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回顾

1973 年南京碎尸抛尸案始末(1/4)：盛夏浮尸

1973年盛夏，南京城里出现一连串女性尸块，南北跨城抛尸，手段极其残忍。老公安朱南临危受命，从麻绳、棉絮等物证锁定凶手应为本地体力劳动者，且有独立住所，全城拉网排查随即展开。但是死者的身份一直是个谜，秦淮区房管所木工周文燕由于与失踪女工陈玉兰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自己暴躁的性格，再加上他母亲（染工）、哥哥（理发学徒）特殊的三职业组合，悄悄进入了警方的视野。因为抛尸的时间和陈玉兰失踪的时间不一致，所以线索一度中断。

时间：1973年6月21日-11月初

全城大排查，在连续不断的梅雨中全面展开。

1973年6月的南京，天像漏了一样，滂沱大雨下了停，停了下，空气里永远裹着湿冷的霉味。公安局会议室的黑板上，白色的粉笔数字每天都在更新，红笔的标记越画越密。

累计发动群众85万人，召开居民动员会1.1万场次，走访了10.2万户居民……

全市23万适龄女青年中排查出154名暂时失联者，已经排除了132人，还有22人在逐个进行核实……

朱南的红眼圈一天比一天深。他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累了就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眯着二十分钟，醒了又继续看排查报告。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装满烟头的烟灰缸，高得像座小山；全市地图铺在桌子上，用红蓝铅笔标出的记号密密麻麻地覆盖了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剩下22人，主要看其中4人。朱南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失踪已经半个月了，没有出过门的记录，亲人也联系不上。”另外，通知各派出所，把最近三个月所有报失踪的卷宗全部调出来，一页一页重新过一遍。”

门响了。痕检科副科长许永持进来，四十多岁，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玻璃载玻片，走起路来都是急匆匆的。

”朱科长，李军代表，有新发现。许永持将载玻片放在显微镜下后，在包尸块中的棉絮里除了之前的紫药水瓶盖碎片外，又筛出了一个。”

朱南凑过去，显微镜的视野里，是一小块黄豆大小的红色布片，边缘有明显的烧灼痕迹。

“这是什么东西？”李军代表问。

“像是从衣服上剪下来的边角料，边缘用火烧过，防止脱线。”许永持推了推眼镜，“红布是的确良料子，1973年的南京，年轻姑娘穿正红的确良衬衫的不多，很容易追踪。”

朱南直起身，立刻下了命令：“查一下全市所有百货商店、布店，最近一个月，谁买过正红的确良布料。还有全市的染坊、染织厂，有没有人把白衬衫染成红色，或者把红衬衫改染成深色。”

命令传达出去之后，就像石沉大海一样。1973年的时候买布要靠布票，大多数商店的销售记录不完整，私人染坊遍布南京城各处，根本无法统计。

侦查工作，第一次陷入了彻底的僵局。

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一条看似完美无缺的线索却突然出现。

6月18日，建康路派出所。

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扶着门框走进来，手里攥着一个手绢，一看见穿警服的民警，眼泪就掉了下来：“同志，我孙女……我孙女可能出事了。”

接待的民警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扶着她坐下说：“老人家，您慢慢说，别着急，”

“我孙女叫孙小萍，十九岁，在纺织厂上班，6月5号晚上说去同事家玩，一宿没回，到现在都没影子，”老太太抹着眼泪，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她爸去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街上都在说那个碎尸案……我这心，天天悬着……”

民警的手停顿了一下，然后问：“您孙女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吗？”像有没有疤痕，有没有胎记，牙齿是不是不整齐？

“有！”老太太急切地指着自己右上臂，“她右胳膊上有块鸡蛋大小的黑痣，从小就这样，”老太太的上门牙有点龅，和她父亲一样。

民警马上站起来拿起了电话打给了专案组。

消息传到专案组，众人精神一振，年龄吻合，核心特征吻合，失踪时间也与案发时间相差无几，而且，孙小萍的父亲孙大富是街道上出了名的“刺头”，偷鸡摸狗、赌博打架，两进拘留所，有暴力犯罪前科。

朱南亲自带队，去了孙小萍家。

那是建康路边上的一间老平房，黑咕隆咚的，一开门就有一股霉味加烟味扑面而来，孙大富正蹲在门坎上抽烟，看到警察来了以后，眼神马上就不对劲地躲闪起来，慌慌张张地把烟掐灭了。

“孙小萍是你女儿？”朱南问。

“嗯，” 孙大富低着头，闷声应了句。

“她什么时候不见的？”

