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发展的那些事儿之四

第四章 · 铁饭碗的碎裂声：南京在阵痛中迈过千亿门槛

——“九五”时期（1996—2000）

一、1996年的第一场雪：大厂镇的冬天特别冷

1996年1月，南京下了一场大雪。

江北的大厂镇，雪花落在南钢的烟囱上、落在扬子石化的储油罐上、落在南化公司的冷却塔上。白茫茫一片，看上去很美。

但大厂镇的工人心里不美。

这一年，南京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兼并、破产、减员、增效，四个词像四把刀，悬在几十万国企工人的头顶。

南钢的一位老劳模，姓王，50多岁，在厂里干了30年。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二十年：“我在南钢干了一辈子，‘铁饭碗’端了30年，现在领导跟我说要‘买断工龄’。什么叫买断？就是给我一笔钱，让我走人。”

“多少钱？”

“两万多。我在厂里干一年都不止挣两万。这不是买断，这是打发叫花子。”

王师傅的眼睛红了。他说他不恨厂里，厂里也没办法——钢材卖不出去，银行催着还贷，车间里一半的机器停着，工人干坐着领低保。“厂里养不起那么多人了。”

1996年到2000年，南京国企累计下岗职工超过15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每20个南京城里人，就有1个下了岗。

下岗工人的日子有多难？

一位从南京棉纺织厂下岗的女工告诉我，她老公也在同一家厂，两个人一起下岗。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最难的时候，我们家一天只吃两顿饭，中午面条，晚上稀饭。儿子长身体，说‘妈我饿’，我就把碗里的面条拨给他。我自己喝水。”

说到这儿，她哭了。我也哭了。

那个年代，南京城里的“下岗”两个字，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几十万个家庭的心。

二、“九五”的命题：国企改革，绕不过去的坎

为什么南京的国企改革这么痛苦？因为南京的国企“太大”了。

“八五”末期，南京国有经济的比重仍然超过6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十几个百分点。四大支柱产业——石化、钢铁、汽车、电子——几乎全是国企。这些国企有个共同特点：大而全、老而重。

“大而全”是什么意思？一个南钢，除了炼钢车间，还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幼儿园、食堂、澡堂、理发店、甚至火葬场。企业办社会，高峰时南钢的“非生产人员”超过3000人。

“老而重”就更麻烦了。南京的国企大多是1950年代、1960年代建的，设备老化、工艺落后、人员臃肿。一个岗位三个人干，一个人干活，两个人“看”。效率能高吗？

1995年，国家提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思路——大的要保住、做强；小的要放开、搞活、甚至卖掉。南京的“抓大”抓的是谁？南钢、金陵石化、扬子石化、南京汽车、熊猫电子这“五大金刚”。“放小”放的是谁？几百家区县属小国企、街道小厂、校办工厂。

“抓大”怎么抓？组建企业集团。1996年，南京钢铁集团正式挂牌。同年，金陵石化、扬子石化也完成了集团化重组。“五大金刚”变成了“五大集团”，从“工厂制”变成了“公司制”。

听起来只是换个牌子，但背后的变化是颠覆性的——以前厂长是上级任命的干部，现在总经理要对董事会负责；以前利润上缴国家，现在要按照《公司法》规范运作。虽然“形似”多于“神似”，但至少迈出了第一步。

“放小”就更热闹了。1996年到1998年，南京几百家区县属小国企，有的被兼并，有的被租赁，有的被拍卖。你猜最便宜的一家卖了多少钱？5000块。一家街道小五金厂，设备锈迹斑斑，厂房漏雨，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最后被一个个体户5000块钱买走了，连设备带地皮。

有人说这是“国有资产流失”。但也有人说，不“流失”怎么办？留着让国家每年补贴几百万？

一位参与了“放小”工作的体改委干部后来跟我说：“那段日子，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我知道这是对的——小国企不改，死路一条。另一方面，看到那些老工人红着眼睛问我‘厂子卖了我们去哪儿’，我夜里睡不着觉。”

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南京“逆风”起飞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泰铢暴跌。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就此拉开序幕。

接下来几个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的货币相继贬值，股市崩盘，企业倒闭。中国虽然躲过了最猛烈的冲击，但出口下滑、外资撤退、经济增长放缓，谁都躲不过。

