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上海照相馆” 到《南京照相馆》,苏柳昌原型的故事是这样被发现的......

⇨主角苏柳昌的原型：当年15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后隐居三明大田开“上海照相馆”

⇨“吉祥照相馆”原型：当时罗瑾当学徒的南京“华东照相馆”

⇨故事原型：罗瑾意外发现日军在南京屠城的照片，冒死留下照片并制作相册保存，成为后来审判日本侵略者的有力物证

回到87年前，一个年仅15岁的照相馆学徒，冒死将日本侵略者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场景的照片，在暗房中多冲印了几十张，悄悄保存下来，成为后来审判日本侵略者的有力物证；87年后，一部名为《南京照相馆》的电影，将少年的英勇事迹搬上银幕。

罗瑾当年为何要保存这些照片？又是如何收集和保存的？这些照片又是如何被呈上军事法庭的？1994年，一篇名为《血证》的长篇通讯在《三明日报》刊发，这本相册背后的故事才首次被披露。彼时71岁、在三明大田县生活10年的罗瑾，也由此在世人面前“亮相”。

《血证》见报版面。（张盛生 供图）

《血证》的作者有两位，分别是时任《三明日报》要闻部副主任的张盛生和时任大田县委报道组组长的林春忠。如今在厦门市人大机关工作的张盛生，还曾在厦门日报社工作过。他们回忆起当年的采写故事，仍久久不能忘怀。

1994年11月底的一天，林春忠像往常一样来到大田县“上海照相馆”冲洗报道组拍摄的新闻照片。这家照相馆是一位叫罗瑾的老人开的。林春忠说，1985年，罗瑾随部队转业的儿子罗祖英从上海来到三明大田定居，罗祖英在当地一家公司任职，老人因懂摄影，在县城开了这家照相馆。“他一辈子都在干这行，拍照和冲洗照片的技术和质量都比别人好，我们报道组拍的新闻照片固定请他冲洗。”林春忠回忆道。

冲洗照片的过程也是等待的过程，而这次等待注定是不平凡的等待。林春忠说，当年罗瑾收了几个学徒，照片是学徒在暗房冲洗的。冲洗照片的间隙，罗瑾和林春忠像往常一样闲聊起来。罗瑾讲起了自己当年在南京“华东照相馆”当学徒的期间，意外发现日军在南京屠城的照片，以及如何冒险保存“血证”的故事。

有着极高新闻敏感度的林春忠瞬间意识到这是非常好的新闻素材，于是，立即拍下罗瑾的工作照，并写了一条简讯，把照片和稿件一起装入信封寄给《三明日报》。

“张盛生主任打电话联系我，我们决定对罗瑾进行专访以深入挖掘更多的历史线索和细节。”林春忠说。

“真没想到自己30多年前采访过的这位老人，竟成为电影中的‘主角’。”采访中，张盛生感慨道。当年交通不便，他是乘坐班车一路颠簸赶到大田县采访这一题材的。他记得第一次看到“上海照相馆”的情形——当时是11月底，一个温暖的冬日。罗瑾的照相馆位于大田县城白岩公园脚下，那是一间屋檐低平的不起眼的店面。

老人当时不在，他的徒弟小郭把他们请到屋里。短暂闲聊间，“突突突”的摩托车声由远及近传来，吸引了张盛生的注意。一位硬朗的老人利索地跨下摩托车，走了进来。这位老人便是罗瑾。“他看着不像70多岁的人，满面红光，精神很好，戴着一副茶色眼镜。虽然头顶有点秃，但穿着西服，显得很洋气，跟他的上海照相馆一样，像是从大城市来的人。”和罗瑾的初次见面，至今依然让张盛生印象深刻。

当时已临近天黑，二人当晚就在照相馆里和老人聊到深夜，第二天意犹未尽，又对老人进行细致采访。采访中，二人抓住故事的每个节点，深挖细节，张盛生那本崭新的采访本几乎都记满了。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但因是老人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也愿意娓娓道来。张盛生回忆，采访期间，他回到大田龙山宾馆休息时，采访到的令人震惊的故事和细节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令他沉浸在罗瑾当年境遇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随后一连几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像放电影一般一直在他脑海中浮现。

罗瑾是南京人，1936年小学毕业后不久便辍学了，后来到当时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上海照相馆”当学徒——他在大田开照相馆取名“上海照相馆”正是缘于此。

1938年1月，罗瑾来到一家新开的“华东照相馆”（电影《南京照相馆》中“吉祥照相馆”原型）工作。有一天，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带来两个胶卷要冲洗，罗瑾发现竟是日军杀戮中国人的照片。他义愤填膺，当即多洗印一份留着。后来每次碰到日军来洗照片，他都会留心把这种照片加印保存。

据罗瑾回忆，为保存好这些照片，他把店内贴照片的灰色软卡纸裁成20多张长方形卡片，装订成一个小本子，从原收藏的30多张照片中选出6×4厘米及6×6厘米两种规格照片共16张，小心贴在相本上。他还在相册封面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中间画了一把利刃（刀是白色，刀柄黄色，刀已刺进过心脏，下面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美术字写了一个“颤抖”状的“耻”字。为悼念这些死难同胞，他将心、耻等字图都勾上黑边。张盛生说，当时谈起那些照片，老人心情仍十分激动，说虽然事隔50多年，仍刻骨铭心，至死难忘。

罗瑾制作的相册封面（网络截图）

1940年，罗瑾前往南京某电讯集训队学习，和吴旋成为同学。他把相册带进集训队，藏在床铺底下。后来，日军不知从哪里听到风声，开始大搜捕。罗瑾又把相册藏到厕所的壁缝里。之后，吴旋无意中发现了这本相册，不知何人所藏，又怕被查到，便取出来藏到附近毗卢寺佛像的底座下。

后来对侵华日军战犯进行审判时，吴旋将相册呈交南京军事法庭。该相册被编号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成为南京大屠杀案主犯、原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定罪的铁证。

很长一段时间，罗瑾也不知相册的下落。让罗瑾再次关注到这本相册，是在1990年。当时，罗瑾旧友之子到厦门出差，顺便去大田看望他，提及《文汇报》刊载一篇文章，讲述当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许多日寇残杀同胞的照片，后来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相册的事再次涌上老人心头。此后几年，罗瑾多次赴南京求证，确认那就是自己当年装订、保存的相册，并在张盛生的采访中，最终让这段历史故事成为新闻。

2002年，罗瑾离开大田回到上海。2005年，这位经历过血雨腥风，又为后世保留历史的老人，在上海去世，走完82年的沧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