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邱坊巷的灵魂，始于一个名字和一段流传千古的友谊。巷名直接来源于北宋朝议大夫闾丘孝终（“丘”与“邱”通）。他曾在黄州任太守，为人正直清廉，后致仕归隐苏州，居于巷内，并立有牌坊，时人称“闾邱坊”，小巷因此得名。
真正让这条小巷熠熠生辉的，是闾丘孝终与一代文豪苏东坡的深厚情谊。当年苏轼被贬黄州，恰为闾丘孝终下属。后者不仅未加冷遇，反而对这位旷世奇才敬重有加，时常邀其宴饮赋诗，筑栖霞楼共赏风雅。这段患难之交在苏轼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即便在闾丘孝终退隐苏州后，苏轼每次途经，必定登门拜访，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感叹：“苏州有二邱，不到虎邱，须访闾邱。” 虎丘是自然与历史的胜景，闾邱则是人格与情谊的寄托。一语双关，既指巷名，亦指故人，将一条小巷的人文高度提升至与吴中第一名胜比肩的位置。
自宋代立名之后，闾邱坊巷便不再是单纯的居住之地，而成为苏州上层文化与市井生活交织演变的舞台。
继闾丘氏之后，小巷在宋代又迎来了另一位显赫人物——信安郡王孟忠厚。他是宋哲宗孟皇后的侄子，南渡后曾居于此，其府邸“藏春园”为巷内增添了皇家外戚的贵气。降至明代，巷内“薛家园”曾传有“雪艳娘墓”，其背后“一捧雪”玉杯的传奇故事，经由戏曲家李玉改编成《一捧雪》传奇，更是为小巷蒙上了一层忠义与悲情的色彩。
清代，小巷的文脉得以延续。康熙年间，翰林顾嗣立在此筑“秀野草堂”，一时间成为江南名士诗酒唱和的雅集之所，承袭了苏轼时代的流风余韵。
进入风云激荡的20世纪，闾邱坊巷见证了苏州近代化的步伐。其中最显著的标志，便是交通部苏州电话局（后为邮电局）的入驻。
这座始建于1920年、于1923年竣工的城堡式建筑，以其青砖外墙和四根醒目的罗马式廊柱，突兀而又坚定地矗立在传统小巷中，被当时百姓视为“怪物”。它不仅是苏州电信事业的发祥地与长期中心（从1923年至1998年），更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苏州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实物地标。
与此同时，金融家、实业家的宅邸也相继落户，如曾任交通银行苏州分行经理的程继高的故居，以及被称为“纸大王”的巴西华侨詹沛霖的故宅，它们共同勾勒出近代苏州民族工商业与海外华侨经济的活跃图景。
新中国成立后，巷内许多深宅大院经社会主义改造，一度散为民居，格局有所改变。近年来，随着古城保护意识的增强，闾邱坊巷迎来了新生。政府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包括程宅在内的多处控保建筑进行系统性修缮，旨在解除隐患、恢复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