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向皇帝提出了徐州的盗匪问题。
他首先指出徐州地理位置重要，是南北襟要，且当地民风彪悍，“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接着详细说明州之东北七十余里的利国监情况，这里自古为铁官，商贾聚集，冶户富有，但兵卫寡弱，容易被盗贼觊觎。“使剧贼致死者十余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且当地产精铁，民善锻，若盗贼散冶户之财招无赖，可迅速聚集数千人，顺流南下则徐州有不守之忧。
其次，苏轼还提到京东恶盗多出逃军，原因是军士部送罪人配军时费用不足，只能借将校息钱，回来后被刻粮赐，导致穷苦无聊逃去为盗。同时，郡守威权太轻，上有监司伺其过失，下有吏民持其长短，欲督捕盗贼却法外求钱不可得，盗贼情重法轻，守臣配流之则被法司覆按弹劾，难以得吏士死力破奸人之党。
基于上述情况，苏轼实施了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治理策略，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民生关怀。
整军备武，强化军事根基。徐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素有“当舟车之会，控河朔之冲”（《徐州上皇帝书》）的战略地位，北宋时期常受盗贼流寇侵扰。苏轼到任后，敏锐察觉到当地驻军“兵骄而器坏”（《宋史·苏轼传》）的弊端，立即着手整顿厢军。通过严格训练体系的建立与兵器甲胄的修缮，大幅提升地方武装战斗力。他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中记载，经整顿后的士卒“皆可用”，形成对盗匪的强大武力威慑，有效遏制了暴力犯罪的滋生。
推行保甲，激活民间联防。针对北宋中期“盗贼充斥”（《宋史·食货志》）的社会痼疾，苏轼借鉴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构建起严密的基层治安网络。他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的组织架构，推行“自相保任”制度，明确规定同保人负有协同追捕盗贼的责任，对知情不报者依法连坐（《宋会要辑稿·兵》）。这一举措将官府治安力量与民间自治紧密结合，实现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全覆盖。
固城设防，筑牢防御屏障。在主持修建徐州“黄楼”以抵御水患的过程中，苏轼同步推进城墙加固、护城河疏浚等工程（《黄楼赋》序）。这些兼具防洪与军事防御功能的建设，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抗洪能力，更构建起抵御外敌与盗贼的坚固防线，使徐州在灾患时期仍能保持社会秩序稳定。
赈济灾民，化解生存危机。北宋中后期，黄河频繁决口导致徐州周边“田庐漂没，百姓流离”（《苏轼文集·上韩丞相论灾伤书》），大量流民沦为盗匪。苏轼到任后，一方面组织军民全力筑堤防洪，另一方面积极上奏朝廷，请求减免赋税、开仓放粮。他在《徐州祈雨青词》中如实陈述“饥馑荐臻，流殍相属”的惨状，呼吁朝廷“宽逋责，缓刑诛”，通过系统性的赈灾措施，从根源上消除民众因生计所迫而铤而走险的动因。
劝课农桑，恢复经济秩序。为实现长治久安，苏轼推行“以工代赈”政策，招募流民参与水利兴修与农田开垦，既解决了劳动力闲置问题，又促进了地方经济复苏，达成“使民得食其力，而官府亦收其功”（《宋史·苏轼传》）的双赢局面。同时，他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奖励耕织，据《彭城志》记载，其任内“田野日辟，仓廪日实”，民生的显著改善直接带来“剽掠之患渐息”的治安好转。
打击豪强，净化社会生态。针对地方豪强与盗匪勾结的乱象，苏轼采取雷霆手段，严厉惩治“兼并之家”。他在《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中，深刻揭露豪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通过法律手段打破官匪勾连的利益链条，重塑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为地方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徐州狱政积弊严重。宋代地方监狱管理普遍存在 “淹狱”（案件拖延不决）、“虐囚”（官吏滥用刑罚）、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徐州作为军事重镇，因驻军、商贸活动频繁，案件数量较多，监狱管理的漏洞更为突出，尤其在秋冬刑狱集中期，囚犯死亡率较高。 苏轼秉持儒家 “仁政” 思想，主张 “治狱以宽”，反对严刑峻法。他在《徐州上皇帝书》中提到，“狱者，民之命也”，认为监狱管理直接关系民生与社会稳定，因此将改善狱政作为地方治理的重要内容。
苏轼进行的狱政改革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点：
（1）加快案件审理
苏轼到任后发现，徐州监狱中大量案件因官吏推诿、证据核查迟缓而长期拖延，许多囚犯因等待判决而长期羁押。他亲自参与案件审核，要求下属官吏 “限期结案”，尤其对轻罪案件简化流程，避免无辜者久困狱中。据《苏轼文集》记载，他曾在半月内清理数十起积压案件，释放多名因 “细故”（轻微过错）被关押的百姓。
（2）改善监狱环境
宋代监狱卫生条件极差，秋冬易爆发瘟疫。苏轼下令修缮徐州州狱，改善通风、排水设施，并要求每日清扫牢房；同时，他关注囚犯饮食，规定 “囚粮不得克扣”，对老弱病残者额外提供衣物、药品。这一举措显著降低了囚犯的死亡率，《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虽未直接记载，但苏轼在《凌虚台记》等文中间接提到 “狱无冤囚，民自安业”，可印证其效果。
（3）医治病囚
他首倡设立病囚院，引入《太平圣惠方》的医疗技术救治囚犯，打破“视狱囚如草芥”的传统观念。当时法律规定：囚犯因拷打致死，官员需担责；但若因病死亡，官员无需负责。狱卒常借此故意不提供医药，导致大量病囚死亡。苏轼对此深恶痛绝，认为此举违背人道，遂下令强制医治患病囚犯。
苏轼创造性利用王安石新法中的"免役宽剩钱"（地方税收结余）和"坊场钱"（市场税收），设立专项资金为病囚提供药物治疗，确保囚犯基本生存权。
（4）禁止虐囚
严令禁止狱卒殴打、辱骂囚犯，尤其对重刑犯保障其饮食供应，允许家属探视，并规定节日期间（如春节）需提供酒肉。整顿狱吏腐败
针对狱卒借职权勒索囚犯家属财物的问题，苏轼加强监管并惩治涉事狱吏，净化监狱环境。
（5）反对严刑逼供
苏轼对当时地方官吏滥用 “拷讯”（刑讯逼供）的做法极为不满，强调 “罪疑从无”。他在审理案件时，注重证据核查，对供词存疑的案件反复核实，避免因酷刑导致冤假错案。例如，在处理一起 “盗牛案” 时，他发现囚犯供词与物证矛盾，最终查明是官吏刑讯逼供所致，遂释放囚犯并惩处了相关官吏。
苏轼的措施在任内有效缓解了徐州狱政的积弊，监狱秩序明显改善，百姓对官府的信任度提升。他离任后，徐州百姓为其修建 “苏公祠”，将其狱政举措与治水、抗灾等功绩一并传颂。
总结：苏轼在徐州的不到三年，是他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经历。他以卓越的领导才能、深厚的民生情怀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为徐州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抗洪保城、 寻获石炭、 祈雨济农、治盗医囚的事迹，至今仍在徐州大地上广为流传，成为了徐州人民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苏轼的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徐州人，在建设美好家园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他在徐州的政绩，不仅是北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