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泰华:南京国民政权的建立与及其性质(中)

认识一个政权的性质，最重要的是看它的阶级基础和它所实行的内外政策,看它代表哪些阶级的利益和为哪些阶级服务。南京国民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反动政权，是乡村豪绅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的联合专政。从它建立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毛泽东当时曾深刻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8）。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它必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投降的外交政策。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它必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投降的外交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它在第一次外交声明中就表示，对外"不采暴力手段"。蒋介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在他第一次"下野"后，跑到日本(1927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他在日本受到黑龙会头子头山满等日本右翼势力的热情接待。头山满对蒋介石软硬兼施，极尽拉拢之能事，他让蒋介石投靠日本，并全力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他对蒋介石强硬地说:"不论您或是别人，背离目本，绝不会得到宽恕，应该按着那个打算(即让蒋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去做，不要忘记，背离日本，中国连一天也难以存在下去。"蒋介石则回答:"是的，我发誓，一定讨伐赤化分子。"

10月27日,蒋介石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声称:"中正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们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9）。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共产主义能够"在日本蔓延",是由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大忧大患"，"绝不能置之不理"。他要蒋介石"一心一意"地在江南铲除共产主义，建立其"坚固基础"，并强调说:"只有你(指蒋介石)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别无他人。"田中还让蒋介石要保护羽本在华的特别是在满蒙的一切"权益"。在密谈中日本借给蒋介石4000万元的巨款，以支持国民党政权。蒋介石则向田中表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目的不是针对日本的，而是为保护日本在华"权益"。他说:"只有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得到保证,中国的国利民福才能安全。""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革命军队的革命运动，是以维护中国及列强的利益为目的的。"他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并决心反共到底。

蒋介蒋于11月10日由日本返回上海后，立即实践他在日本的承诺，一方面取缔国内的民众运动，以防止反日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反苏活动，以"消灭"中国境内的共产主义势力。同年12月，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枪杀了副领事等10多人;同时，南京当局下令驱赶苏联驻各省的领事。1929年5月，在南京政府指使下，东北地方政府派军警包围并搜查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逮捕和监禁苏联领事和有关人员。接着，又挑起了中东路事件，即同年7月东北地方政府按照南京政府的旨意,破坏1924年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协定，以武力强行接管中东铁路。并解除苏方铁路局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从而引起了中苏武装冲突。

与此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则采取屈辱退让的态度。这集中表现在对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和日本军队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五三惨案的处理上。

早在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第六军与第二军击溃几十万直系、鲁系北洋军阀部队，占领了南京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保护"侨民，派兵炮轰南京城，致使中国军民死伤两千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

1928年2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进行会谈。3月30日,黄郭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致美国驻华公使的照会中，把英、美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而制造的这一重大惨案，说成:"完全为共产党于国民政府未建都南京前所煽动而发生"，并"以极诚恳之态度"，向美帝国主义"深示歉意"，"对于美国在宁领馆员及美侨所受生命财产上之损失，担任充分赔偿"。向侵略者卑躬屈膝地保证采取切实措施，解散参加南京事件的中国驻军，"惩办肇事兵本及其他人"，通令保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决不致再有同样之暴行及鼓动"（10）。而美国驻华公侦在复南京政府的照会中，则要南京政府以"诚实与善意"，"从速完全履行"惩办这事件的负责者共产党员林祖涵等人之承诺（11）。

南京政府以同样的屈辱态度处理了济南惨案的问题。1928年上半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侵略者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蒋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向中国军民寻衅开枪，故意制造事端。5月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撤离济南。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其中包括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17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

1929年3月2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延与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双方签订的关于解决济南惨案的议定书中，却将日本侵略者掠地杀人、制造这一惨案的罪责一笔勾销，强调所谓"中、日两国所受之损害"，议定"由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设立中、日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决定之";同时确定日本在两个月内从山东撤出军队，中国政府对日本"臣民"在中国生命财产之安全"负全责保护"（13）。

南京政府的这种屈辱的媚外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统治和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帝反蒋情绪，便制造对外"自主"的假象,搞所谓"重订新约"运动。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同年7月7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又发表《关于重订新约之宜言》,提出重订新约的三种要求，即"(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已届满期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14）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照会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驻南京的使领馆，乞求他们给予支持。

实际上南京政府宣传的所谓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同各列强国家重订新约，其主要内容仅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这两个方面。

