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与〈南京条约〉》:一个清朝“打工人”与古今一辙的职场

文丨侯雪怡

1942年，《南京条约》签订百年之际，37岁的邓嗣禹完成了自己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张喜与〈南京条约〉》（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1842）。导师费正清其实只比他大两岁，比起师生，两个人更像研究搭档。两年之后，邓嗣禹以这部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同名专著，费正清为他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

在邓嗣禹诞辰120年之际，这部书的中译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距离本书初次出版已过去八十余年，如今再来读这部小书，除了经过时间检验的学术价值之外，又有何历久弥新的现实价值呢？不妨把目光移向本书的研究对象：张喜和他所撰的《抚夷日记》。

张喜是谁？鸦片战争之初，伊里布从云贵总督任上调到浙江，任钦差大臣，负责“夷务”。张喜是他从前任云贵总督之时的的仆从，伊里布启程赴浙江时，别人都嫌远没有跟去，只有他跟去了。张喜在定海代表伊里布前后与英国人交涉数次，后来也一起下了大狱。重获自由后，二人又先后来到金陵，继续与英国人办交涉。

他在《抚夷日记》里写了什么？开头追叙定海事毕，便是伊里布如何写亲笔信急召他至金陵，以及此后85天内的交涉活动。值得钦佩的是，他的日记每日都写，无论是长达三千余字的争吵始末，还是伊里布和耆英吃了顿午饭，他都会当日记下，以保证记忆尚属新鲜。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喜身为伊里布的贴身仆人，所见所闻往往颇为私人，《抚夷日记》中便得以描画出一幅生动的清廷大员私密图景。但写人之时往往也是在写自己，这本日记经邓嗣禹辨析史料时随手解剖，不但涌动的暗流被翻出来摆到了明面上，连张喜的“春秋笔法”也现了原形，活脱脱一部“职场现形记”。如俯近细读，或许还会发现，百余年前发生在张喜身上的一切是那么地熟悉……

古今一辙的“职场厚黑学”

1842年4月，原本流放张家口军台的伊里布得重新起用，与耆英等人同赴浙江。出发前，他和耆英都希望张喜随他们同去，但尚在病中的张喜拒绝了。到6月间，江浙局势日渐紧张，身处天津的张喜一日日地闻得前线战况：宝山陷落，上海失陷，江南提督阵亡，牛鉴退守昆山……除此之外，他还一日日地见得天津城内气氛逐渐紧张，港口“集兵甚厚”，眼见战火就要烧到他最为在意的家乡。

于是，7月10日接到伊里布遣专差送来的亲笔信后，张喜很快便决定南下，再次赶赴伊里布身侧“办理夷务”。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一腔热血很快便会被浇熄。伊里布在信中连书“如今终要你来，方能达我意于夷人，以期大局速统”“你以忠诚事我，既遇此机会，岂忍视你终抱屈情不伸”等语，自然有真情实意在，但亦是时局紧张之下不得不为之。一待最紧迫之时过去，他的态度便为之一变，张喜也成了“用完即弃”的工具。

张喜一路跋涉，最难时困在绅商逃逸一空的扬州，水路为英船塞断，旱路又有土匪、盐枭沿路抢劫，但他还是设法于8月7日抵金陵，一周之内数会英人，8月12日从静海寺拿回了条约草案。不承想，一日之内局面急转直下。清廷大员迟迟不拿出全权谕旨，8月13日双方大员早间会谈不欢而散后，英方在静海寺向张喜等人下了最后通牒，若次日天明之前看不到回信，已就位的大炮便立即开炮。回去汇报后，耆英、伊里布、牛鉴三人先是“茫然无主见”，待事情稍有眉目，第一反应竟是为将来保举叙功之便，商量第一批派谁去、第二批派谁去。旁观的张喜仍记得静海寺内麻恭“恨恨杀人之状”，先是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只怕英国人等不了这么多天，见三位大宪不大高兴，又说：“办事的只管办事，保举时就算全部开列又有何妨？”三位大宪只是不语。

当天午夜，张喜等人便携公文出城，在破晓之前赶到英国人船边投递，一直忙到午间方回城。这一番连轴转之后，张喜写他“因受暑热吐泻不止”，三位大宪传唤也不能起身去见。这一日（8月14日）之后形势稍缓，再次日（15日），张喜身体情况好转，便听时任两江总督牛鉴差遣，又去投递公文传话。可也就是在这一天，伊里布的责怪不期而至。

