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兴，世居南京，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时，他二十四岁，在城南当裁缝，虽然早就听说日军凶残，但因为顾念家小，而没有及时逃命，认为只要顺从于日本人，日本人便不会怎样。

城破之后，听闻日本人到处行凶，这才不得不带着父母、弟弟和刚结婚半年的妻子躲进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认为有华侨的招牌，再加上大鼻子的洋人，日本人便不敢放肆。

哪知日本人根本不顾及什么国际形象，照旧来至华侨招待所行凶。那是一天下午，几个日本兵来到招待所，气势汹汹，十分野蛮，有个跟随日本兵身边的翻译，喊话示意所有的成年人都出来点名。

刘永兴和弟弟不知道什么情况，担心倘若不出去，日本兵就要打人，于是兄弟二人到了外面，跟其他人排成一列，忐忑不安地等着日本兵发号施令。

很快，一行人便被押到一个大广场上，约摸有一千多人在此，全都是壮年男子。等到又押来几批人，翻译官大声吆喝着，要所有人去下关码头，说是去当苦力搬运货物，还说有功劳者会给予奖励。

众人将信将疑，却又不敢不遵从，有几个人趁着日本兵不注意，窜出人群就跑，几声枪响过后，那些人全部趴在了地上。一见日本兵开了枪，就再也没人敢逃跑了，只得乖乖地跟着日本兵朝着下关码头的方向前行。

队伍前面由已经被日本兵缴械的巡警开路，后头则是日本兵的马队押阵，沿途全是死人，男女老幼都有，甚至包括孕妇。沿街的房屋内，不时传出女人凄惨的哭喊声，以及日本兵的笑声，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都很清楚，但也仅仅是敢怒不敢言，只在心底默默念佛，希望佛祖保佑自家的女人不要被日本兵抓走。

倘若遇到活人，不论年龄，一并赶进队伍中，哪个跑，就开枪。走到挹江门附近，看到密密麻麻的败兵被日本兵用铁丝穿透大腿或锁骨，一串一串的，也不反抗，也不逃跑，甚至在日本兵的威吓下自己人绑自己人，稍微动作慢一些，则会遭到日本兵的毒打。很多人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也有的头破血流，还有的连站都站不住，需要有人搀扶着。

随着日本兵的一声令下，这些人跟着队伍一晃一晃地前行着，日本兵叽里呱啦地对他们叫喊，不停地用枪托、木棒、皮鞭等物品抽打他们，只为让他们走的快一些。

到了下关码头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日本兵找出一些壮年，让他们将被押赴到此人全部捆起来，每二十个为一串。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被骗了，日本人根本不需要苦力，而只为杀掉青壮年。尽管知道厄运就在眼前，但没有任何人反抗，都在默默地遵从日本翻译的话。人之将死，连哭都不会了，只有冷漠的表情，甚至有人还会说几句自嘲的话，或许只为不让自己的内心那么恐惧罢了。

等到机枪声突然响起之后，这才大乱起来，每个人都有求生欲，但由于都被捆住，因此没法跑。日本兵不但用机枪扫射，还用小炮和炸药包炸。

以下为刘永兴的自述：

我在前面，赶紧跟着一伙人跳到江中，因为尸体将江面堵塞，根本无法移动，只得将身子泡在泥水里，头露在外面，希望能逃过一劫。

枪声停止后，日本兵开始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被打死得哇哇乱叫。我在江水中看着，只见刺刀一闪一闪，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叫着，一边在对着地上的人乱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竖起来。

刺刀捅完，再用火烧，火势很旺，吱吱作响，没有死的人在火焰中乱动。日本兵尽管知道水里有人还活着，但他们不敢下水，于是朝着水面又用机关枪突突了一阵子，还留了几个炸药包，将水面上的尸体炸碎了不少。

我由于躲在一条破船的旁边，才侥幸逃过一劫，等到日本兵走了后，也不敢动弹，在水里整整泡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才慢慢地爬上来，这才发现自己的棉袍子被机枪打了两个洞。那天爬上来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余的全都死了，具体多少人，说不清楚，估计有几千人吧。日本兵真是太狠了！

刘永兴所经历的下关码头大屠杀，在战后得到证实，日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直刚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为证人，证明自己亲眼所见到的情景与刘永兴说得一样。并在1956年出版的《目击者的证言》一书中，将此事详细披露。

而参与这场大屠杀的原日本第六师团的下等兵田所太郎，也在良心的谴责下，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他说：

“那时我们驻下关，接到命令后，就开始满处抓俘虏，尽管名义上抓俘虏，但只要见到人就抓，才不管是不是俘虏……将抓到的人带到下关码头，用铁丝将他们串成串，然后开枪射杀，再用刺刀戳，最后浇上汽油烧，我们管这个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这种事情干多了，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在我们眼里，一个中国人的性命还不如一尾鲤鱼值钱，鲤鱼还可以吃，他们却什么用都没有，留着也是累赘，不如统统杀掉。”

日本人从战后至今，一直否认存在南京大屠杀，纵使在数不清的人证和物证面前，依旧予以否认，认为这仅仅是一小撮不受记录的人干出的事情。真乃是普天之下，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