当时，同中国订有关税协定的有12个国家。其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比利时、日本为条约期满国。1928年下半年，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这五个国家同南京政府先后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日本则一直拖延到1930年5月才勉强签订新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其中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法国、挪威为条约未满期国。早在1928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就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首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但又规定美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同年11一12月间，挪威、荷兰、英国、法国、瑞典这五个国家也同南京政府先后签订了关税条约，都声明取消在中国的关税特权，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由此可见，这些新条约，在原则上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特别是从1929年至1934年，南京政府曾先后四次修订国定税则，使海关税率有所提高。但是，南京政府在制定海关税率时仍然要受英、美、日、法等国的约束，而且中国的海关行政管理大权仍然操在外国人手中。

在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上述关税条约的同时，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当时旧约期满的有意大利、比利时、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五个国家取消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但在所签订的新约中却又规定要在中国现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半数以上同意后，方可废除。旧约期满的日本则根本反对另立新约，南京政府只能顺从。1929年4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照会旧约尚未期满的英、美、法等国,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但是，这些国家均表示反对，不肯签订废约协定。1931年5月南京政府虽然公布了《管理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十二条，但也未能实行。到1931年九-八事变发生后，这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这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交涉遭到失败。

显然，南京国民政府所发起的"重订新约"运动，虽然取消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长期享有的某些特权，增加了一些关税收入，例如关税总收入从1913年的1697万元上升到1928年的1.7914亿元和1929年的2.7554亿元。这使关税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也有所提高，例如1913年只占21%，1928年则上升为41%、1929年上升为51%。但是，它仅仅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之上，对关税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方面中若干条款的修改，并不是无条件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诸如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租借地、驻兵、内河航运等等特权，依然存在着。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因此,南京政府所实行的外交政策，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限制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增长以及保护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大买办资产阶级占据着全国的大中城市大部分财政经济的要职。他们由原来分别依附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割据政权，进而直接操纵与把持国民党的中央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而封建地主阶级则把持着全国广大的地方和基层的政权。

农村中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统治的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支柱。据在江苏省无锡农村所调查的104个村长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15）。又据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于1928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该省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有77个是国民党军政官吏（16）。这种由地主充当国民党军政官吏的状况，决定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必然维护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等各种形式的剥削制度。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中少数的地主、富农霸占着大量的土地,而广大的农民没有土地或只占有少量的土地。地主阶级极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据国民党的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29年江苏省无锡所作20个村庄1035户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表明:只占户数5.7%的地主,却占有47.3%的土地,占户数5.6%的富农,占有17.7%的土地;而占户数88.7%的贫雇农、中农,仅占有35%的土地（17）。毛泽东在1930年10月所作的《兴国调查》中也得出了与上述调查大体相同的结论。毛泽东说:"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18）这表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全国土地占有极不合理，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

南京政府完全背叛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们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甚至不承认中国存在着农民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19）

南京政府为缓和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日益发展的矛盾，虽然宣布过要在不触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二五减租"，并在部分省区试行。但因遭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而最后宣布取消。1930年6月30日颁布的《土地法》，虽然有"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规定，但这只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并没有实行。国民党政权为支付包括他们用于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军阀混战等费用,便大肆向农民横征暴敛。在30年代，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仅从地租这一项来看，不但没有因为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增多。

例如广东省从1929年至1934年间地租额就增加了20%%。当时，全国地租率普遍在45%以上，远远超出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地法》中所规定的最高限额。据国民党南京政府经济部档案记载，田赋征收额较之民国元年大为增加，如以1932年田赋征收额指数为100,从民国元年(即1912年)到1933年，陕西省水田田赋指数由42增至118，山坡早田由40增到122，江苏省水田由65增加到123，湖北省水田由64增加到114,四川省水田由53增加到123，山东省平原早田由48增至100，河北省平原早田由59增加到101，其他各省的田赋征收额也都有相当幅度的增加（20）。

另外,还有各种附加税,例如江苏省的附加税较之正税,最低时有1.2倍,最高时竟达26倍。国民党地方政府的预征税更严重，例如1934年，四川省有的地方已预征到1994年。四川广汉县一年六次征税，两个月就征收一年的粮赋（21）。

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地主阶级过着奢侈生活，而广大农民则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横征暴敛，加上无寅人祸，使乡闾百姓民不聊生，痛苦极深，"犹鬻畜典衣，冀免锁押。继而厚颜认辱，甘受鞭答。继则弃业抛家，避离乡里"。"县境残缺，仅存半壁"，"大有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势。"（22）当时胡适也曾发表评论说:"大多数农村所以破产，农民所以贫困，是由于国内政治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现时内地农村最感苦痛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纳税养官，而官不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纳税养兵，而兵不能进一点保护人民之责。剥皮到骨了，血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受一丝一毫的治安幸福。在这种痛苦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23）