“6月5号晚上，”孙大富的声音很干，“她说去小姐妹家玩，一宿没回，我第二天去找，人家说她根本没去过，”

朱南推门进屋，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瘸腿的桌子，墙上的报纸都泛黄了，但是靠近床头的一面墙，有一小块地方明显是新糊的，上面的石灰还没有干透，和其他的老墙皮不太一样。

“这墙怎么搞的？”朱南手指着那面新糊起来的墙，问。

孙大富的手一抖，连忙说“哦，之前下雨漏雨，墙皮掉下来了，我前几天补的，”

朱南走过来，用指甲轻轻抠了抠新糊的石灰，很厚，好像是有意要遮住什么。

“刮开看看，”他对身后的侦查员说。

一层层的刮开石灰，露出里面红色的砖块，墙面上一尘不染，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侦查员拿放大镜，在砖缝里找，发现了几处暗褐色的小斑点。

取样，立刻带回局里化验。

等待化验结果的两天里，整个专案组都紧张起来。如果孙大富真的是凶手的话，这个轰动全城的案子就破了。

但是当化验报告出来的时候，大家全都愣住了：砖缝里那些斑点不是人的血，而是老鼠血。

同一时间，另一组侦查员传来了消息：他们找到了孙小萍口中的那个“小姐妹”。对方支支吾吾了半天，终于承认，孙小萍不是失踪了，是跟一个跑长途运输的司机，私奔去了广州。

“她说她爸天天打她，在家待不下去了，跟那个司机处了半年，早就想走了。”小姐妹低着头说，“临走前跟我说，等安顿好了，就给家里写信。”

朱南亲自审问了孙大富。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在审讯室里嚎啕大哭，说自己确实打了女儿，不同意她跟那个司机处对象，女儿跑了之后，他觉得丢人，不敢说女儿私奔了，才谎称失踪。墙上的石灰，也确实是补漏雨的墙皮，没有别的。

线索，彻底断了。

专案组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朱南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地图坐了整整一下午。窗外的雨还在下，已经是6月下旬，距离案发过去了半个多月，他们连死者是谁，都还没确定。上面一天三个电话催问进展，周总理的批示，像一块巨石，压在专案组每个人的心上。

就在这个时候，南京高频钢管厂的保卫科长老刘，又一次跑到了建康路派出所。

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陈玉兰的失踪案，越想越不对劲，哪怕时间对不上，特征也太吻合了。可他到了派出所一问才知道，他半个月前报的那份失踪记录，被内勤压在了一堆排查名单里，根本没往上报。

老刘当场就发了火，逼着内勤把陈玉兰的报案记录，立刻送到了市公安局专案组。

陈玉兰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朱南和专案组的视线。

章明义立刻带人，去了陈玉兰家。她的母亲王秀英，看见警察上门，眼泪瞬间就下来了，哭得眼睛肿成了核桃：“同志，你们是不是有我女儿的消息了？她到底去哪了？”

“大姐，我们就是来了解情况的。”章明义轻声安抚，“您女儿陈玉兰，是6月7号上午出门的，对吗？具体是几点，您还记得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王秀英哽咽着说：“那天上午十点多，她吃完早饭，说之前买的毛线不够了，要去新街口百货商店配个颜色，骑自行车走的，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她有什么特征，您再跟我们仔细说一遍，”

“她鼻子右边有颗芝麻大的小痣，头后面脑袋那儿，有个两厘米左右的疤，五岁的时候从床上摔下来磕的，”王秀英比划着，“牙齿有点不齐，上门牙稍微往前突一点，不仔细看不太明显，”

章明义的心跳声“咚咚”地响起来，每一个特征都与死者相符，但章明义还是镇定下来，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她在失踪之前，是留的长发还是短发？”

“长发！留了好几年的头发，平时都是扎两个大辫子，有时候也会把头发盘起来”，王秀英边说边从抽屉里翻出一叠照片，“你看，这是她去年在玄武湖拍的照片，这是她在厂里参加运动会的照片，都是长辫子，”

章明义拿起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笑得很开心，两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在胸前，眉眼很清秀。

他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法医鉴定上写着，死者头发是齐耳短发，头发长度不到10厘米，长度完全不一样。

回到局里，章明义把事情告诉专案组，朱南拿着陈玉兰的照片看了很久，眉头皱得紧紧的：“年龄，身高，体型，龅牙，枕骨疤痕，鼻梁上的痣，所有的特征都对上了，就是头发长短不对劲，”

