我记得。南京城记得。中国记得。”
说完她就走下证人席，头也不回。
除了幸存者，叶在增还传唤了外国证人——约翰·拉贝的日记被当庭宣读，里面详细记录了日军暴行的日期、地点、人数。还有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在法庭上播放——那是1938年他在南京偷偷拍的，画面里是成堆的尸体、焚烧的房屋、哭泣的孩子。
影片播放的时候，法庭里鸦雀无声。连谷寿夫都抬起头，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
但他很快又低下头去。
庭审持续了二十多天。
谷寿夫的辩护律师很厉害，是日本请来的著名律师，专门研究国际法。他们在法庭上不断质疑中国法庭的管辖权，质疑证据的有效性，质疑证人的可信度。
他们问伍长德：“你埋了那么多人，有没有数过？”
伍长德说：“没数过，数不清。”
律师说：“那就是没有确切数字。法庭不能凭‘数不清’定罪。”
叶在增站起来：“请问辩护律师，如果你家门口堆了一堆尸体，你数不清，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尸体不存在？”
律师不说话了。
他们问王老太太：“你说你丈夫被日本兵拉走，你亲眼看见是哪个部队的？”
王老太太说：“我认不得字，我不知道哪个部队。”
律师说：“那你怎么证明是你第六师团干的？”
叶在增站起来：“请法庭注意，1937年12月13日至12月21日期间，南京城南地区完全由第六师团控制。在此期间该地区发生的所有暴行，第六师团均负有责任。这是军事常识，不需要证人辨认部队番号。”
石美瑜点头：“公诉方意见成立。”
交锋最激烈的一次，是关于谷寿夫是否直接下过屠杀令。
辩护律师拿出一份谷寿夫当年的日记，上面写着：“余严令部下，不得扰民，不得掠夺，不得杀伤无辜。”
律师说：“被告有明确的命令约束部队，部下违反命令，是个人行为，被告不应负责。”
叶在增要求传唤另一名证人。
这是一个叫小山的日本人，曾是第六师团的士兵，战后被俘，关在战犯管理所。他穿着囚服，被押上证人席。
叶在增问他：“小山，你在第六师团的时候，接到过谷寿夫师团长的命令吗？”
小山低头说：“接到过。”
“什么命令？”
“师团长说，南京城里的‘残兵’很多，要彻底扫荡。”
“‘扫荡’是什么意思？”
小山沉默了很久，才说：“就是……看到可疑的人，可以杀掉。”
“谁算可疑的人？”
“男人。年轻男人。”
“老人呢？孩子呢？女人呢？”
小山不说话了。
叶在增转向法官席：“这就是日本军队的‘命令’。他们嘴上说‘不得杀伤无辜’，但他们的‘扫荡’命令，就是允许任意杀戮。谷寿夫作为师团长，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命令会被部下怎样执行。”
辩护律师大声说：“这是曲解！被告的命令是合法的军事行动，部下滥杀无辜，是部下个人的问题！”
叶在增走到被告席前，看着谷寿夫的眼睛：
“谷寿夫，我问你一个问题——1937年12月17日，你进入南京城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路上的尸体？”
谷寿夫愣了一下，说：“看见了。”
“多不多？”
“多。”
“你有没有问你的部下，那些尸体是怎么回事？”
谷寿夫沉默了。
叶在增追问：“你有没有下令停止这种行为？”
谷寿夫还是不说话。
叶在增转向法庭，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一个师团长，进入一座城市，看到满街的尸体，却不过问，不制止，不追查。这就是他的‘严令部下不得扰民’。这样的‘严令’，和废纸有什么区别？”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辩护律师还想说什么，石美瑜敲响了法槌：
“本庭宣布，休庭十分钟。”
十分钟后，继续开庭。
最后一天，叶在增做了结案陈词。
他站在法庭中央，面向法官席，手里没有拿稿子。
“审判长，各位法官，二十多天来，我们听了八十多位证人的证词，看了几百件物证。这些证据告诉我们一个事实——1937年冬天，南京城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三十万平民和被俘军人，在短短六个星期内，死于日本军队的刀枪之下。”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旁听席，扫过被告席：
“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谷寿夫，不是这场浩劫的全部凶手，但他是最主要的凶手之一。他的第六师团，是第一批攻入南京的部队；他的部队控制的区域，是屠杀最惨烈的区域；他的部队留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罪行。”
“有人说，战争就是战争，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我想问——用刺刀捅死跪地求饶的老人，是打仗吗？用军刀砍下孩子的头，是打仗吗？把妇女强奸后割掉乳房，是打仗吗？”
“这些不是战争，是屠杀。这些不是军人，是屠夫。”
他转向谷寿夫，声音低沉但有力：
“谷寿夫说他是军人，服从命令，没有罪。那我请问——如果服从命令就可以屠杀平民，那德国纳粹在集中营的罪行，是不是也可以被原谅？如果战争就可以无法无天，那国际社会还要法律干什么？”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报复，不是泄愤，是主持公道，是彰显正义。三十万亡灵在看着我们，历史在看着我们。我们必须做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
他回到座位上，坐下。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1947年3月10日，宣判那天。
朝天宫大殿里挤满了人，连门口都站着。
石美瑜敲响法槌，全场肃静。他开始宣读判决书：
“被告谷寿夫，日本陆军中将，第六师团师团长……”
判决书念了整整一个小时，列举了谷寿夫的所有罪行。
最后，石美瑜顿了顿，抬起头，看着被告席：
“被告谷寿夫，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系南京大屠杀之重要共犯。罪行确凿，证据充分，依法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话音刚落，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哭声。
