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1999年4月，东史郎一行赴北京、南京等地参加《东史郎日记》首发式及相关活动，我和同事周军、苏晓苑对东史郎进行了全程采访。
以下是相关回忆（已发表）
老鬼子东史郎坐在台上，始终眉头紧锁。台下与会者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这是在南京金陵饭店举行的“《东史郎日记》出版暨新闻发布会”，虽然主持人和台上的演讲者不断称东史郎为“尊敬的东史郎先生”，但这位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老兵，此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中国人中间，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轮到东史郎讲话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演讲台，也没有拿演讲稿，只是从座位上站起来，立在原地，大声说：“我就是被你们称为东洋鬼子的东史郎!”
刹那间，六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百姓面前野兽般嘶叫的日本鬼子与现在这位殚精竭虑想要求得中国人声援的耄耋老人，在我的脑海中奇怪地复合在一起——他，老鬼子东史郎，发出的是日本人也会有的忏悔吗？
一九九九年四月八日，我们栏目组决定赴京采访东史郎。东史郎将于四月九日晚在北京与当年的一些老八路观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作为一个谈话节目的制作人，我意识到这个信息的价值——这可能是本世纪老八路和老鬼子的最后一次相逢。
四月九日晚七时，我在北京首都机场见到了东史郎。就像当年所有被称为倭寇的日本人一样，东史郎个头很矮，小眼睛，嘴角与下巴之间有一道明显的褶子，这是痛苦的经历和严厉的性格留下的印迹，扁而窄的脸上被日本的海风刻下了一个岛国君民的所有特征，黝黑的面色与披在脑后的一头长长的白发形成强烈的反差。他随随便便穿着一身灰色的、不上档次的西服，无论作为一个老年人、老军人还是一个日本人，这身打扮都给我留下了奇怪的印象。更加出乎意料的是，这个饱经风霜、倍受煎熬、年届九十并且千里迢迢赶来中国谢罪的老人，竟然语调铿锵，步履矫健，言谈举止间充满着决不轻易言败的斗志。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日本鬼子，估计也不会有下一次。此时眼前这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日本老人，在年轻时曾与当时的很多日本青年一起，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越货。“杀人犯!强奸犯!强盗!该死的!”我心里想。日本鬼子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跟我是一样的，他们是瘟神，是魔鬼，六十年前正是他们把我们祖辈居住的家园变成了地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当年亲手制造过无数人间惨剧的罪人有许多依然健在，他们大多居住在日本的各个优美的城市里，他们享受着一个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度给予他们的现代文明，他们逍遥法外……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已变为冤鬼，甚至连他们的后人都已淡忘了……
现在有个叫做东史郎的老日本鬼子要来向中国人民谢罪了。大家扛着摄像机、拿着照相机严阵以待，没谁觉察一个内地青年心中的“千丘万壑”。“是哪个明星要来呀？”“是张学友吗？”有旅客在问我们，没有任何人回答。我禁不住问我旁边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北京记者等候老鬼子的心情。也许是从没想过，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什么心情，他愣住了，有些尴尬。“是不是很复杂?”我提醒道，他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
可我很难如平日采访那样冷静，许多困惑夹杂着涩涩的情绪如鲠在喉。在包围着东史郎的记者礼节性的常规提问之后，我直视着他迅速问道：“面对扛着摄像机采访你的中国记者与六十年前面对扛着大刀、枪炮抵抗你的中国人，感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素妆长发、举止文弱而神态坚韧的翻译刘燕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翻译我的提问。我注意到东史郎的表情逐渐变得难看，准确地说是显得很难受，他回答道：“现在是和平时期，在战争年代很难想象。”这不是认真的回答。我接着问：“假设你出了机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有中国人认出了你的身份，你想像他们会如何对待你?”东史郎脸上的皱纹因为紧张的缘故突然显现出来。我即刻意识到我是在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提问，可我并不想收回这个问题。未等刘燕翻完，东史郎便大声说：“我们当时来中国参战完全是因为天皇的命令!”他的声调还残留着军人的特征，仿佛一个受了伤害的人急需倾吐和申诉，激动而微微颤抖的声音让翻译刘燕有些不安。
