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泰华: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其性质(上)

本文作者近照

本文为《世纪风云——历史选择了人民共和国》章节选刊，此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主编王淇在写于1990年7月的序言中说明：“《世纪风云——历史选择了人民共和国》反映本世纪前50年中国旧民族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集中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本书由10篇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专题论文组成，它通过历史事实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近几年来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了的思想认识问题。”

书中大致有三方面内容：一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二是历史怎样选择了人民共和国；三是新中国是怎样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篇文章作者是黃修荣、赵春阳、韩泰华、王秀鑫、王沛、沙建孙、陆友山。

此书写作出版于1990年，如今已逾36年时光，回首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和为中华民族复兴所取得的成就，重温书中相关史实材料及观点，亦不乏意义。因之将本作者所著书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其性质》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刊出，以下系第一部分。

《世纪风云——历史选择了人民共和国》

图书封面和版权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蒋介石集团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从南京政府的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的这十年间，是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形成时期。国民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著称它是“艰苦建国的十年”，或“十年建国时期”。受其影响，近年来有人认为，国民党在这期间的统治，一直推动着国内资本主义的稳步发展，在经济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可以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看法涉及到对于南京政权的建立及其性质到底如何评价。因此，现在对这个问题仍有具体分析和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事实表明，国民党南京政权的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思想文化体系等等的基本格局，都是在这十年内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这套庞杂的制度和体系，对于国民党政权后来的发展变化，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在这期间所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奠定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统治长达22年的政治基础。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及其最初十年的统治充分说明，蒋介石所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根本不能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只能使中国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是蒋介石集团于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当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后，蒋介石被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所吓倒，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怂恿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当北伐军攻占南昌后，蒋介石就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以便把党政大权也控制在自己手中。然而他的迁都南昌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1927年3月26日，他由南昌到达上海后，便立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时，蒋介石之所以敢于策划发动反革命政变，是由于得到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以大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大力支持。3月28日，即蒋介石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字林西报》载文声称，“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地区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鼓励他们“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密令北伐军，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以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和支持。蒋介石还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并使"中外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良好”。帝国主义者则答应通过他们在上海的租界地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一切方便，并以帝国主义国家驻扎在上海的三万多武装力量协助其镇压革命。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为了取得大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立即会见虞洽卿和上海的其他一些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把上海最主要的商业、银行业和工业的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他们派代表团与蒋介石会面，并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同共产党分裂，他们将资助其军饷给蒋介石财政上的支援。因此，到1927年4月初，他们就预付给蒋介石短期贷款300万元，同月底又支付贷款700万元（1）。蒋介石还与上海的青红帮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相勾结，收罗流氓打手，成立“中华共进会”，为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力。他又指派一些流氓政客成立“上海工界联合会”，同上海总工会相对抗。

与此同时，蒋介石进一步加快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步伐，连续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4月2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李石曾、陈果夫等人在上海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所提《请查办共产党》的呈文，随即由吴稚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呈文是为蒋介石叛变作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它以莫须有的罪名攻击中国共产党，诬称共产党反对新军阀的斗争和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等，都是“铲除国民党的步骤”，是共产党的“逆谋”。“现在中国国民政府，已为俄煽动员鲍罗廷个人支配而有余”，要求将这一“十万急迫”的问题，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非共产党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并提出“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对其必须“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2）。该呈文成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法律根据。会上，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一致决议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措施，立即检举、逮捕、查办共产党人。4月3日至5日，蒋介石等又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在上海秘密会谈，商议“反共”“清党”问题。由于他们在会谈中发生争执，即当时汪精卫还摸不清宁、汉双方实力的底细，加之蒋、汪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不主张立即“分共”，结果蒋、汪仅达成了要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和限制共产党活动等部分协议。接着，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颁布了《战时戒严条例》，吴稚畔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护党救国通电》，这实际上成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蒋介石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就绪后，于4月9日离开上海到达南京,策划在南京召国民党中央会议，讨论另立国民政府的问题。

