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月5日清晨五点多,加拿大人赫伯特·克莱格(Herbert J. Craig)从宅邸走出来,他的身后是一栋安妮女王风格的红砖阔宅,花园的铁艺大门朝南开向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
薄雾朦朦,克莱格想看一看今天要在静安寺路上正式开通的英商1路电车,线路一头是西边的静安寺,另一头则在东面外滩的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以克莱格在上海工部局(SMC -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地位,他自然清楚英商1路电车将会为这个街区带来的价值。
克莱格是公益洋行(Craig & Co. Ltd.)的大班(来自粤语音译词Taipan,即洋行总经理),他靠流动性发财,也担任着万隆铁厂等几家企业的董事。
看着从右边七百米远发车的首班电车从眼前开过,克莱格又望了望路对面兴建了四年多可还在继续的园子,那里的主人欧司·爱·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在努力把自己对《红楼梦》大观园的想象变成现实,这座上海面积最大也最奢华的私家园林,叫作爱俪园(Aili Garden),取自哈同和他妻子的名字。
当然,人们会更喜欢带着崇拜叫它哈同花园。
哈同是持有英国护照的犹太人,1873年刚到上海不久的他还只是老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Sons & Co.)的低级职员,后来在沙逊家族内部分裂中跳槽到沙逊次子建立的新沙逊洋行(E.D. Sassoon & Co.),并依靠地产投资做到了新沙逊的大班。1901年,哈同单飞,成立了自己的哈同洋行(S.A. Hardoon & Co.),继续在地产业搏杀,成为公共租界首屈一指的地产大亨。
克莱格晃回神来,转身走回自己的花园,他还得忙自己的生意。
园外有园,大班之外有大班。
克莱格位于静安寺路北侧的这座宅邸由通和洋行(即Atkinson & Dallas建筑事务所)设计,该洋行1898年在上海创办,次年由Brenan Atkinson 和 Arthur Dallas 合伙经营,Atkinson 从英国来沪,而Dallas 则于1860年在上海出生。|根据历史照片经AI复原
江潮翻涌,二十年后,英美租界已经合并成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强调商人自治的工部局是这里的最高行政机关,而把租界作为国家主权延伸的法租界则独自成立了公董局。工部局掌管着公共租界的税收、警察、司法,拥有作为准军事力量的万国商团(SVC-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他维持着公共租界的运转,保护着寡头们的利益。1862年,上海跑马总会(Shanghai Race Club)决定把第二代跑马厅(Shanghai Racecourse)的地盘腾出来开发房地产,这样就可以从大量进入公共租界的江浙富裕华人身上赚取更多的钱。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打得越凶,小刀会闹得越厉害,租界的房价就越高。为此,跑马总会在租界西沿以西新购了四百六十亩土地,新建了第三代跑马厅。这还不够,为了吸引人们从跑马厅继续向西去3公里之外的静安寺踏青,马会又从跑马厅西北角向西修筑了一条新路,这条路就是静安寺路,它的英文名来自在静安寺门前一处喷涌的泉水。这条路由私人投资股东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维护,成本来自过路费。随着走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多,委员会入不敷出,1866年,当工部局决定接管这条路时,便是和清廷权力冲突的“越界筑路”。为了让这条路的权利合法化,工部局打着在租界范围之外购买或接受土地捐赠是用于兴建道路、花园及游憩设施等公共基建的旗号,以免和中国地方衙门产生冲突,一直到1885年,工部局和清廷达成了400万文铜钱的交易,明确了工部局对这条界外道路以及沿路两侧空间的权利。从1860年代后期开始,工部局开始不断整修静安寺路的路面,并在路两侧大规模植树,上海业余摄影师协会首任主席,十九世纪末在联合教堂(Union Church)当牧师的查尔斯·达文特(Charles Darwent)后来这样评价他镜头里的静安寺路:“它是上海最漂亮的马路,这里的绿叶富饶而充实,它是按照英国人的品味修筑成弯曲的,不像法租界的马路那样笔直死板,这让它显得更加美丽。”
