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昭|南京下放户的难忘岁月

南京下放户的难忘岁月

黄以昭

1970年，我的父母带着还在读初中的我，“光荣”地被批准全家下放到苏北泗洪龙集陈庄。陈庄十年，往事悠悠，不堪回味，但总有一些难忘的事不时萦绕在心头。

一、一双旧棉鞋

具体那一年，不记得了，好像是71或72年的冬季，寒风凛冽，一天大队部来通知，让我去大队领救济。“领救济，下放户也有份？”来不及细问，我急忙穿着已经很破的旧棉袄往大队部跑去。

大队部的人分给我几件旧衣服，我抱着回家，到家打开一看，有惊喜，里面竟然有一双旧棉鞋，六七成新。那是一双灯芯绒面系带女棉鞋，不是很旧，感觉主人没有穿很久，就捐献了，难得的是，刚好是36码，我穿着不大不小，太惊喜了。

因为贫困和经常下田劳作，当地的农民平时很少穿着一双周正的鞋子，除了相亲、赶集穿上一双稍像样的鞋子，基本上就撒拉着一双破鞋，甚至有贫穷的农户有事时还向别人借鞋穿，当然大小队干部除外。

冬天就更不要说了。有能力的人家会用少量麻绳加芦苇花拧线编一双毛窝子。毛窝子底下要钉两块木头，一来是防水，二来防滑。毛窝子里面衬有厚实的芦苇花，所以暖和。下放到农村后，从城里带来的鞋子不是穿坏就是已经不合脚了，家中又无闲钱为我添置新的鞋子，我突然从天而降得到一双合脚漂亮的棉鞋，心中的欣喜满满的。我在心里一次次对南京的方向默默念叨着感谢鞋子主人话，一次又一次。

因为这双鞋子，我回城后，一直喜欢穿二手旧衣服，女儿出生，单位同事给旧衣服来者不拒。我也会把不破不坏的旧衣服送给需要的人。只要他不嫌弃。

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至今，女儿受我影响，也把外孙女，外孙他们的衣服，练功服，玩具等或送亲朋，或挂二手市场平台。曾经和女儿聊过这个话题，我说：“也卖不了几块钱，还要忙半天，何苦呢”？女儿回答的出乎意外：“不为钱，为了环保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 

二、我用哭声告诉你

下放到苏北农村已三年多了，我家与南京似乎已经隔绝了。由于下放户不断上访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我记得是秋天的某一天，那天有一点点冷。我和妈妈在家，爸爸那天他不在家。只见一个穿着春秋蓝黑色中山装、个子高高、瘦瘦的，戴了一副眼镜干部模样的人，一步跨进我家茅草屋。没有大小队干部陪同，他直接找到我们家，自我介绍说，他是省里派来走访南京下放户的，问问我们的情况。

听说是南京来的省里干部，我和妈妈傻傻愣了约一秒，如同遇到久没见面的亲人一样，顿时号啕大哭，一句话讲不出来，这是自下放以来我和妈妈第一次放声大哭。

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见过妈妈这样大声哭过，自下放后妈妈都是半夜不眠，披衣饮泣。后来我才知道妈妈是担心她和爸爸蹬腿后，留下唯一的女儿在这个穷乡僻壤怎么活啊。

大约哭了二十多分钟，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是对着他一直哭，一直哭。而这位省里面下来的干部也没说话，一面环顾着茅草屋里几件破旧的家具和杂乱堆放的农具，一面看着我们哭，看着我们哭。那个场景我到现在都忘不掉。我们就被他那一句话一下子破防了，哭得昏天黑地，哭的是涕泪滂沱。

自始至终那位干部一句话都没有说，眼镜后面似乎有些湿润，手足无措地望着我、望着我的妈妈、望着毫无生气我家的茅屋。我们几乎忘掉了城里人待客起码的礼节，让座，倒水。那一刻，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我和妈妈只有眼泪鼻涕如决堤洪水泛滥成灾，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哭、哭、哭。不是那种压抑的抽泣地哭，不是那种失去亲人的凄惨的啼，而是放声大嚎，放大声的嚎，嚎声中有说不出的……（青天啊，救救我救救我们，救救我的未成年女儿啊）悲切难诉。

那位干部见我们母女俩这样鸣冤似的大哭不止，他没有安慰劝说，也无法与我们交谈，他只是默默的陪着，看着我们嚎啕大哭，没有再说一句话。哭嚎声弥漫在空间的每一寸角落。

我们哭声慢慢停了下来，缓缓一口气，抽抽鼻子，他也慢慢转身向门外不声不响的走了。没有来时的急切匆忙，脚步慢而沉重。

那哭声中的恐惧，无助，委屈，求救，一声声，长呼短嚎，他装进口袋带走了

一个陌生人，一句“我是省里派来走访下放户的”，就让我们母子俩对着他嚎啕大哭二十多分钟。这哭不是脆弱，是长久以来压在心底的委屈、恐惧、无助，在突然感受到一丝被“看见”的可能时决堤了。