这一年，南京正在冲刺一个历史性的目标——GDP突破千亿元大关。

1000亿，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2023年南京GDP是17421亿，1000亿只是它的零头。但在1997年，1000亿是一个门槛，一个标志。在南京之前，全国只有10个城市GDP超过1000亿：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苏州、杭州、无锡、成都。如果南京能挤进去，就意味着正式跻身“全国经济强市”俱乐部。

但亚洲金融风暴来了，外资开始观望，出口订单减少。南京能冲过去吗？

答案是：能。但冲得很艰难。

1997年，南京GDP达到876亿元，离1000亿还差124亿。1998年，996亿元，只差4亿。1999年，终于突破——1005亿元。

从876亿到1005亿，南京用了两年。这两年，是南京“九五”期间最艰难的两年。

怎么挺过来的？靠两样东西：基建和房地产。

1997年，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正式通航。这是南京第一个4E级民用机场，结束了南京只能靠军民合用机场的历史。“南京，飞了！”——当年《南京日报》的头版标题，至今让人热血沸腾。

1998年，南京长江二桥开工建设。虽然2001年才通车，但1998年的开工仪式，向全国宣告：南京“跨江发展”不是梦。

1999年，南京第一条地铁正式获批。虽然2005年才通车，但1999年的获批消息，让南京人欢呼雀跃——“我们终于要有地铁了！”

基建大干快上，拉动了钢材、水泥、工程机械的需求。南钢的钢材不愁卖了，金陵石化的沥青有了去处，南京的工程机械厂订单排到了下一年。

另一个引擎是房地产。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叫停福利分房，开启商品房时代。

南京人第一次发现：房子可以买了，而且可以贷款买。

1999年，南京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突破200万平方米，比1998年增长40%。房价开始“爬坡”——从1998年的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涨到2000年的2500元左右。虽然跟今天比便宜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已经让很多南京人感到“买不起”。

“九五”期间，南京GDP从576.5亿元（1995）增长到1005亿元（1999，后修订为2000年正式破千亿），年均增长约11.8%。虽然比“八五”的20%慢了不少，但在亚洲金融风暴的背景下，这个成绩足以让南京人挺起腰杆。

四、1998年：南京最大的“变脸”

“九五”期间，南京还有一件大事——城市面貌大变样。

1996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到任。他在调研中说了句狠话：“南京的城市面貌，跟副省级城市的身份不匹配。新街口像县城，夫子庙像农村大集。必须变！”

怎么变？拆！

1997年到2000年，南京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老城改造”。新街口、夫子庙、湖南路、山西路……几乎每个商业区都在拆、挖、建。

最有争议的是新街口改造。1997年，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被迁移，引起轩然大波。南京市民写信、打电话、甚至到市政府门口请愿：“孙中山是南京的灵魂，不能搬！”最后，市政府妥协——铜像暂时迁移，但承诺将来“回迁”。2001年，铜像真的回来了，而且位置更好——放在了新街口广场正中央。

另一个“大动作”是夫子庙改造的“二期工程”。1998年，夫子庙景区再次升级——整治秦淮河、建设文化街区、引入老字号。改造后的夫子庙，成了南京旅游的“金字招牌”。1999年，夫子庙景区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比改造前翻了一番。

但改造的代价是巨大的。新街口、夫子庙周边的老居民，大批被拆迁。一位住在评事街的老奶奶，在拆迁通知贴出来的那天，坐在门槛上哭了：“我在这里住了60年，祖宅啊，说拆就拆？”

拆迁补偿标准是多少？每平米800到1200元。这个价格，在当时也买不到原址附近的商品房。所以，很多老南京人被迫“迁往郊区”——江宁、栖霞、雨花台，成了拆迁户的集中安置地。

一位拆迁户后来跟我说：“我们那一片的街坊邻居，本来住了几十年，天天见面。一拆迁，大家都散了，有的去了江宁，有的去了江北，有的去了板桥。五年后，街上碰到老邻居，差点认不出来。”