达文特拍摄的静安寺路|根据历史照片经AI复原
1879年7月,从跑马厅沿静安寺路西行不到一公里,左手就是新开业的斜桥总会(The Country Club),这是在11亩土地上建设的英国人乡村俱乐部,三名创始人把初始会员设在了80人。到1897年,这里已经扩建到60亩地,可以在阅览室看书,可以在户外打网球,在室内打壁球,台球厅有七张桌子,冬天的剧场没戏可看的时候,还用来打羽毛球。在静安寺路的另一头,左宗棠的上海代表胡雪岩在1880年(光绪六年)领衔襄助被太平军损毁的静安寺,1882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庙会在静安寺山门殿前重张。中国人喜欢热闹,有的人也喜欢用热闹彰显自己的影响力。
(左) 静安寺庙会(右) 斜桥总会园景|根据历史照片经AI复原
1888年宁波商人张镜枢买下静安寺旁的申园,连同周边的土地扩建为愚园,1890年正式开园迎客,门票一角。
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耀眼的电灯在夏夜里通宵达旦,在这里可以品味静安寺涌泉之水所煮之茶,也可以品尝一顿西洋餐厅料理的“番菜”。园内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送客到此的马车可以在附近的“公一马房”休息吃草,等待回城。大智若愚,张镜枢盼着大智之人都来愚园,因为东边张园的灯已经亮了五年。1882年,无锡商人张叔和通过和记洋行(Boyd & Co.)买下斜桥总会西侧不远的土地,兴建了张氏味莼园,在1885年4月13日的《申报》上,张叔和登出了开园布告:本埠跑马场西首过斜桥路南张氏味莼园,兹择于三月初三开园,任人游玩。每人先输洋银一角,收银付筹启户,男女从同,童稚不计。张园亭榭洋楼,山湖花园,中西融汇,吃喝玩乐,彩灯烟火,样样俱全。后来,张叔和又与有恒洋行(Morrison & Gratton)的建筑师合作,建起一座有尖顶阁楼的大型洋房,命名为 Arcadia Hall,中文“安恺第”,当乘坐热气球表演升空的客人俯瞰此园时,也许可以感受到这个名字所承载的世外桃源之意,和乐平易之情。
(左) 愚园晚照(右) 张园入夜|根据历史照片经AI复原
张园开园前,他本是轮船招商局的帮办。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的代表,朝廷给予航运的特许,而资本金则需要民间出。1884年的中法战争引发了上海的金融风暴,代表“商办”的一把手徐润因地产投机破产,代表“官督”的常州人盛宣怀乘机将徐润扫地出门,张叔和也就有了池鱼之殃。张叔和希望自己醉心的张园,楼可以再高一点,楼上的灯可以再亮一些,他想这样的灯光应该可以照亮东面那座斜桥,当有人从斜桥旁公馆的窗户西望的时候,也许,会有些愧意。对张叔和这样的小角色,有些人是不会有愧意的,这些人也不喜欢热闹。伴着静安寺路的南侧,有条小河叫东芦浦,河水自西向东流过张园门口,再往前就会和静安寺路有个交叉,然后左拐一个直角,向北流入苏州河。东芦浦和静安寺路交叉之上的那座木桥,就叫“斜桥”,斜桥总会的斜桥。
斜桥两侧各有一处大宅院,分别是邵公馆和盛公馆,邵是邵友濂,盛是盛宣怀,他们都和附近李公馆主人的大哥有着很深的渊源。
那位大哥就是李鸿章。
鸟瞰静安寺路东段|根据历史地图和照片经AI复原
1870年天津教案让曾国藩失利后,李鸿章接任了直隶总督,紧接着又成为首任北洋通商大臣。两年后曾国藩金陵西去,李鸿章接过了洋务运动首席的接力棒。
从少穆到少荃,洋人在华利益的中心已从粤港来到上海,无外乎上海的地理位置不仅向海,而且连江,通过长江,各类洋货可以通达中国内地,此外,贸易往来就少不了金融。