有人高喊：“杀得好！”“血债血偿！”
谷寿夫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出话来。
他的辩护律师当即表示要上诉。
但上诉被驳回了。
合：雨花台
1947年4月26日。
南京的春天来得早，雨花台的桃花已经开了。
叶在增站在刑场边上。他不是必须来的，但他想来。
谷寿夫被两个宪兵从车上架下来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在法庭上的镇定。他双腿发软，走不动路，几乎是被拖着往前走。
有人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去，手抖得点不着。
有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摇摇头。
枪决执行前，他朝着东方——日本的方向——鞠了一躬。
然后他被架到指定的位置，跪在地上。
枪声响起。
叶在增看着那个身影倒下，看着血从身下渗出来，染红了春天的土地。
他合上手里的判决书。
这几个月，他无数次想象过这一刻。他以为会有快意，会有解脱，会有替三十万人出了口恶气的感觉。
但当这一刻真的到来，他发现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
只有累。
他转过身，看见远处站着一个老太太，穿着黑色的衣服，头上扎着白布。是那个王老太太。
她站在那里，看着刑场的方向，一动不动。
叶在增走过去，站在她身边。
老太太没有看他，只是轻声说：“我男人埋在那边。”
她指了指雨花台的方向。
“八年前，我埋他的时候，我就说，总有一天，害他的人要偿命。我等到今天了。”
叶在增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陪着老太太站了一会儿。
风吹过来，带着桃花的香气。
很多年后，叶在增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有记者采访他，问起当年审判谷寿夫的事。
他沉默了很久，才说：
“那一枪，不是结束。三十万人，一枪怎么够？”
“但那一枪，是一个开始。它告诉所有人——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中国人的命，也是命。”
记者问他，这一生办过那么多案子，哪一个印象最深。
他想了想，说：
“谷寿夫的案子，我办了一年。但那些人的面孔，我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个在中华门外跪着求饶的老人，那个被刺刀挑开肚子的孩子，那个从万人坑里爬出来的男人……他们在我脑子里，一直都在。”
“我后来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我在法庭上，对面坐着的不是谷寿夫，是无数张我看不清的脸。他们不说话，就看着我。我知道他们是谁——是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他们看着我，是想问一句：我们的公道，讨回来了吗？”
叶在增顿了顿，看着窗外：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1987年，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
叶在增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他站在纪念馆的哭墙前，看着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那是已经查证的三千多个遇难者的名字。还有二十九万多个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叫什么，从哪里来，长什么样。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问他：“叶爷爷，您是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官，您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怎么做？”
叶在增看着这个年轻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
“记住。”
“记住什么？”
“记住三十万这个数字。记住南京这座城。记住那些人是怎么死的。然后，好好活着。替他们活着。”
年轻人点点头。
叶在增转身，慢慢走向纪念馆门口。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哭墙。
阳光下，那些名字静静地刻在黑色的石头上。
他在心里说了一句话，和四十年前在雨花台说的那句一样：
“这是三十万亡灵的声音。”
【尾声】
2003年，叶在增在江西九江逝世，享年86岁。
临终前，他对守在床前的子女说了一句话：
“我这一生，最对得起的人，是南京那些遇难的同胞。我没有辜负他们。”
他的骨灰，一半留在江西老家，一半撒在了南京雨花台。
那里有桃花，有春风，有三十万亡灵。
【作者注】
本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创作。叶在增确有其人，1917年出生于江西九江，1946年任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法官，主办谷寿夫案。1949年后留在大陆，长期在九江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谷寿夫案是中国第一次对侵略者进行公开、公正的国际法审判，开创了中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民族尊严的先河。
主要参考资料：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东京审判与国际法》
《审判战犯纪实》
叶在增生前访谈记录
南京市档案馆藏审判战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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