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银行供应链金融“鑫云e链”生态化实践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26年2月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年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开立规模已突破4万亿元。而行业分析普遍认为，同年中国供应链金融整体市场规模已突破35万亿元大关。

但同比增长的背后，结构裂痕清晰可见。以大型国企、央企为核心的“1+N”传统主导模式增长乏力，市场份额正被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模式加速侵蚀。

规模膨胀与模式分化，揭示了一个刺眼的“规模悖论”。它直指一个本质矛盾：当供应链金融旨在润泽链条末梢的中小企业时，过度集中于“核心”的信用与数据，是否已成新的梗阻？

35万亿，或许不是胜利的里程碑，而是传统模式天花板清晰的警示线。这场静默革命的本质，是信用创造与定价权力，从“单一山峰”向“网络平原”的迁移。

更深层次看，这反映了产业链治理逻辑正从基于控制与博弈的“中心化”范式，向基于透明与协同的“网络化”范式演进。

35万亿悖论：增长背后的模式失速

三十五万亿的体量，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巨大拓展。驱动增长的表层动力明确：在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国家导向下，降低全链条融资成本成为政策焦点。

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 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5〕77号），明确鼓励探索基于“数据信用”和“物的信用”的供应链金融新模式。

然而，增长的引擎正在悄然切换。传统的“核心企业信用单向传导”模式——银行依赖单一核心企业的付款承诺为其上下游融资——虽仍占据基本盘，但边际效益正急剧衰减。

在众多重资产、长链条的行业，一级供应商的融资已近饱和，而信用向二级、三级及更末端供应商的渗透却举步维艰。这与传统模式增长失速的趋势相互印证。

症结在于商业逻辑的“双重扭曲”：金融资源过度向核心企业及其紧邻伙伴倾斜，未能有效服务末端最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同时，风险也过度集中于核心企业，一旦其信用波动，便会引发链条式危机。

近年来，多起地方国企债务危机连带其供应链上大量融资逾期，正是这种模式脆弱性的残酷体现。监管政策的转向，正是对此的回应。其目标，正是矫正这‘双重扭曲’。

国企的“围城”：信用底座与数据枷锁

国企，尤其是央企，曾是供应链金融“核心化”模式最坚实的底座。如今，这座“靠山”却陷入内外交困的围城。

对内，效率与风险难以兼顾。推动供应链金融，意味着要将内部核心数据与外部金融机构深度对接，并承担隐性的信用背书。

“鼓励创新，但畏惧担责”成为普遍心态。复杂的内部审批与风控流程，往往消解了金融创新应有的敏捷性。

加之国企数据在安全与合规上的特殊要求，“数据孤岛”现象尤为突出。其内部系统架构的历史复杂性与标准不统一，进一步加剧了数据整合的难度。

更深层的冲突在于多重角色拉扯：作为市场主体，需追求效率；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须严防数据与资产风险；作为“链长”，又肩负带动产业链发展的政策使命。多重目标的相互掣肘，使得数据开放与共享的决策异常艰难。

对外，政策期待与市场现实存在落差。政策层面要求国企发挥“链长”作用，带动链上中小企业。

当然，变革的种子也在萌发。部分领先的国企正尝试通过设立独立金融科技平台、推动系统标准化对接，努力在合规框架内打破“数据孤岛”，向“生态组织者”角色转型。

传统模式的自我进化与“去核心化”的外部创新，在未来可能长期并行甚至相互融合。

破局之路：数据如何重构信用？

变革并非要消灭“核心”，而是重新定义其角色：从“信用垄断者”转向“生态赋能者”。

这背后，是信用构建范式的三重跃迁。它从依赖主体身份的“身份信用”，转向基于可追溯行为的“行为信用”；从依赖核心企业私密确认的“私有验证”，转向基于可信基础设施的“公共验证”；从外生于交易的“金融附着”，转向内生于场景的“场景原生”。

一场以技术和数据为驱动的实践，正沿此路径展开。

路径一：从“身份信用”到“行为信用”的穿透。 这直指传统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的融合，为构建新的信任基石提供了可能。

前者确保交易背景与债权的不可篡改与可追溯，后者实现对货物状态与物流的实时监控与确权。信用评估的锚点，正从核心企业的财务报表，转向每一笔被技术“锁死”的真实交易与资产。

然而，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仍面临成本、标准互操作性及‘源头数据真实性’等现实挑战。

实践中，领先的科技公司通过将核心企业应付账款转化为可拆分、流转的数字凭证，实现了生态内信用的高效流转。

商业银行也积极跟进，针对物流、生鲜电商等高数据留存场景，创新推出基于供应商真实交易数据的直接融资产品，已能有效覆盖大量“非核心直接供应商”。

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26年2月披露的数据，2025年基于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的融资发生额达2.84万亿元，且平均利率维持低位。这标志着基于数字化资产的融资模式正成为不可忽视的主流。

路径二：从“私有验证”到“公共验证”的兴起。 此路径旨在破解“数据孤岛”，提供可信的“数字公共品”。

地方政府与行业联盟牵头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整合政务、海关、税务等多方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跨企业的贸易背景核验。

这使得银行得以基于验证后的真实交易，绕开核心企业的确权环节，直接服务中小供应商。

国际比较来看，类似通过立法或标准强制数据共享的尝试，往往面临市场碎片化与利益博弈的挑战；而国内集中式平台在整合效率与推广速度上展现出一定优势，但也对平台自身的公信力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政策层面，鼓励“去核心化”的导向已然清晰。配套的登记标准与跨部门协同机制也在加速落地，共同推动“数据信用+标准登记”新生态的构建。

与此同时，监管机构也面临着如何在鼓励创新与防范新型数据风险、技术风险及潜在监管套利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规则的演进将显著影响‘去核心化’路径的最终形态与节奏。

路径三：从“金融附着”到“场景原生”的深化。 在一些垂直领域，专业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正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交易场景本身。

比如在煤炭物流领域，平台基于长期累积的运单数据与承运商信用画像，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发运费垫资等产品。

在这里，信用直接源于产业场景沉淀的数据与行为闭环，“核心企业”的传统概念变得模糊甚至消失。

然而，“去核心化”之路并非坦途。 数据隐私与安全的边界仍在探索，跨机构的数据互信与标准统一是长期挑战。

其深层阻力源于“数据主权”博弈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市场化所面临的全链条复杂性：核心企业担忧竞争优势流失与合规风险；平台方需平衡数据聚合价值与各方权益；金融机构则对模型外数据的风控有效性心存疑虑。

数据的确权、定价、合规流通与收益分配机制远未成熟，特别是数据资产在财务上的确认、计量与收益实现路径，仍在试点与探索中。

此外，纯粹依赖“数据信用”的模型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的稳健性，仍需更长的周期验证。

对金融机构而言，从依赖“主体信用”的“当铺思维”，转向信任“交易信用”的“数据思维”，无疑是一场涉及风控文化、技术能力乃至组织架构的深刻变革。

未来战局：从“信用山峰”到“网络平原”

“去核心化”进程的终极图景，是重构金融生态。未来的竞争，将是生态体系之间的对决，而非单个核心企业的议价权博弈。

这本质上是不同产业治理范式与信用生成机制之间的竞争。胜出的生态，必然是那些率先建立起“高透明度、高互操作性、算法化信用共识”规则体系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