张喜一回城，伊里布便责怪他今天不该出城。张喜解释是牛大人吩咐，可伊里布仍然面带怒色：“即便是牛大人让去，也不该去。”10天前，伊里布在无锡舟中与张喜相见时，还为他作一首七言律诗，诗中云“且喜帷筹来管乐，非为掉舌有苏张”，将张喜比作苏秦与张仪。短短10天后，他便不许张喜再过问“夷事”，黄恩彤与咸龄后续商议的章程也不许他知道。张喜对此剧变百思不得其解，只写自己“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使得他被动卷入了“上层内斗”。彼时金陵三宪之中，耆英为唯一的钦差大臣，牛鉴任两江总督，唯重得起用的伊里布只得乍浦副都统之职，地位难免尴尬。邓嗣禹更揭晓其中奥秘：耆英与伊里布关系不佳，而黄恩彤与咸龄自接手以来便往往不向伊里布汇报，伊里布欲要知道谈判进展，还得从牛鉴处获取消息。此等情形之下，再发现自己的仆人“听牛大人吩咐”出去办事，无异于被全面架空，焉得不怒？于是张喜的“努力”也成了一种错。

可伊里布究竟是离不开张喜的，又过两日，到8月17日，他便又命张喜阅看条约款项，看可行与否。心里仍有怨气的张喜抓住机会，立即回答说：无论可行与否，均请与耆将军、牛大人共同商议，自己不敢妄言。并强调，是中堂（伊里布）有言在先，夷事不许自己知道，所以才不敢多言。

张喜更抓住这个机会，倾诉自己的委屈：“我并非乐于办理夷务，之前在浙江办理夷务，是出于万不得已。这次我本不该来，是中堂遣急差特谕前来。……现在夷务既然不许我知道，又何必远道相召？”

当然了，他的问题永远得不到回答，无论是“保举时就算全部开列又有何妨”，还是“现在夷务既不许我知道，又何必远道相召”。这两个问题均指向最幽暗之处不可言说的隐秘，需要“打工人”自行领悟。

金陵事了之后，张喜说什么也不愿与耆英、伊里布同赴粤省，坚持要回天津老家。伊里布刚就黄恩彤与咸龄代替他谈判一事加以安慰，主仆二人此时仿佛集体失忆，忘记了当初正是伊里布令张喜不许再过问。伊里布说：“耆将军说你面色甚厉，唯恐坏事，是以将你撤回，专令黄大人、咸大人经理此事。”张喜再次抛出伊里布无法回答的问题：“当夷人猖獗之时，为何不派黄、咸二位大人前去？”只是这次伊里布没有沉默，而是岔开话题继续安慰他，为他寻找看开自己“被抢功劳”的方法：“然而此事推开也好，倘若日后翻案，黄大人官职大些，肩头宽些［更好担责任］。况且他是翰林出身，同年故旧也多，谅来未必有人参他。”主仆二人此时所关心皆非今后清朝如何，金陵如何，百姓如何，只算计自己的利害而已。

一番推卸责任与主仆情深之后，张喜似有所悟，他对伊里布把这两个多月的憋屈全部吐了出来：

险难之事，必是命喜出头；易办之事，必是有职分之人前往。……耆将军口说怕喜坏事，心里其实是怕喜成功。怕喜成功，即是怕中堂（伊里布）成功。中堂成功岂不盖了耆将军的面子，耆将军焉得不嫉妒？而嫉贤妒能，古今一辙，我们却不必介意。

纵使伊里布曾对张喜有所为难，但最后他还是处处向着伊里布，默契地转从耆英身上找不是之处，将过错全部推给耆英。毕竟，伊里布才是他尽忠的对象，而他原本便十分看不上耆英这位新任钦差大臣。《南京条约》于英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上签订后，他对耆英的不满达到了顶峰，日记中开始频繁出现耆英的坏话，最后全部归咎于耆英也是意料之中。

《抚夷日记》的“工作留痕”性质

除了补全《南京条约》签订史实的细节，张喜事无巨细的日记还有另一个功能：记录上司言辞的前后矛盾之处，以及八卦。鉴于他对耆英的不满，这些小动作的对象自然都是耆英。张喜虽不喜耆英，但有那么两处记录下的前后矛盾倒也没冤枉了他——张喜的日记是当日便完成的，写下今日之事时，他无法预知明日会发生何种变故。

8月5日，耆英在无锡舟中与伊里布一同见张喜时，便对他说：“英夷虽然猖獗，我们断不可孱头了。”意在要他前去谈判之时不可过柔，任对方拿捏。言毕还打量他的行头，不轻不重地讽刺一句，张喜虽未写自己心理活动，但从他记下对话内容来看，想是不太痛快。两个多月后，到10月间准备回乡之时，张喜与伊里布长谈，伊里布说：“耆将军又爱你又怕你。他爱你口齿捷辩，深得大体；他怕你性情刚烈，唯恐坏事。”张喜立刻便回道：“耆将军谆嘱我不要孱头了，怎么如今反说此话？”如果不是事先记下了二人的对话，张喜此刻也没有回呛的底气。而面对张喜的反问，伊里布再次选择沉默不语。

