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里是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站在一栋建筑门前,身后是写有"Safety Zone"标志的旗帜。
1937年12月,这面旗帜是南京城内唯一能够提供庇护的标志。
旗子挂在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屋顶上,在1937年12月的寒风里飘着。金陵大学在安全区的西南角,是整个安全区里最大的难民收容点之一。
安全区的成立
1937年11月,在南京即将成为战区的时候,一群留在南京的西方侨民决定划定一片区域,不悬挂任何交战国旗帜,不设立军事设施,专供平民避难。
这个想法参考的是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那里在淞沪会战期间保护过大量平民。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由十五人组成,推举约翰·拉贝为主席。
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南京代表,1882年生于汉堡,在中国生活了近二十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住在广州路小桃园的一栋小楼里,后来那栋楼被叫做"拉贝故居"。
安全区西起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到汉中路,东抵中山路,面积约3.86平方公里。区内设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机构和多所学校、医院。
1937年9月,公司来信支持他采取一切安全措施,包括离开南京。
拉贝没有走。
他留在南京的理由,在日记里写得很简单:"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25万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安全区成为这座城市里唯一相对安全的地带。
这"相对"两个字,是拉贝的原话。他在日记里反复使用这个词。他说的是:安全区不是绝对安全的,但没有安全区,情况会更糟。
安全区最拥挤的时候,金陵大学的一栋教学楼里住了三千多人。平均每个人不到一平方米。
拉贝把自己居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也改成了难民收容所。他让难民们住进防空洞,在院子里搭起简易棚屋。最多的时候,他家院子里收容了六百五十人。
他在院子里挂了一面纳粹党旗,利用这面旗子的特殊含义,提醒日本飞机绕道不要轰炸。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收容所里,最后收容了超过一万名妇女和儿童。魏特琳每天站在校门口,阻止日军进入。
据安全区委员会统计,南京沦陷后的最初几周,安全区内收容的难民最高峰时约二十五万人。
二十五万人是什么概念?1937年的南京城,总人口约一百万。沦陷后,留在城里的平民,有四分之一挤在安全区里。
拉贝日记
拉贝从1937年9月19日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38年2月26日。
日记一共两千多页,记录了日军在安全区内的五百多个具体暴行案例。
1937年12月14日,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拉贝开车经过市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
同一天,他给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写了封信,附上了十五起具体案例,要求日方制止暴行。日方收到了,答应处理。第二天,日军照旧进入安全区。
这样的信,拉贝写了无数封。每一封都有具体的地点、具体的时间、具体的人数。日方每一次都答应处理。每一次都没有处理。
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金陵女大在安全区的南端,靠近汉中路。
南京沦陷后,她留在学校,将整座校园变成了一座妇女和儿童的避难所。
她每天与日军当面交涉,试图阻止日军进入校园。交涉的过程中,她曾遭到日军殴打。但她没有离开。
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我不能离开。"
她在金陵女大一直待到1940年。她的日记从1937年12月写起,一直写到1940年。日记里反复出现同一句话:"又一天过去了。"
1940年她因精神崩溃离开南京。1941年,她在美国家中自杀身亡。
她留在南京的日记,后来出版成书,是《魏特琳日记》。
那些夜里
魏特琳在她的日记里,记下了1937年12月17日夜里发生的事:
"有六个日本兵翻墙进来,我把他们赶出去了。过了两个小时,又有三个从另一个方向进来。我又把他们赶出去。"
这样的记录,日记里每隔几天就出现一次。
还有一次,她写道:"每天夜里,我都会被外面的声音惊醒,然后走到窗边去看。"
她后来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我在南京所目睹的一切,让我相信人类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
她在金陵女大一直待到1940年,精神状态已经很差。她的日记里反复写着同一句话:"又一天过去了。"
1940年她因精神崩溃离开南京。1941年5月14日,她在美国家中自杀身亡。
她留下了一句话:"如果你能从战争中活下来,请记住我。"
1937年12月的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那面旗帜,在中山路和金陵大学的屋顶之间飘了大约六周。
那是1937年整个冬天,南京城里唯一让人相信还有秩序存在的物件。
拉贝后来被德国召回。1938年6月,他写信给德国当局揭露南京真相,却遭到盖世太保迫害。战后他因纳粹党员身份入狱,出狱后长期失业,1950年在贫困中去世。
1997年,他的墓碑从柏林运到南京。碑文只有六个字:"一个好人。"
他的日记留了下来。两千多页,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