“会不会是死后被凶手剪掉了？”有人提出了疑问。

“有可能。”朱南皱着眉，“但为什么？如果是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为什么不把脸彻底毁掉，反而只剪头发？”

讨论没有结果。更关键的是，那个绕不开的时间矛盾，依然横在所有人面前。

专案组找到小火瓦巷公厕的清洁工老周。老周拍着胸脯说：“我绝对没有记错！6月7日上午10点左右，我在打扫厕所的时候发现了那包东西，就放在男厕第三个坑位旁边，用棉絮包着。”每天早上九点半开始打扫卫生，十点之前可以到达男厕所，从来没有错过！”

他还拿出了环卫所的交接班记录本，上面确实写着6月7日，小火瓦巷公厕，正常打扫。

而陈玉兰的母亲王秀英，明确说女儿是6月7日上午十点多，才从家里出门的。

如果老周说的是真的，那尸块出现在厕所的时间，比陈玉兰出门的时间还要早。死者，绝对不可能是陈玉兰。

陈玉兰的线索，第一次被排除了。

但朱南没有完全放弃。他派了一组侦查员，去陈玉兰的单位、朋友、邻居那里，做全面的外围调查。

调查结果，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陈玉兰，二十一岁，南京高频钢管厂二级徒工，每月工资28元。长相清秀，性格活泼，在厂里人缘很好，但感情经历，远比警方想象的复杂。

“她前后处过四个对象。”厂里和陈玉兰关系最好的小姐妹，悄悄跟侦查员说，“第一个是高中同学，处了半年分了。第二个是别的厂的青工，处了三个月。第三个就是去年处的，叫周文燕，秦淮区房管所的木工，处的时间最长，有八九个月，今年春天分的手。现在正处的第四个，是我们厂机修车间的。”

“为什么和周文燕分手？”侦查员问。

小姐妹撇了撇嘴：“周文燕那个人，脾气太暴了，控制欲还强。玉兰跟男同事多说两句话，他都要盘问半天，还跑到厂里来闹过，骂玉兰不守本分。后来玉兰实在受不了，就提了分手。周文燕不肯，一直纠缠，还说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他什么时候说的这话？”

“四月底，分手的时候。”小姐妹想了想，又补充道，“对了，6月初那几天，玉兰还跟我说，周文燕又堵了她好几次，说要跟她最后谈一次，把话说清楚。玉兰有点怕，不想去，但周文燕天天堵在她家门口，没办法，她答应了6月7号上午见面。”

侦查员的神经瞬间绷紧了：“6月7号？你确定？”

“确定！”小姐妹点头，“玉兰前一天晚上还跟我说，谈完这一次，就彻底了断，再也不跟他来往了。”

周文燕的名字，第一次被郑重地写进了侦查卷宗里。

另一组侦查员，立刻去了秦淮区房管所，核实周文燕的情况。他确实是所里的木工，手艺不错，但脾气出了名的暴躁，跟同事因为一点小事，就动过斧头，所里的人都有点怕他。

“6月7号那天，周文燕在毛家苑一户人家修门窗。”工组长跟侦查员说，“上午九点多，有个小伙子来找他，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就跟东家说家里有急事，工具都没收，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他第二天来上班了吗？”

“没有。”工组长摇摇头，“他后来补了假条，请了三天假，说是家里老人生病了。但我后来听人说，他那几天根本没在家照顾老人，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疑点，越来越多。

朱南认为应该正面接触周文燕。

7月2日下午，周文燕被请到了建康路派出所。他穿着蓝色的工装，袖子卷到肘部，露出结实的小臂，手上有常年做木工留下的厚茧。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总是飘忽，不敢跟侦查员对视。

“6月7号上午，你在哪里？”侦查员开门见山。

“在毛家苑干活的时候给人们修理门窗。”周文燕回答得很流利，似乎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

“上午九点多，谁来找你？”

“一个朋友，说我妈突然头晕，让我赶紧回去看看。”

“你回去了？”

“回去了。”周文燕点头，“但我妈说没事，就是低血糖，喝了红糖水就好了。我歇了一会儿，就回工地了，下午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

“有人能证明吗？”

“东家可以证明，我下午回去的时候，他还在院子里乘凉。”

侦查员事后去核实，东家确实说，周文燕下午两点多回到了工地，一直干到天黑。

时间线看似完美，没有任何破绽。

但朱南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周文燕在回答问题之前，总会不自觉地用右手食指，轻轻敲击桌面。这是人在高度紧张时，才会有的下意识动作。更重要的是，当侦查员提到“陈玉兰”这三个字的时候，他敲击桌面的手指，瞬间停住了，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你和陈玉兰，还有联系吗？”侦查员问。