另一次矛盾来得更快些。8月29日，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当日，伊里布病得不轻，上下船都得水手抬椅子，耆英等不及英国船上水手抬他回去，自行坐船先回了伊里布船上，并派人赏给水手洋钱五百元。张喜细问是赏英船上的，还是自己船上的，耆英说：“赏给夷船水手三百元，赏给中堂船上水手二百元。”张喜在日记中写他“当即传话吩咐明白”。不到10天后，黄恩彤从英船上回来时，说伊里布船上水手要领耆英的赏钱，可耆英却当场否认：“未有［赏钱］此事。”最后伊里布不得不自己出了几十元赏给自己船上水手，至于英国人有没有收到赏钱，张喜写他“无从查问”。

还有什么比目睹上司否认自己亲口许诺过的“奖金”更令人愤怒的？张喜就此事颇多微词，这也是他第一次忍不住在日记中直接“吐槽”耆英：以钦差大臣之尊，食言于水手，其事亦奇。既然今日能食言于水手，那他日若对张喜自己有所许诺，只怕张喜也不会吃他画的大饼了。这恐怕也是最后任凭伊里布和耆英如何挽留、如何许诺功名，希望他一同前去广东，他都不肯松口答应的原因之一。

围绕耆英还有一桩轶事，9月29日耆英与伊里布去与英国人吃饭，回来之时伊里布不太高兴，谈到耆英“会见夷人情形非常不雅”。一听到耆英有不雅之举，张喜就来精神了，他写自己“不明白‘不雅’之详细，遂问文武巡捕”，实在是从未如此求知若渴。要知道，当初从静海寺拿回条约草案，他在日记中抄录了一半便没兴趣再抄下去了。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打听出原来是耆英在吃饭时与马儒翰有“饮皮杯”之事。“饮皮杯”又是何意？经邓嗣禹辗转求证，原来是有一习俗，“为劝好友饮酒，会以自己之口送酒，以示亲密无间”。此处大约不是说耆英当真嘴对嘴送酒，但共饮之动作过密，则无疑义。

顺着耆英“饮皮杯”之事，邓嗣禹又据英文史料补上两条轶事。一是耆英曾在和璞鼎查吃饭时坚持要对方张嘴坐定，由他向口中投射梅子蜜饯。在现场目睹一切的英国军官利洛回去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亨利爵士（即璞鼎查）发现抗议无济于事后，那副痛下决心忍受的表情。”一是耆英1843年去广东谈善后章程时，曾问马儒翰“密友”用英语该怎么说，马儒翰建议用“intimate”一词。后来耆英在给璞鼎查的私人信函中便用此词，但他用了四个抛开该词实际意义的音译汉字“因替密特”。后一桩发生时张喜早已回乡，便罢了，如他知晓前一件事，想来也免不了在日记中书上一笔。

但以史学家的眼光，显然不能只能看他写下的事，更要看他没写的事。有那么一件与张喜切身相关的事，他还真就没写，那就是他工作中犯下的错，但这并不妨碍邓嗣禹勘破他的“春秋笔法”，从英文史料中还原现场。

前文说过伊里布生病之事，就在签约日前三天，英方知道他身体欠佳，提出派医士前来诊视，并说他们有一种丸药，一服即可痊愈。张喜多次劝伊里布不要吃他们的药，但是伊里布没听。此时，张喜并未写丸药长什么样，开了多少，具体又该如何服用，只在次日写伊里布服后“病势减轻”。但过了两天，到签约当日，又变成伊里布“仍未痊愈”，尚须复诊，且病到需要人用椅子抬上抬下。

邓嗣禹揭晓了背后缘由：张喜去英国人船上取药时，在枪械室里喝醉了，结果弄丢了随药附上的服药说明，于是伊里布一次性吞下了本应分三天服用的药。且伊里布因为张喜的失误吃错药，致使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复诊时英方医生发现伊里布吃错药了，这才向伊里布作了解释。

此事之后，张喜在日记中写：“吴思南（英方医生）诊视后……让蒋胜华陪同吴思南等人回到他们自己的船上，取来大约半茶盏之多的黄色水药，中堂服后方来夷船。”之所以此时改派蒋胜华去取药而非一贯的张喜，大约便是发觉他之前所犯之错了。英文史料中还说张喜因弄丢服药说明而受了笞杖，他自己只字未提，且马上又跑动起来，去为伊里布拿新开的药了。这次他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所取丸药的一切，再无遗漏：“取回12粒白色丸药，其丸大如桐子，作四日服用，每日辰、午、酉时（即早中晚）各服一丸。”