城市化的阵痛，从来都不是数字能表达的。

五、1999年的“高校合并潮”：南京的“富矿”开始整合

“九五”期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一件大事——高校合并。

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中国高校合并的“第一枪”。随后，全国高校合并潮席卷而来。

南京作为高校重镇，自然不能缺席。1999年到2000年，南京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的高校合并和重组——

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的故事最复杂。1988年，南京工学院复更名为东南大学。2000年，东南大学合并南京铁道医学院、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组建新的东南大学。从此，东南大学从一所工科院校，变成了工、医、管多科性大学。

南京大学也在2000年合并了南京地质学校。但南京大学真正意义上的“合并”发生在更早——1994年，南京大学已经合并了金陵女子学院。不过，“九五”期间最重要的是南京大学“985工程”首批入围——1999年，南大成为国家“985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9所高校之一。这标志着南大正式进入“国家队”第一梯队。

另一个重要的合并是南京师范大学。2000年，南师大合并南京动力高等专科学校，进一步扩大了学科覆盖面。

为什么要说这些高校合并的事？因为南京最大的“富矿”就是科教资源。53所高校、80多位院士，这是南京最大的本钱，也是南京未来产业转型的“核武器”。但“九五”期间，这个“富矿”还处在“沉睡”状态——高校只管教书、科研，跟地方经济几乎没什么关系。

一位南京大学的教授后来跟我说：“1990年代，我们做科研，只管写论文、拿奖。至于论文能不能变成产品、能不能变成产业，那是企业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这种“两张皮”的问题，后来困扰了南京二十年。

六、2000年：千亿突破，但南京高兴不起来

2000年，南京GDP终于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

按说，这是个大喜事。但南京人高兴不起来——因为竞争对手跑得更快。

2000年，苏州GDP已经达到1541亿元，比南京多了500多亿。杭州GDP是1382亿元，也比南京多了近400亿。无锡GDP是1200亿元，同样超过南京。

南京虽然在“九五”期间迈过了千亿门槛，但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却在下降——从“八五”末的前15名，滑到了“九五”末的17名左右。被谁超过了？被苏州、无锡、青岛、宁波超过了。

更让南京人感到“扎心”的是苏州。1990年，苏州GDP只有南京的60%左右。十年后，苏州变成了南京的1.5倍。这十年发生了什么？苏州抓住了两波机遇——第一波是乡镇企业（1980年代），第二波是外资（1990年代）。而南京，两波都慢了半拍。

一位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打了个比方：“改革开放就像一场马拉松。南京起跑不算慢，但前10公里被苏州、无锡超过。到了20公里，杭州、宁波也上来了。南京一直在往前跑，但别人跑得更快。”

为什么南京总是“慢半拍”？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南京的“省会包袱”。

什么是“省会包袱”？就是南京既要当“运动员”（自己发展），又要当“裁判员”（服务全省）。资源要向省内其他城市倾斜，政策要考虑全省平衡。而苏州、无锡没有这个包袱，可以一门心思搞经济。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完全解释南京的落后。因为同样是省会，杭州发展得就比南京好。所以，问题还是出在南京自己身上。

七、“九五”的“另一面”：下岗、上访、阵痛

“九五”的经济成就数字是光鲜的，但光鲜数字的背后，是下岗工人的泪水。

1996年到2000年，南京累计下岗职工超过15万人。这些下岗工人，大多在40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高，除了在工厂干活，什么都不会。再就业？谈何容易。

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想尽了办法——“再就业服务中心”“4050工程”“社区公益性岗位”……一个接一个的政策出台。

1998年，南京设立了“再就业基金”，财政拨款5000万元，用于下岗职工的培训、补贴和创业扶持。5000万，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摊到15万人头上，一个人只有300多块钱。够干什么？够买一辆二手自行车，骑出去找工作。

最困难的是“双下岗”家庭——夫妻俩同在一个厂，一起下岗。一家棉纺织厂的双下岗夫妻，女的去了超市做收银员，月薪400元；男的找不到工作，在家做饭、带孩子。男的说：“我以前是车间主任，管着200多号人。现在在家‘管’一个6岁的儿子。落差太大了。”