上海由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节制,在地张罗的不是上海县治的知县,而是上海道台。
上海开埠后,“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这个职务就从苏州搬到上海县城办公了,担当者尊称“道台”。所谓分巡,就是帮着江苏巡抚分担工作;所谓兵备,就是说分担的工作主要是兵备;而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就是此道台分巡的区域,上海县属于松江府,随着上海越来越重要,“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就叫“上海道台”了,实际的主要工作是洋务。
自此,上海有了交织在一起的两条治理线。一条是: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松江知府-上海知县;另一条是:总理衙门领衔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上海道台。
搞这么复杂只有一个原因,得和洋人打交道。
1884年3月,中法战争在越南,5万清军不敌1.6万法军。慈禧太后乘机更换总理衙门领衔大臣,用更年轻也更听话的庆亲王奕劻,换下了自己政治上的老搭档恭亲王奕訢。8月,法军突袭福州,马尾船厂和福建水师损失殆尽,两江总督左宗棠被派去福州督战,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接下两江总督、南洋大臣。
当时的上海道台就是生在上海的邵友濂。作为上海道台,他经常去静安寺路-戈登路(Gordon Road)的一处花园,作为和洋人打交道的地方,人们都管那里叫“洋务局”。在这里,他一边要支持台湾对法军防务的后勤,一边还得保证上海法租界的侨民安全。
此外,还有件事很重要,他得帮盛宣怀击垮胡雪岩。
邵友濂的的长子娶了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儿,六弟早逝,李鸿章视此女如同己出,而盛宣怀自李鸿章幕府发迹,是李鸿章最信任的人,他们共同的邻居,斜桥李公馆的主人李凤章则是李鸿章的五弟,在上海经营着李家的家族产业,地产、钱庄、当铺。
而胡雪岩背后的大树是左宗棠。
静安寺路东段路北的斜桥盛公馆|根据历史地图和照片经AI复原
1885年,一纸《天津条约》,中法战争尘埃落定。三个月之后,左宗棠在福州病逝,又过了三个月,被搞破产的胡雪岩抑郁而亡。
此时的李鸿章,意得志满。
在北京,相比总理衙门的老上司奕訢,他对新上司奕劻更有心理优势。海军衙门终于在金鱼胡同设立了,作为会办大臣,上峰醇亲王奕譞也是自己人。在上海,盛宣怀已经完全控制了轮船招商局,而亲家邵友濂即将完成他的使命,赴任河南,新的上海道台,将是自己的另一名亲信,庐州同乡龚照瑗。
北洋大臣李鸿章,终于,把手牢牢地伸进了南洋大臣的东南。
城内的事情,总要在城外谈。这就是1885年静安寺路的东端,路的一边是李鸿章荫罩的斜桥三宅,路的另一边是英国人的斜桥总会。
洋人的钱在哪里,清廷的权就在哪里。
看完静安寺路上英商1路电车首发,克莱格回到了二楼的书房,把桌上的台历翻到今天,1908年3月5日。透过窗户,他又看了看静安寺路对面的哈同花园,他心里清楚,论赚钱,自己是没法和哈同、嘉道理(Elly Kadoorie)这些犹太人比的。
甚至和麦边也没法比,老麦边回英国后,他的长子小麦边(Robert S. F. McBain)继续打理麦边洋行(George McBain & Co.)的生意,除了油漆贸易和地产外,他们家还有能源生意,发行的股票这几年很有名,叫作“兰格志”(Langkat)。
1899年,公共租界正式西扩到静安寺后,静安寺路两侧的花园房产就更值钱了。克莱格决定去南阳路(Nanyang Road 当时中文喜用南洋路)看看,两年前工部局正式开出了这条新路,就在克莱格花园的北侧。南阳路和小沙渡路(Ferry Road)路形成一个十字,把南至静安寺路、北至爱文义路(Avenue Road)、西至哈同路(Hardoon Road)、东至西摩路(Seymour Road)之间的地块分成了四份。
吃完早餐,克莱格叫着华人管家一起走出院门,向左走几步左转,小沙渡路上有拉石头的马车,再左转,南阳路和自己花园后门之间的空地上已经为围起了篱笆,克莱格看了看对面,有一处崭新的大宅院落。