哭了二十分钟，他一句话没说，就那么看着——他没有劝慰，也没有半句询问而是沉默地承受了那二十分钟决堤的悲伤泪水。这种沉默，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其实是一种很深的尊重。其实，这放声哭嚎，我想，他听的懂。

闭上眼睛，黑色的眼镜，高瘦的身影，灰暗的中山装，影像再现，一切如同昨天，这份尊重理解的光亮我揣在心里五十多年。

三、春风又绿江南岸

下放泗洪十年，霉山芋干吃了十年。十年后还能喘着气已属不易，苦哈哈的日子有时也会现点点光亮。

1973年，林彪事件突发，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榜上钉钉接班人突然叛逃，最后结果是飞机摔落蒙古温度尔汗抛尸荒野。

消息传来，老百姓一度蒙圈。林大人军功赫赫，紧跟伟人发明了“四个伟大”，昨天红的发紫，今天黑的发臭。正所谓昨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林大人连阶下囚都无缘享受，直接升级荒野骨了。

古话说的好，有一荣必有一辱，有一辱必有一荣。荣辱轮回。

扯远了，也不算远，交代一下时代背景。

那一年，我幸运被推荐上了龙集中学高中（那年月上大学都不用考，全靠小队，大队，公社三级推荐，高中更简单，小队，大队推荐就可以。）

我的父亲黄立强和母亲性格相反，我母亲观察多，言语少，心事重，而我父亲常喜欢去找同频的人去发泄心中的不满。人常说，言多必失，父亲就是这么个人，不管不顾，言语中多少有不满的情绪。下放后我小小年纪和母亲一样如同惊弓之鸟，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错走一步路。在老农民眼里，我们是异类，经常承受他们鄙视和怜悯的目光。

每逢看到父亲和别人夸夸其谈，我总要冲到他对面用眼睛瞪他警告他，不要因为言多必失惹祸上身。已经下放了，作为下放户子女已经前途无望，你难道还要图一时嘴巴痛快，被人抓住了把柄批斗游街示众吗？这些语言我无法咆哮出口，只用与我年纪性别不相称的穷凶极恶的眼神警告父亲。

但是，那一次我错了。我父亲懂一些照相技能，凭着这一手也常常混几个零花钱，但当时农民那有闲钱花在照相上，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父亲就经常和龙集供销社的陈主任搭讪、套近乎。我很反感我父亲与陈主任讲的太多、走的太近：“人家吃的是公家饭，与你下放户有什么共同语言。”可是不久，父亲兴冲冲回来告知我和我母亲：陈主任推荐他他到乌里江农场养蜜蜂专业队工作，这样每月最起码有些收入了。原来我父亲在与陈主任交往中曾建议供销社能组织一些人养蜂采蜜、增加收入。陈主任对我爸的建议很是看好，但由于龙集供销社条件不成熟，刚好泗洪乌里江农场养蜂队缺人，就推荐稍懂些养蜂知识的我父亲去了乌里江农场养蜂队。

养蜂队全国各地追花放蜂采蜜，很是辛苦，但每月有30元的收入。我爸在外省吃俭用，每两个月都寄30元给家里。为防止生产队里有人眼红和截留，每次都把钱寄到我读书的龙集中学。对外就说我父亲出门找亲戚借的钱。

我爸刚去乌里江农场的时候，我妈妈托人带了自己家腌的一包萝卜干。带的人到农场一声喊：“老黄你家带萝卜干给你了？”谁知话音刚落，一包萝卜干就被听到的农场农工一抢而空。我爸出来只看见一张包萝卜干的纸在空中飘呀飘。

那一年我们家总算缓了口气。年底冬季万物凋零，父亲回来过年了，临近年三十，陈庄的乡亲们跑来请父亲写春联。父亲给好几家写完后，突然问我：“以昭，我们家写个什么春联呢”？我沉默了一会，想起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是啊？何时照我还？何时照我还？？不敢想，不敢想……

父亲说：“上联就用春风又绿江南岸吧，如何？你说下联”，我脱口而出：“今朝始觉艳阳天”。父亲若有所思的重复了一遍：“今朝始觉艳阳天，好！”父亲裁好纸，挥毫写下这副不同寻常的对联。我和妈妈紧忙打浆糊贴上大门。

遗憾的是没有横批。

那是我和父亲唯一的一次合作春联。

“春风又绿江南岸，今朝始觉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