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地下，沉睡着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的建平陵。
这座帝陵的发现源于偶然的校园施工，其发掘后未出土帝王印章与玉册的历史谜团，也有着层层可循的缘由。
1972年4月，学校在北大楼后侧开挖防空洞，施工中先后发现地下埋藏着一个重达5吨的明代石柱础和一些琉璃瓦残片。
石柱础和琉璃瓦碎片的出现，说明这里曾有过一座大型明代建筑物，后证明是建于明代初年的钟楼，与目前尚存的明代鼓楼相去不远。
再往下清理，发现了一些从墓顶坍毁下来的墓砖和一些北宋治平四年(1067)的墓志，铭文显示墓主是王安石任江宁府尹时属吏参军王仁。
令人惊喜的发现还在后面，从王仁墓再往下清理，又一座规模宏大的砖室墓慢慢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家联合南京博物院，随即对这座墓葬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
这是一座六朝时期的双室砖墓，方向为南偏西9度，全墓南北总长8.04米，东西总长9.9米，由墓门、甬道、主室、侧室甬道、侧室等部分构成。
经勘察，该墓为凸字形双室砖墓，形制规格符合帝王陵寝等级，只是主室穹窿顶早已坍塌，墓室各处还留有多处盗洞，可见早年遭遇过严重盗扰。
此次发掘共出土金珰、玻璃杯、青瓷器等百余件高等级文物，但全程未发现帝王印章、随葬玉册与记录墓主信息的砖志，后续结合史料记载、墓葬地理位置与形制规格，学界最终推断其为晋元帝司马睿的建平陵。
作为东晋开国帝王陵寝，该墓葬考古发掘中未发现帝王专属印章与玉册，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东晋薄葬制度、墓葬早期被盗、墓主自身无玺可葬、玉册制度尚未成熟四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从制度层面来看，东晋推行强制薄葬，从礼制上杜绝了玺册随葬的可能。
魏晋时期沿袭曹操、司马懿留下的丧葬遗训，奉行不封不树、薄葬从简的原则，严禁帝王厚葬，核心目的便是防范墓葬被盗。
东晋帝陵有着明确的丧葬规定，不随葬玉玺、传国玺，极少使用玉册，仅以金珰、陶器、瓷器等器物象征墓主身份。
晋元帝作为东晋开国君主，在位时薄葬制度执行更为严苛，正式取消玉册随葬，即便有相关文字记录，也仅采用易腐烂的简册，难以长久留存于地下。
其二，从历史境遇来看，建平陵早年便遭盗掘，即便有少量玺册类器物也早已被洗劫一空。
1972年该墓葬被考古发掘时，已呈现严重被盗的状态，甬道、主室均发现多处盗洞，足见盗墓侵扰之严重。
自420年东晋灭亡后，南朝、隋唐、北宋等多个时期，位于鸡笼山的东晋帝陵均遭遇多次盗掘，印章、玉册这类高价值、易携带的礼器，成为盗墓者首要盗取的目标，最终墓中仅剩下金珰、玻璃杯、陶器等不易被盗墓者重视、或价值相对较低的文物。
其三，从墓主自身特殊情况而言，晋元帝司马睿本身无传国玉玺可随葬，且当时玉册制度并未定型。
西晋永嘉之乱（311年），都城洛阳沦陷，象征皇权正统的传国玉玺被前赵刘聪掳走，司马睿南渡长江、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时，并无传国玉玺加持，被称作“白板皇帝”，身后自然无玉玺可随入陵寝。
同时，东晋早期，也就是元帝、明帝、成帝在位时期，帝王丧葬所用的玉册制度尚未成熟定型，帝陵普遍不使用玉册随葬，这一制度直至东晋孝武帝之后，才偶尔被采用。
从考古发掘现状来看，该墓葬缺乏直接文字佐证，墓主身份只能通过间接线索推断。
因为其既无帝王印章、随葬玉册，也无记录墓主信息的砖志，没有任何可直接确认身份的文字文物。
故此，考古学界只能依据墓葬所处位置（鸡笼山之阳）、墓葬形制（双室砖墓）、出土高等级文物（金珰、玻璃杯）等线索，综合推断其为东晋帝陵，且极大可能性是晋元帝司马睿的建平陵。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该墓或是晋成帝司马衍的兴平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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