隔着植被镂空的院墙,克莱格能看到一片巨大的草坪,草坪右边是一个中式花园,隔着草坪是前后两栋洋楼,前楼三间两层半,后楼向西错开了,应该是为了南向好采光,两间,也是两层半。院门一侧的石柱上有一块三个毛笔字的牌匾,克莱格问管家写的是什么,管家说:
写的是 XI YIN TANG,惜阴堂,应该是主人想珍惜光阴的意思。
南阳路10号赵凤昌宅邸惜阴堂|根据历史照片经AI复原
这三个字是南通张謇写的,他和惜阴堂的主人交好,每次来上海都住在这里,主人字竹君,姓赵,名凤昌。
1885年,三十而立的常州人赵凤昌在张之洞幕府做机要秘书,从两广跟到湖广,公家事、家务事,深得信任,香帅私人。
1893年,有御史弹劾湖广总督张之洞用人不当、浪费挥霍,其中就涉及他的身边人赵凤昌。光绪皇帝让两广总督李瀚章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调查回话,查办的结果,张之洞没事儿,但刘坤一回奏称赵凤昌“其门如市,迹近招摇”,最终,上谕“着即革职,勒令回籍”。
赵凤昌没回老家,因为张之洞也需要有个信得过的人,在上海。
无声胜有声的赵凤昌在上海广交朋友,还借着汉口电报局驻沪代表的便利沟通八方,庙堂江湖,域内海外,他既是张之洞在上海的眼和耳,也是手和脚。
甲午兵败,庚子拳乱,东南互保,辛丑善后,李鸿章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李中堂终于在1901年11月7日灯枯北京贤良寺,再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病逝南京。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衣钵交给了袁世凯,武人之首;张之洞署理两江,接下了南洋的官印,士林领袖。
这样一来,赵凤昌就更忙了。
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败结果,让清廷搞君主立宪的决心又多了一些,随后,五大臣出洋考察,端方在临行前在上海见赵凤昌,赵凤昌和他说,朝廷搞立宪是装样子,革命是迟早的,你早点回来,还能干一干两江总督。
后来,端方远眺阿尔卑斯山三大峰时还不忘给他的竹君兄寄来一张明信片,“十八日,登瑞士士根尼布拉德(Schynige Platte)绝顶有怀”。
端方大人有什么感怀无从知晓,但一周之后,他又在德国给赵凤昌写了一封信,说这次在欧洲考察,顺便让自己在美国留学的儿子过来玩儿,然后让儿子先搭船回国了,端方说,“忆其出洋已来,即承遇事关爱,随时照料”,我和儿子说了,回去路过上海,一定要去看看你的赵伯伯。
帮未来的两江总督照顾在美国留学的儿子,这只是赵凤昌的小事一桩。
“由会董十五人互举,余得十四票,应为会长,而张季直(张謇)、汤哲先(汤寿潜)为副会长”,1906年12月16日,郑孝胥的日记是这样结尾的,他当选了当天在上海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之会长。
清廷的预备立宪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但是紫金山下的士人都觉得,紫禁城里的步子还是应该迈得再快一点。
赵凤昌和张謇关系很好,和郑孝胥也不差,但他却和立宪这事儿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过去的夏天,赵凤昌邀请郑孝胥来南阳路看看自己正在兴建的十亩地的大宅院,郑孝胥一眼相中了对街的空地,拖赵凤昌以三千两每亩,代购三亩。
之后,郑孝胥找通和洋行定设计、找李合顺盖屋、栽梅花、种松竹,到了1908年12月23日,「海藏楼」的牌匾终于挂在了「惜阴堂」的对面,虽然比起赵家的院子,小了不少,但“海藏楼”三字的笔墨功夫更高,也算是安慰。
这就是赵凤昌的朋友圈,张謇是他的房客,端方是他的小友,郑孝胥是他的邻居,而这位邻居的海藏楼和克莱格的大花园只有一墙之隔。
1908年11月15日,克莱格的华人管家照例为他念当天《申报》的消息,“第一张第五版,专电,有醇亲王授为摄政王之旨,醇亲之子溥仪已入宫,孙家鼐、张之洞同入毓庆宫”。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二十四小时内相继去世,慈禧临终时张之洞受顾命,然后,张之洞力劝摄政王载沣不杀袁世凯。