借张嘴用用：小心机“免责声明”和“自我包装”

张喜总写他“不敢妄言”，那么他在日记里究竟有没有妄言过呢？据邓嗣禹考证，还是有两处很明显的“往别人嘴里塞话”，也就是编造对话内容。于是这背后的动机就很值得注意了。

一次是8月13日，他给英方译官马儒翰编造发言。彼时张喜正在就开炮时间与英国人拉扯，急得拿自己和伊里布的性命相逼，而马儒翰与麻恭等人商量后说：“先生既如此说，我们便等到天明。如果还没有回信，我们就要开炮了，到那时不要怪我们。”身处历史洪流之中，彼时的张喜无法得知明日此刻金陵会是什么模样，也无法确保自己能够全身而退。他当然会想起定海之后与伊里布一起下狱之事，于是回道：“我们不过往来传话，之后还须另派大员前来会谈。”意在撇清自己的责任。

接下来，他为马儒翰编织了一段堪称“画风突变”的回复：“官职不在大小，只要能办事就好。再者，居官总在才高德重，却不在官职之大小。若无才德，虽官高极品，亦不过素餐尸位，何贵之有？更有一班狡诈之徒，上蒙君主，下欺黎庶，我们见了更觉可恶之至。像似这等人，使我们遇见而必诛之。”当时英国人因不得不与小吏打交道而感到非常屈辱愤怒，断然不会说出“居官总在才高德重，却不在官职之大小”之话，而张喜一面对自己位低人微感到不满，一面瞧不起除伊里布之外的其他大员。显然，他试图进一步把责任甩给那些缩在他身后的大员，尤其是他本就不甚喜爱的耆英。

另一次“妄言”则是临走前，面对一向敬重的伊里布，他竟也借对方的嘴编造起了对话。他写伊里布对耆英说：“张喜此次之来，不辞劳苦。当英夷欲攻江宁之际，他首先登上夷船，说定戢兵讲商……让减洋银九百万元。嗣后经夷人中途生变，又随黄、咸二位上夷船一次，不避凶险，屡遏夷氛，转战为和。其功较著，论功当居第一。至于添派黄石琴（即黄恩彤，字石琴）、咸松圃（即咸龄，字松圃）去，是黄、咸跟着张喜去的，并非张喜跟着黄、咸去。若无张喜开创此辙，则黄、咸两位也断不敢去。即使他们二人敢去，我们也不放心。”

邓嗣禹很是怀疑这一大段话的真实性，毕竟伊里布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是否会在耆英面前对张喜做出如此坦率的评价，此事颇可疑。他认为也许张喜有意创作了这段对话，以展示自己的事业，就像曾借马儒翰之口说出自己对耆英的批评一样。尤其是对话中强调了张喜的功劳在黄恩彤与咸龄之前，强调“是黄、咸跟着张喜去的，并非张喜跟着黄、咸去”，怎么看都像出自利益相关的张喜本人之笔。

但此等“自我包装”意识不可说不重要。若张喜无此意识，则他一开始便不会有心写《抚夷日记》，我们也无从窥见百余年前生动的金陵秘事。

若张喜不写《抚夷日记》，那么他会变成谁呢？答案或许是陈志刚。

陈志刚是谁？他是一名浙江的小军官，比张喜更早开始“办理夷务”，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受欢迎的差弁之一，张喜数次去英船都有陈志刚相随。后来张喜与伊里布下大狱，陈志刚自然也一同进去了，并随张喜一同无罪释放。1842年2月初，伊里布被流放，身在张家口军台，而张喜正打算去伺候伊里布，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经验的只剩下陈志刚，他便被浙省召回服役。2月15日，他重新登上停泊在宁波的敌舰，此后整个谈判过程中经常与张喜一同传话。

但陈志刚并没有留下一本自己的“抚夷日记”，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有自己的传奇，只能从《筹办夷务始末》等官方文书中窥见一二。若张喜没有写《抚夷日记》，他也会化为一个面目模糊的影子，与陈志刚一起隐入史书的间隙之中。但万幸他写了，可以说这是“小人物”的胜利，也是历史的胜利。布莱希特在《一个工人读书时的疑问》一诗中写道：“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印度。/他一个人吗?/凯撒打败高卢人。/他至少随身也要有个厨子吧？”而张喜正是那个能解答诗中工人疑问的人，毕竟，他就是那个险些隐于“大人物”身后的普通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张喜与〈南京条约〉》也是一本当代人借以重新认识《南京条约》签订过程的“答案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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