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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鼎的前世今生

2026-08-03 17:45:39

说到南京大鼎的遭遇，我看过一本《朵云封事》作者是李在中，《朵云封事》是一部沉淀半生心血的文史回忆录，承载着两代人的文化初心与历史担当。作者李在中先生生于台湾，是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之子。父辈李霖灿身处动荡年代，穷尽一生守护故宫国宝，跟随文物辗转流离、渡海赴台，是故宫文物迁徙史最忠实的见证者与守护者。生于书香与文博世家的李在中，自幼浸润在父辈的家国情怀之中，常年聆听父亲与一众护宝亲历者的往事追忆。为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原貌，他耗费十五年光阴，往返于内地、台湾、加拿大等地，深耕两岸历史文化研究，走访两岸学界前辈，整理父亲留存的日记、书信，翻阅“中央博物院”一手档案，结合自身近七十年的亲历亲闻，最终著成这部三十篇文章组成的文史典籍。

这本书于2018年在北京正式发行，系统梳理了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至1965年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十余年风云岁月，细致记录了蔡元培、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一众文人学者，在乱世之中坚守学术、守护文脉的赤诚与担当，填补了近代文博迁徙史的诸多细节空白。令人惋惜的是，深耕历史文化研究、致力两岸文化交流的李在中先生，在著作问世的同年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他一生不为名利、深耕史实，执着于打捞被遗忘的历史真相，坚守文脉传承、联结两岸文化，这份纯粹与执着，令人由衷敬佩。

全书最让我心绪难平的，便是李在中先生对南京大鼎（博爱鼎）前世今生的完整记述。他以详实的史料、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这尊大鼎背后隐藏的侵华罪行，也对这一承载血泪历史的文物在台湾被篡改、被漠视的境遇，抒发了满腔愤慨，字字赤诚，句句铿锵，警醒世人：侵华历史不容抹杀，战争罪责不容洗白，历史真相必须被永远铭记。

我把《朵云封事》书中的描述南京大鼎一段文字附上作为对李在中先生的纪念：

“今天有关这个博爱鼎的过去，可能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更少人知道它的原貌是什么样子，又是如何被“整形”成了今天这个“博爱”面貌的；这个博爱鼎除了面貌被改变了以外，更为讽刺的是铸造这个鼎的缘由其实是一点也不博爱的，因为此鼎是1937年指挥南京作战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下令铸造的，他是明治天皇八女允子的夫婿，裕仁天皇的叔伯辈，也是南京大屠杀的最主要元凶之一。事情的原委是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在攻下南京以后，把国民政府留在南京的一座兵工厂里所遗留的铜料和其他金属一起运回到大阪的陆军兵工厂，在朝香宫鸠彦的指示下铸成了这个“攻克南京战功纪念鼎”，以为铭勋记功，并咏颂皇军“耀武扬威，武运昌隆”之器。并且，他还请了明治天皇的六女昌子，书写了一段铸鼎缘由，然后又把明治天皇“御吟”的亡灵挽歌，刻铸在鼎的另一面，完工后，就在1938年12月攻克南京一周年时，把此鼎“奉纳”到东京的靖国神社里，去与“七生报国”“护国玉碎”“武运长久”的鬼魂做伴，以慰亡灵。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以“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为主导机构向日本索还所有在侵华战争期间自中国掠夺的所有文物，虽然这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实际上只有美军)的有关部门在文物归属认定条款上有不同的看法，因而设下了许多不近情理的规定，来增加追索被劫文物回归的困难度，这些在李济的《赴日小记》二文，以及当时以“清损会派往日本专员”名义在中国驻日代表团第四组工作的王世襄先生的《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一文中对这段美国政府的种种阻挠刁难的情形有详尽的记载，这些交涉的细节在本文的后段也将再加详述。

由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制定的这些极为严苛的归还标准，因此严格讲来，太多过去被日本掳夺的甲级文物或标本都没有能够回到中国。至于这个南京大鼎，当时的中国驻日代表团认为它应是一件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于归还。因为此鼎既无艺术价值，又非值钱之物，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便同意列入了归还文物，于1951年5月与第四批日本归还文物，一起被运到了高雄(交运清单上被编为第二十六、二十七箱，内容为铜质大鼎一台，铁铸底盘)。鼎的本身虽然只是放置在靖国神社里的一件非中国原创的文物，但“教育部”认为此鼎系一件有关于1937年之“南京保卫战”的文物，在历史意义上有其特殊价值，因此“教育部”就拨归此鼎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来接收入藏。