1998年到2000年，南京市政府门口的上访人群明显增多。下岗职工、拆迁户、企业退休人员……各有各的委屈。

一位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说：“那几年，我每天要接待几十批上访群众。有的人哭着来的，有的人跪着来的，有的人带着被子、暖壶，准备‘长驻’的。我心里难受，但我能做的，只能是递一杯水，说一句‘我们正在协调’。”

那是一个阵痛的时代。改革的代价，最终落在了普通人身上。

八、宁杭差距为何在“九五”拉大？

“九五”期末，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

2000年，杭州GDP1382亿元，南京1005亿元。杭州领先南京近40%。什么概念？南京加上一个镇江，GDP才能跟杭州打平。

差距拉大的原因，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民营经济。但“九五”期间还有一个新因素：互联网。

1999年，杭州的马云在湖畔花园的一间民房里，创立了阿里巴巴。当年的阿里巴巴，只是个B2B信息平台，谁也想不到它会成长为万亿级的互联网帝国。但杭州政府做对了一件事——对互联网企业“放水养鱼”。没税收？没关系。没盈利？没关系。只要你有想法、有团队、有潜力，政府就给你支持。

而南京呢？“九五”期间，南京的互联网产业几乎为零。珠江路上卖电脑的、装机的、搞维修的，热闹非凡，但没有人做“软件”、做“平台”。

1999年，南京软件园的开发才刚刚启动。一位当时参与软件园规划的官员回忆说：“我们去北京中关村考察，看人家做软件，回来后写报告，说‘南京要发展软件产业’。领导批示是‘可以探索’。‘探索’了三年，才真正起步。”

“探索”两个字，折射出南京与杭州在“嗅觉”上的差距。杭州的领导看到了互联网的未来，敢赌、敢投；南京的领导也看到了，但更倾向于“稳一稳、看一看”。

这一“稳”，就错失了互联网的第一波红利。

九、“九五”的遗产：南京学会了“断舍离”

“九五”虽然痛苦，但给南京留下了三笔宝贵的“遗产”。

第一笔遗产：国企改革的阵痛换来了机制的市场化。 虽然国企改革“形似”多于“神似”，但至少打破了“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下岗职工分流后，国企的效率明显提升。2000年，南钢的吨钢成本比1995年下降了30%，人均产钢量翻了一番。

第二笔遗产：城市面貌脱胎换骨。 新街口、夫子庙、湖南路三大商圈完成改造，南京第一次有了“现代化都市”的样子。禄口机场通航、长江二桥开工、地铁获批，南京的“大交通”骨架初步形成。

第三笔遗产：科教资源开始觉醒。 虽然“两张皮”问题依然严重，但“985工程”让南大、东大获得了国家级的资源支持。高校合并也让南京的高校结构更加合理，为后来的产学研合作奠定了基础。

但“九五”也留下了一个深深的“伤疤”——南京人开始怀疑自己。

2000年，南京GDP突破千亿，却被苏州、杭州、无锡远远甩在身后。南京人第一次产生了“我们是不是不行了”的集体焦虑。

一位南京的老领导，退休后在饭桌上感慨：“我们南京，有长江、有大学、有历史，什么条件都比别人好，就是发展不如别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在“十五”时期，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答案。

十、尾声：2000年冬天，新街口的灯光

2000年12月31日，千禧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新街口广场上人山人海，市民们自发聚集在一起，迎接新世纪。金陵饭店的楼顶，烟花绽放，照亮了整个南京城。

人群中，有一个中年男人，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

男人叫老李，南钢的下岗工人。1998年下岗后，他开过摩的、卖过盒饭、干过保安。1999年，他借了3万块钱，在新街口附近开了一家小面馆。生意不错，一年下来净赚了5万多。

他抱着儿子，指着金陵饭店说：“儿啊，你看，那是南京最高的楼。以后你长大了，要住到那上面去。”

儿子问：“爸爸，那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算不算南京？”

老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算，当然算。不管住哪儿，我们都是南京人。”

烟花在头顶炸开，照亮了老李的脸。那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但眼里有光。

南京也是如此。经历了“九五”的阵痛，这座城市眼里依然有光。

因为新世纪就要来了。而在新世纪的头一个五年里，南京将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王牌”——软件产业。

那是一个让南京重新挺起腰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