蒋介石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独裁专制统治。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即公开声称要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和法西斯统治。所谓"以党治国"或"一党专政"，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对全国人民的统治。

192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同年10月3日，国民党第17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和《国民政府组织法》，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训政大纲》中规定:在"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之修改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24）。《国民政府组织法》也明文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握全国政务。"在稍后修正的《政府组织法》中规定:立法院正、副院长，"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并对其负责;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得议决一切法律。

1929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明确的提出:"我国现在已到了训政时期，所谓训政,是以党来训政,是以国民党来训政。在训政时期中，国民大会的政权乃由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行,所以凡政治上一切最高的方针与原则，无论是外交的、财政的、军事的、内政的、教育的......都待于大会(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25）。大会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对于"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26）。

后来，国民党又强奸民意，利用所谓"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调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国民党当局此后陆续颁布的条例、约法、议决案等都将上述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肯定。这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就进一步加强了其独裁统治地位，完全剥夺了全国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

蒋介石为了加强和巩固其反动统治，就效法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行使所谓"最有效能者"之统治权。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攻击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公开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他宣称: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主张阶级斗争,"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中国"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此种理论在中国也不适用。蒋介石认为唯独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最好。他说:为"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自非借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而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27）。

此后，在蒋介石的倡导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宣传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狂潮。有的 人公然鼓吹"20世纪的30年代是法西斯蒂的时代"，"法西斯蒂运动在中国的客观条件是成熟了"，"垂危的国民党应该立即注射法西斯的急救针，俾国民党的生命能够继续"（28）。有的人甚至说:"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29），要"用法西斯主义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30）。一时间，宣传法西斯的各种学会、报刊等纷纷成立和出版。许多国民党党徒和御用文人、政客竞相鼓噪，参加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大合唱。为了学会法西斯统治术，蒋介石多次派人去德、意等国考察和受训。同时，还聘请一批德国法西斯分子到中国来担任国民党的政治、军事顾问。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为了维护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在全国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他们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大肆镇压和屠杀，宣布解散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不许群众集会游行，取缔抗租、罢工等群众运动。

1928年2月，国民党颁布《制止共产党阴谋案》，提出凡经审查确定为"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随后，南京政府又先后颁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中华民国刑法》、《民众运动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等，规定凡"暴动者"、"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等，分别处以死刑和各种徒刑。

蒋介石为了"剿共"和镇压人民革命力量与消灭异己，不断扩充和强化反动武装，在全国建立了多达二百万人的常备军。这支以黄埔系军官为骨干的军队,其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也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从1928年起,国民党还先后建立了庞大的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1931年后,在全国各省市区又推行保甲制度,以强化对基层政权的控制。

国民党政权就是依靠这些反动军队、特务和其他反革命组织，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的。在这种白色恐怖统治下，人民群众的一切由被剥夺净尽，不要说公开反对统治阶级，即使是为改善日常生活的斗争也被禁止，违反者轻则坐牢，重则处以极刑。据统计，仅从1927年至1928年的上半年，就有31万多人被杀害，到1932年被杀者多达100万人以上。

综上所述，说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所建立的南京政权，彻底抛弃了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改组精神，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抽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灵魂，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和镇压人民，它完全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权。（待续）

注释：

（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页。

（9）《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222页。

（10）（ 11）《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解决宁案的换文》(1928年3月30日)，(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162一163页

（12）《国民政府与日本解决宁案的换文》(1929年5月2日)，《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170页。

（13）《国民政府与日本解决济南事件的换文》(1929年3月28日)，《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168一169页。

（14）《东方杂志》第25卷，第16号。

（15）章有义编著:《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79页。

（16）王效文等著:《中国土地问题》(下)，商务印书馆1936年6月9日出版，第120页

（17）同上，第112页

（1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6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6页。

（20）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济经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第276页。

（21）《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第29页。

（22）《谯荫民等为西乡捐税繁重田地荒芜请将全县民田悉归公有招佃收租的代电》，《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19册。

（23）转引自《权与钱蒋宋孔陈聚财录》，第66一67页。

（2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76辑。

（25）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617页

（26）同上，第658一659页

（2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79页。

（28）《法西斯蒂与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月刊》第1卷第8期。

（29）《所谓中国法西斯蒂批判》，《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8册。

（30）《中国当前的救亡问题》，《中国革命》第3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