此鼎体位硕大，三足有耳，从形制来看，明显的是仿造当时立在中山陵步道上的“总理奉安纪念大鼎”，但仿制拙劣，环绕鼎身的祥云浪涛图案都极为呆板，是个典型的工艺品，呆板而笨拙，完全没有商周大鼎的雍容赫赫、正气堂堂的气势。“中博”奉命接收了以后，因为这个鼎实在太过笨重，运输搬迁非常麻烦，再加上又非自大陆运台文物，因此该鼎就不编列在运台文物清册里，当然也就不在后来迁台文物清查之列，所以这个鼎也就没有被运往北沟的“中博”仓库，直到1965年迁往台北新馆以前，这十几年来它一直是鼎身不知何属，独孤地“鼎立”在台中糖厂仓库里，安土“重”迁，无人过问。直到1965年12月，此鼎才随院藏文物一同搬迁北上，运往了士林外双溪新址，同样的历史原因，不在清点清册中，因此此鼎也没有入库，而被安置在当时位于台北故宫西侧附近至善路二段113巷口的“物资局”仓库里。一番气象的新馆在整治四周庭院环境工程时，在今天“天下为公”牌坊步道尽头的平台处，需要陈设一件较为厚重的器物，以为文物表征，增添些许文化氛围，当时的器物处便想到了仓库中还有这件“重”器可以适合需求，因此决定将此鼎复出，让其重现天日，物尽其用。但是经当局在计划研究时，觉得将一个有日本皇室成员写的，代表日本军国主义耀武扬威的战功鼎，摆置于故宫的进门口，十分不宜，于是建议改头换面，去旧换新，将原来刻有歌颂南京战役昌子公主写的此鼎“沿革”拿掉了，换上了中山先生书写的“博爱”铜牌，然后又把后面明治天皇原创的“战魂挽歌”也烧焊掉了，变成了“黄埔训词”，最后是移“花”接“花”，把代表日本的樱花拿掉，换成了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梅花。所以，一个与“南京保卫战”历史有关的“南京大鼎”，就这样经过改造后成了象征爱好和平的“博爱大鼎”。

深思检讨，会做出这个改装的决定，是因为台北故宫当局在这个鼎的定位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当时没有将此鼎定位为印证史实的文物，却只是将其定位在一般器物的再利用思维上，因此后来在做法上就出现了偏差。

这个鼎的铸造已经是近八十年的事了，当年追寻因战争被日人掠夺文物远赴东瀛的学人及相关工作人士均已谢世，兴衰荣辱，皆白云苍狗，付之悠悠。唯独本应立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本该为这段日军泯灭人性的暴行做历史见证的大鼎，却造化弄人而以另一面貌立于台北故宫门前，忆昔抚今，思之竟至语塞。”

读完这段详实又沉痛的文字，心中百感交集。一尊大鼎，方寸之间，藏着一段山河血泪，刻着一场民族劫难。它本是日本军国主义炫耀侵略战功、祭奠侵略亡魂的载体，是南京大屠杀最鲜活、最直白的实物罪证，理应立于遇难同胞纪念馆前，警示世人勿忘国殇、警钟长鸣。可命运跌宕，这尊承载着沉重历史的大鼎，历经波折回归故土，却被人为篡改原貌、抹去罪证，沦为一处象征和平的景观摆件，让一段血淋淋的侵略历史被刻意淡化、遮掩。

李在中先生耗费心力梳理这段被尘封、被篡改的历史，不止是为一件文物正名，更是为一段历史发声、为无数遇难同胞鸣不平。他深知，文物从不是冰冷的器物，每一件历经战乱留存的文物，都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相较于文物的艺术价值、观赏价值，其背后的历史真相、警示意义，才是最珍贵的内核。刻意美化罪行、篡改史实、粉饰过往，便是对历史的背叛，对逝者的辜负。

山河无恙，岁月无声，但历史从不该被遗忘、被涂改、被消解。《朵云封事》一书，以笔墨为薪火，接续了两代人的文脉坚守，留住了乱世护宝的赤诚，守住了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李在中先生穷尽半生打捞历史碎片、坚守史实初心、维系两岸文脉的担当，让我深受触动。

如今，硝烟散尽，山河安宁，但南京大鼎的遗憾与沧桑，时刻警醒着我们：历史从不是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记忆。我们当传承先辈的赤诚与坚守，铭记苦难、敬畏历史，坚守真相、不忘国殇，以史为鉴、砥砺前行，守住民族记忆，护好家国文脉，不让岁月抹去伤痕，不让历史重蹈覆辙。谨以此文，致敬坚守史实、守护文脉的李在中先生，也致敬每一段不容篡改的家国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