钱有了权,才更值钱。
鸟瞰静安寺路西段|根据历史地图和照片经AI复原
1910年5月4日,《申报》头版是克莱格的“杰作”,他的公益洋行一连三天在《申报》打出了承销志摩合众橡树地产有限公司股票的广告,广告声称志摩合众在马来群岛有2441英亩的土地,种了12多万株橡树,五年后这些橡树所产的橡胶可以种很多钱。
更重要的信息是,招股价每股只要规银4两5钱。克莱格没有说的是,地球上并没有这家公司的橡树园。
刚刚过去的3月,兰格志的股价从月初的1080两冲高到月底的1675两,到了4月依然在1400两到1500两的高位,而几年前年刚发行的时候不过百两。
兰格志就是麦边洋行的能源生意,去年开始,麦边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一堆中文报纸上登广告、发软文,宣传兰格志进入了最热门的橡胶领域,甚至还在报纸上做了《今后橡皮世界》的专版,在电影院播放橡胶园的宣传片,同时,麦边联手外资银行做庄,定期派发高额红利,让兰格志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兰格志就是上海股市的股王。
想到这些,克莱格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南阳路,心想这些住来这里的中国人图的是什么呢,还是自己简单得多。
1909年到1910年,伦敦市场天然橡胶价格比1908年飙升了五倍多,大量资本涌入东南亚开辟橡胶种植园,洋行的投机者们利用了这个机会,造局做庄,这就是上海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挂牌的橡胶股暴涨的原因。
川汉铁路总收支施典章就是在这样一个疯狂的时刻,把350万两白银带到上海,大部分钱都存入了钱庄拿去给疯狂的股民购买橡胶股加杠杆,另外还买了485股兰格志的股票,每股1500两。
泡沫破之前,不会和谁先说一声。1910年7月,美国说造汽车,用不了那么多橡胶,纽约和伦敦股市橡胶股顺势跌落,然后,上海股市血崩。
四川不像东南,民间资本稀薄,修铁路的钱是从每个四川人的地租里额外征收3%得来的,1400万两,施典章亏掉了300万两。
通往现代化的铁路,不是说修就能修的,需要钱,还需要现代化的体制。
1906年,清廷在宣布预备立宪的同时,还设立了邮传部,邮传部管交通“四政”,通邮的邮政,电报的电政,水运的船政,还有就是铁路的路政,前两政管信息的流动,后两政管货物的流动。
成立五年的邮传部,艰难的推动着铁路的延伸,五年里换了五任尚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难以理顺,国人和洋人的利益难以调和。
1911年年初,盛宣怀终于当上邮传部的大臣,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后,5月9日朝廷发布了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朝廷要以国家信用担保,找外国银行借钱,把此前参与干线铁路建设的民间股份强买回来。
盛宣怀希望用更现代的组织方式修铁路,但他所处的现实还不现代,发布的时机也不是好时机,前一天,清廷按预备立宪计划公布了责任内阁名单,关键位置均是皇族亲贵。
湖南人不满意,湖北人不满意,广东人不满意,舆论哗然,民情沸腾,作为各地立宪派主阵地的咨议局议员也纷纷发声,说好的君主立宪就是皇族内阁么,皇族内阁就是收回铁路与民争食么。
四川的事情最难办,施典章在橡胶股灾中亏掉的那300万两白银,朝廷没钱,盛宣怀不认。
生意做久了,李相不在了,盛宫保把事情想简单了。
惹毛了袍哥,后果很严重。
李鸿章和盛宣怀|根据历史照片经AI复原合成
洋人的贪婪,国人遭殃。“斜桥”挖下的坑,还得“南阳”填。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民众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咨议局的议员为了动员民众,把路权和民权的关系用大白话刻在木板上,把木板丢在河里,顺流宣传。