“早就没联系了。”周文燕的声音一下子冷了下来，“她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我不稀罕。”

“听说你四月底，去她厂里闹过？”

“谁说的？”周文燕突然抬起头来，眼神中掠过一抹凶狠，“我就是去问她为什么好好的要分手，行不行？”

两个小时的谈话，周文燕滴水不漏，没有留下把柄。

离开派出所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周文燕骑上自行车，飞快地钻进了巷子深处。两名侦查员远远地跟着，看着他骑进了秤砣巷六号，关上了那扇厚重的木门。

侦查员在巷口蹲守了整整一夜。凌晨四点多，天还没亮，周家后院的厢房，突然亮了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纸，隐约能看到两个人影在晃动，像是在搬什么沉重的东西。但距离太远，窗户又糊着纸，根本看不清楚。

第二天，侦查员把情况汇报给了朱南。

“周文燕的嫌疑很大，但我们现在没有直接证据。”章明义说，“而且陈玉兰的线索，因为时间和头发的问题，还是没法完全对上，基本被排除了。”

朱南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渐渐放晴的天空。梅雨季快要过去了，南京城迎来了久违的太阳，但案子的迷雾，却越来越浓，看不到一点光亮。

“头发……”他忽然开口，像是自言自语，“死者的头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奇怪？”章明义愣了一下。

“法医的鉴定报告里说，死者头发长度齐耳，发梢整齐，像是理发店剪的。”朱南转过身，眼神亮了起来，“但一个被杀人分尸、凶手要刻意掩盖身份的受害者，凶手为什么要给她剪头发？还剪得这么‘整齐’？”

会议室里一片安静。

是啊，为什么？

就在这时，许永持猛地推开门，手里拿着一份检验报告，声音都带着抖：“朱科长！有重大发现！我重新检查了死者的头发样本，在显微镜下看，发梢的断面，根本不是专业理发剪刀剪的！”

“什么意思？”朱南立刻走了过去。

“专业的理发剪刀，刃口锋利，闭合紧密，剪出来的头发，断面是平滑整齐的。”许永持把显微镜推到朱南面前，“但死者的头发，放大四十倍之后，发梢断面全是毛刺，参差不齐，是用普通的家用剪刀，从不同方向、分好几次胡乱剪的！”

朱南凑到显微镜前，视野里的头发断面，果然像被啃过一样，全是毛刺，没有一处是平滑的。

“是死后剪的。”朱南喃喃自语，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凶手为了改变死者的发型，掩盖她的身份，慌乱中把她的长发剪成了短发！所以，死者生前，根本不是短发！”

如果是这样，那么陈玉兰的长发特征，就再也不是排除她的理由了！

“立刻！重新启动对陈玉兰的全面调查！”朱南下了命令，声音斩钉截铁，“重点查她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周文燕！还有，去查周家的家庭成员，看看有没有人会理发！”

侦查员的反馈，很快就传了回来。

周文燕的三哥周文渝，在新街口的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已经学了快一年，会一般性的理发技术。

而周文燕本人就是木工，家里有斧头、锯子、砍刀，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分尸的利器。

更巧的是，周文燕的母亲汤风藻也是南京染织厂的老染工，三十多年从事着染色工作，对付一件带血的衣服，对她是小菜一碟。

木工提供凶器和分尸技术，理发学徒处理头发掩盖身份，染工处理血衣销毁证据。

所有碎屑，在这一刻突然向着一个中心靠拢。

不过人人都明白，少了一点最重要的。

证据。

直接的、能确定凶手的铁证。

没有证据，所有的推理都是空中楼阁。

而那铁证，也许正埋在秤砣巷六号的老宅里，在三条巷9号那间空房子的墙皮后面，在那个鸭蛋形的旧澡盆的木纹之中，在五个月前那个闷热的梅雨夜被掩盖的罪恶之下。

朱南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秤砣巷”这三个字上面，用力地画了一个圈。

圈很小，却很重。

像一颗钢钉，死死地钉在命运的木板上。

下篇预告： 用显微镜看头发上的小毛刺，成了翻案的突破口，侦查员把陈玉兰所有特征再三比对，鼻梁上的痣，枕骨上的疤，龅牙全都对上，可紧接着又碰上个难题，1973年没有DNA技术，怎样才能从科学角度证明死者就是陈玉兰？一张1971年的学徒工政审表，成了确认死者身份最后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