4月12日,国民党反动军队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是日凌晨，冒充“工人”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突然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这时早有准备的国民党大批军队纷纷出动，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残酷镇压工人群众，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枪械。翌日，当工人群众开会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时，又遭到了更严重的镇压。其时适逢大雨，上海宝山路上顿时血流成河。整个上海完全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据当时寓居上海闸北目睹惨状的郑振铎、胡愈之等人在致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书中称:“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后，群众排队游行，经宝山路……即被鸿兴路口二十六军司令部门口守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枪向密集宝山路上群众瞄准扫射，历时十五、六分钟……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为血海”。并指出“此次之闸北屠杀惨剧”，“三一八案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3）。上海的一切革命机关、团体均被查封、取消。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工人、进步青年和群众被捕杀。据不完全统计，在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中，就有共产党员、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逮捕，5000多人失踪。

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又伙同李济深等共同密谋，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早在1927年4月1日，广州的李济深就应蒋介石的电召，赴上海“开督军团会议,决定通缉各团体的革命领袖”（4）。不久，“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5）。在这次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有共产党员、工人群众2100人被逮捕，100多人被杀害,2000多名铁路工人被驱逐。

除了上海、广州外,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广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省，相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和大屠杀政策。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无不为之喝彩，为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张目，对其抱着殷切的希望，而对共产党则极尽诬蔑之能事，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蒋介石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的腥风血雨中，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开始建立他的反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4月18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在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典礼。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钮永建为国民政府秘书长。4月下旬，南京政府又发表通电，表示接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咨请《查办共党分子案》:各地“中国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听候处分”；“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所产生之机关，所发之命令，一律否认”（6）。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内发布的秘字第一号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在通缉令中声称:“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国民革命之进行”，“综其所为，祸有甚于洪水猛兽”;“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亟清叛乱”。这个秘令点名通缉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其他著名社会活动家共193人，其中包括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夏曦、董用威、邓颖超、罗亦农、高语罕、邓中夏、林育南、罗章龙、李硕勋、易礼容、郭亮、李立三、刘少奇、范鸿劼、张国焘、蔡和森、方志敏、彭述之、汪寿华、侯绍裘、沈雁冰、瞿秋白、施存统、张太雷、林彪、彭湃、苏兆征、杨之华、熊雄、赵世炎、刘清扬、周恩来、何孟雄、郭岩、包惠僧、王若飞、刘伯承、徐谦、彭泽民、邓演达、詹大悲、柳亚子、李汉俊、章伯钧等（7）。

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各部长联席会通过《清党原则》六条，并正式成立了以邓泽如为首的“中央清党委员会”。5月21日，颁布《清党条例》十一条，通令全国各行政机关“一体查明办理”。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清党”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各地。第一期“清党”尚未结束，蒋介石紧接着又亲自布置了第二期“清党”任务。他提出“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他强调说:“第一期清党自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第二期则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这表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专制政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发表通电，宣布否认武汉国民政府，接着便采取各种手段，对其施加压力。同年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汪精卫集团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由于国民党新老右派的背叛，原来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就失败了。

从此之后，南京的蒋派、武汉的汪派、还有臭名昭彰的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达成妥协，逐步实现了宁、汉、沪三派合流。他们于1927年9月中旬在南京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会议通过宣言，并决定改组国民政府。

蒋介石为了加强个人独裁统治，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了南京国民政府。这次会议虽然推举谭延闿为南京政府主席，但实权却操在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的手中。

1928年8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宣布实施“训政”。同年10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根据《训政纲领》的规定，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选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10月10日，蒋介石带领五院院长等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誓就职。新选出的南京政府，虽然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幌子下，标榜五权分立，各司其职，实际上蒋介石本人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

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领衔发表通电，宣布东北自是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独裁统治。

在国民党新军阀中，由于蒋介石控制着南京的中央政权，并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江浙财团的大力支持,比其他各派军阀的军事实力都强大，又善于对各派势力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段，因此他在历次新军阀的混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从而维护和巩固了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的主导地位。（待续）

注释

（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06--207页。

（2）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114--119页。

（3）南京国民政府国史馆档案:《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稿》(1927年4月)。

（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3日。

（5）《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63页.

（6）同（3）

（7）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 》第16辑，总第2825--28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