清廷让四川总督赵尔丰强力弹压,9月7日血溅成都,事情越来越没法收场了,哥老会带头武装起义,清廷不得不让武汉的新军入川镇压。
武昌空虚。
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已是江苏咨议局议长的张謇刚好在武汉忙自己纱厂的事情,晚上登船离开,“行二十里犹见火光”。赵凤昌也很快通过汉口电报局确认了武昌发生的事情。
10月17日,辗转南京、苏州的张謇赶往上海,住在惜阴堂,他和赵凤昌商量时局。张謇觉得武昌的事情朝廷是抚是剿都是战术,战略应该提前颁布宪法,尽早君主立宪,赵凤昌想得更多一层,不能让洋人乘火打劫,卷进来。
但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武汉革命党控制了汉口电报局后,利用电报通告各地军政机关和报馆,实时报道消息、引导舆论,层层激荡之下,一月之内,湖南、湖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江苏、浙江纷纷通电全国,宣布自立于朝廷,君主立宪已经不再是朝廷的选项,唯有共和。
身处家乡南通的张謇知道自己也需要改变了,11月9日,他到上海和赵凤昌商议之后,决定转向共和,并发电报给摄政王载沣,建议清帝自行退位。
对于张謇背叛君主立宪,住在赵凤昌对门海藏楼的郑孝胥大为光火,“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都是“失心疯”,但他也只能在日记里郁闷了。
此时被革职的盛宣怀已经流亡日本,而一直在河南老家钓鱼的袁世凯,已经在短短一周内完成了奉召钦差前线、夺回汉口、获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全套流程,正在返京路上,准备组阁。
天要变,换了人间。
张之洞和赵凤昌|根据历史照片经AI复原合成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乘船抵沪。
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里,赵凤昌在南阳路的惜阴堂里超级协调。他和张謇等人商量,支持共和不能嘴上说说,一是南方各省和北方朝廷必须协商,否则给外国的“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万一列强籍为口实,出兵干涉,则国有被瓜分之危险。二是战场上,革命军打不过北洋军,再打,遭殃的是百姓。三是南方各省需要组织起来,不组织起来没法和北方谈。
但是南方不是一个南方,有没啥包袱的革命党的南方,还有牵着各种利益的江浙沪精英们的南方,甚至革命党的南方也不是一个南方,有武昌革命党的南方,还有上海革命党的南方。
难,好在有竹君。
12月17日,袁世凯授权的代表唐绍仪带队来到上海。让唐绍仪来,北京是和赵凤昌通过气的,唐绍仪甲午战争寓居上海时就受过赵凤昌的照顾,来了好说话。南方各省推举的的代表是伍廷芳,伍廷芳和赵凤昌也很熟。
伍廷芳上海的家在戈登路-爱文义路,唐绍仪来后没有住在安排好的沧州别墅,而是住进了戈登路一个英商李德立的家中,两个人住得很近,离赵凤昌也很近,白天开会是做样子,晚上在惜阴堂的围炉谈话才是解决真问题。
真问题就是,袁世凯如何能让清帝体面的退位,又如何能体面的让自己成为共和新主。
大家都期待能控得住局面的人,东南的精英需要,革命党“驱除鞑虏”需要,洋人们作为中国的债主,又期待着中国的大市场,也需要。
12月26日,孙中山抵沪第二天一早就去见了赵凤昌,请教形势利害,竹老开宗明义,请孙中山“建府开基”,中午孙中山和各省代表在哈同花园相聚,赵凤昌同往,席间密议商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先立一块新牌子,旧牌子也就方便刷上新漆,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行前他电告袁世凯,只要你劝退清帝,大总统的位置就是你的,“孙某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
