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这个决定，花了我整整七天。
那七天里，我每天开门营业，给客人拍照、冲胶卷、修底片。该干嘛干嘛。但每天晚上关了铺子，我都会站在门口，点一根烟，往对面三楼看一眼。
那扇窗户一直黑着。
窗帘拉得死死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可你心里知道，那只眼睛，早晚会睁开。
到了第八天，我把心一横。
不是星期三又怎样？我就不信，那扇门只有星期三晚上才能打开。
那天是个阴天。
下午三点多，街上没什么人。我关了铺子，拎着相机，直接走到18号正门口。
南货店的掌柜姓周，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盹。我敲了敲柜台，他猛地睁开眼，看见是我，脸色一下就变了。
“你怎么又来了？”
“周掌柜，”我把相机往柜台上一搁，“我今天不是来买花生的。”
我掏出一块银元，放在柜台上。
“我想上去看看。”
周掌柜盯着那块银元看了好一会儿。又抬头看了看我。
“小伙子，”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我得凑近了才听得清，“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年，从来没上去过吗？”
“为什么？”
“因为上去过的人，”他顿了顿，咽了口唾沫，“下来之后，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我问：“你见过？”
他没回答。把那块银元推回来，站起身，走到楼梯口。
“我只带你到二楼。三楼你自己上去。出了什么事……别怪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连正眼都没看我。
我说：“行。”
楼梯是木头的。
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每一声都像是有人在你耳边叹气。
二楼比一楼暗得多。走廊两边堆满了杂物，落了一层厚厚的灰，一看就是很久没人来过。
周掌柜在二楼楼梯口停下来，指了指前面拐角处。
“那儿。往上就是三楼。你自己去吧。”
他的声音在发抖。
我没说话。拎起相机，从他身边走过去。
三楼的楼梯更窄。
窄到只容一个人。墙上的漆皮一块一块往下掉，地上撒了一层白花花的碎屑。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混着别的什么。那味道说不清楚，不臭，但闻着让人心里发毛。
我走了大概十几级台阶。
拐过一个弯。
前面是一扇门。
和楼下那些普通木门不一样。这扇门是铁的。深灰色，上面没有把手，只有一个铜环。
铜环擦得很亮。亮得扎眼。
——那铜环，一定是经常被人碰的。
我伸手握住它。
凉得刺骨。
我深吸一口气，用力一拉。
门开了。
屋子不大。
大概一丈见方。正对面就是那扇窗户，窗帘拉着，透进来一点点光。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靠墙还有一个柜子。
每样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
桌面上没有灰。柜子面上也没有灰。
这不像一间空了好几年的屋子。
我站在门口，没敢迈脚。
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桌上的东西。
一个相框。
黑白色的。照片里是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穿着旗袍，嘴角带着浅浅的笑。五官算不上多好看，但眉眼间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柔。
我拿起相框，仔细端详。
越看越觉得哪里不对。
我说不上来。就是——不对。
我把相框翻过来。
背后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民国二十五年，于沈记照相馆摄”
沈记照相馆。
我的照相馆。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我做过的生意，每一单都记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拍的，什么人拍的，洗了多少张，收了多少钱——我全都记得。
但我翻遍了记忆，都没有这张照片。
没有。
那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站在那里，手里攥着相框，脑子里像有人在敲鼓。
咚。咚。咚。
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你终于来了。”
我猛地转过身。
一个人站在门口。
深色长衫。瘦削的脸颊。高耸的颧骨。花白的头发。
就是他。
就是那个星期三晚上，从18号走出来的那个人。
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平静得不正常。
“沈老板，”他说，“我等你很久了。”
“你是谁？”我的声音有点抖，“你怎么知道我姓沈？”
他没回答。
转身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那册子不大，比巴掌大一圈，封面泛黄，边角都卷了。
他把册子递给我。
“你打开看看。”
我接过来。
封面上没有字。纸张又黄又脆，像一碰就会碎。
我翻开第一页。
上面只写了一行字。
那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子写的。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沈秋生死了。”
我的血一下子就凉了。
从头顶凉到脚底板。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
那是半年前的事。
可我明明还活着。我就站在这里。我还能呼吸，能心跳，能感觉到手里的相框冰凉冰凉的。
“这……这是谁写的？”
那个人看着我，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更像是一种……怜悯。
“你猜。”
（第二篇完）
【互动话题】
册子上写“沈秋生死了”——你觉得这是真的吗？照片里的女人又是谁？她和你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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