2月12日,清帝退位。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提议,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革命的路是需要一步一步走的,合肥、南皮虽已不在,这就是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
哈同花园内的“天演界”剧场|根据历史照片经AI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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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家族离开了。从静安寺路再往东,走过跑马厅,再走过大马路(Nanking Road),他们留下了浦江边的那座绿屋顶。
麦边赚到钱后,买了戈登路的那个“洋务局”花园,雇用通和洋行扩建成麦边花园(McBain Garden),然后又变成嘉道理家族的大华饭店(Majestic Hotel),1927年12月1日,大华饭店举行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婚礼,两年后嘉道理家族关闭了大华,售出了土地,他家已经在香港开出了半岛酒店。从静安寺路往西走一个路口,他们留下了一座大理石宫殿。
面粉大王、面纱大王荣宗敬住进了西摩路的荣宅。南阳路搬来了新邻居,颜料大王贝润生送给儿子贝义奎一座新洋楼,房顶上有颗五角星,因为儿子字星楼,向东走出南阳路,右前方还有给女儿女婿的“绿房子”。
像克莱格那样的投机者不知所踪,花园东侧卖给了新主人,安永百货的郭氏兄弟盖了两座一模一样的房子,兄东弟西。哈同路的另一侧住进了《申报》的新老板史量才,背后的大老板还是季直和竹君。康有为到香港住在他家的何东,在爱文义路-西摩路的西北角盖了新房子,不得不来上海做寓公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就住东南角。
1943年,汪伪政府名义上收回了租界。1945年,抗战胜利,静安寺路更名南京西路,上海有了静安区。
八十年里,静安寺路就像从浦江边甩出的一根绳子,中和西、旧与新,为谁而拔河。这条路又像船上的一支长篙,撑出了此岸,但彼岸迷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然后,又是一个八十年。
愚园之上建起了港资的久光百货。马来西亚的郭氏家族投资了嘉里中心。哈同花园变成了中苏友好大厦,有一段不“友好”了,就叫上海展览馆。
路对面有了吸引美资建起来的上海商城。沧洲饭店归了锦江,后来有了锦沧文华。中信泰富可以俯瞰荣宅。
美琪大戏院算是对大华饭店名字的纪念。东芦浦早已被填,河边的 Love Lane 是吴江路。
英资太古回来了。张园之上,新的商业街区还叫张园。
斜桥总会变成上海电视台,斜桥没了,怎么可能还有斜桥三宅。南阳路还在那里,惜阴堂留下传说。
路的尽头,1934年建成的跑马总会大楼现在是上海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不断在说,“什么都不用出示,免费进去看”,登上屋顶花园东望,1951年,满眼的绿色就有了一个新名字。
路的那一头,静安寺还在,悠悠岁月,喜乐哀愁,离开等待,再会重逢,来,有的没法再来。南京西路早已不是从前的世界,因为中国已不是那时的中国。
不易,真好,你一路跋涉,终于到来。
2026年5月

动心起念写此文,是受马勇《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一书中有关赵凤昌一节的启发,写作过程中,后面几个部分参考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李志铭《赵凤昌评传》和劳祖德整理的《郑孝胥日记》。要感谢上海图书馆网站提供的《申报》和历史照片数据库。还有若干资料来自网络公开信息。这也是第一次用AI做历史地理资料的搜索整理比对研究,还有复原照片。*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包涵函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