初识刘燕，在未知她身份前，我还以为她是一个日本姑娘，甚至更误以为她就是东史郎的女儿，她始终环伺在东史郎的左右，亲密无间之态与父女无异。事实上她却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这个秘密是在此后几天的接触中我们才得知的。我很想问刘燕：你真的能与“东史郎们”达成谅解吗?杀害中国无辜平民的滔天之罪仅仅用“天皇的命令”就能搪塞吗?!我们在成都曾采访了一个被病魔缠身、在病榻上受罪的老八路，当问及他是否能原谅将来中国谢罪的东史郎时，那个老人紧闭牙关，拒绝回答。他的儿子虑及我们的身份，向老人阐述了中日邦交的大局及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人民应该持有的前瞻而宽容的胸怀，并暗示老父作出原谅的姿态。没想到这个身上至今还有与日本鬼子厮杀时留下的伤痕的老人当时就火了，他把我们的采访话筒一扔，对着儿子大声说：“要说原谅你说好了!”这一幕我在问完东史郎两个问题而没得到他的正面回答后，便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了他。东史郎没有说话，一绺白发搭下来挡在左边的镜片上。只一刹那，我感觉他就如同缩了水似的，孤零零地圈在一群陌生的中国人中间——一个家境宽裕、有妻有女，已值风烛残年的日本老人，到一个不属于他的国度来干嘛呢？他不可以像他的很多战友那样，在日本安度晚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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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日晚七时三十分，东史郎到中国儿童剧院看戏。与他同时前来的还有几位当年指挥过抗日战争的老将军。老鬼子、老八路，即将上演的戏——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是舞台上不曾有过的戏剧啊!东史郎坐在第三排，吕正操、孙毅等几位老将军远远地坐在距他十几排的戏院中间。灯光暗下来，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演出的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拉开了帷幕。为了不影响别人看剧，又要抓拍东史郎的表情，同事小苏挟着摄像机、弓身窝在舞台和头排之间，我则在剧院的一侧用“掌中宝”协拍。可东史郎始终面无表情，不能揣度他此刻的心情。老将军们神色严肃，即使演到高潮处观众鼓掌时，他们也如雕塑般凝在座上。只有吕正操将军有个例外，当舞台上的中国留学生对一个“老鬼子”玩笑道：“你要是够胆儿，就戴着当年的军帽再往芦沟桥走走试试?”“老鬼子”顿时无语，面有惧色。此时吕正操将军矜持地笑了笑，通过摄像机我正好看到了他这个颇有意思的表情。剧情继续在进行，剧中的中国留学生甚至与老鬼子充满感情地拥抱在一起，可是看台里的老八路与老鬼子隔着黑压压的观众却始终没有任何交流，直至剧终人散。
事实上，在剧开演前，老将军们与东史郎在剧院会客室有过一个短暂的会面。由于涌入的记者太多，场面有些混乱，双方没有从容“过招”的机会，最后不得已，将军们的随行人员只好将所有的记者撵了出去。我因为拿的是“掌中宝”且躲在角落里没被发现，所以幸运地拍到了老鬼子与老八路握手交谈的历史性镜头!“你们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是犯罪!今天你来悔罪，我们欢迎你，但这远远不够!”原装甲兵副司令员邓家泰一只手握着东史郎，眼睛看着我的摄像机镜头说，那情形犹如在教育一个学生——我意识到，这不足十分钟的镜头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话剧结束了，东史郎在刘燕的搀扶下走下舞台。此时前来看剧的几位老将军已悄然离去。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潜伏在剧院各个角落的记者们全上了舞台，这让我奇异地联想到当年抗战电影中的伏击战——老鬼子东史郎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本来打算与东史郎合影的演员们只好暂靠一边。照相机、摄像机、记者从不同的角度逼近、“瞄准”东史郎，舞台灯、闪光灯、新闻灯毫不留情地“烧烤”着这位八十七岁的日本老人，丝缝银发和着额上的汗水闪着光……舞台下面，观众们并未离去，他们静静地立在原地，或许觉得真正的高潮现在才开始。东史郎望了望四周，又望了望舞台下面，最后将目光收回来，垂下眼睑，艰难地开口道：“我感到非常痛苦!”颧骨上的肌肉往上与左眼周围的皱纹僵硬的扯在一起，显得分外难看——我注意到，这几乎成了东史郎的一个标志性的表情，它时常出现，而且还被印在《东史郎日记》的封面上。人生的痛苦、罪恶的青春，炼狱的可怕以及良知的复苏，在这张脸上一览无余。东史郎的女儿坐在他的身边，看一眼只顾埋头工作的记者，又望一望倍受煎熬的老父，困惑与感伤交织成一脸的黯然与憔悴。
东史郎垂着头，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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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史郎的目的地是南京。应出版社之邀，将赴南京参加《东史郎日记》的首发式。在采访中东史郎曾经告诉我，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我惊诧莫名——就在这个城市，三十万中国人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就在这个城市，生命的“恶之花”曾狂放在他年轻的灵魂里。这样的地方竟被他称为“第二故乡”？！
我们与东史郎同机飞赴南京。在京宁航线大概航行至一半时，飞机突然遭遇非常湍流，急剧下降。一个空姐伏在我身边并死死抓住我的椅背，她喘着粗气、脸色苍白，深深的恐惧藏匿在年轻、漂亮的眼睛里。“谁来救我?”我感到绝望。与此同时，一股愤懑之情油然而生——难道，一飞机的中国人都要与这个罪孽深重的老鬼子同遭报应吗?几分钟后，机长控制住飞机，但机身仍有一些颠簸，大家犹如“玩”了一回过山车，在近万米的高空!生死之际，有过杀人经验的东史郎体验如何?我脑子里迅速闪过这个念头，一时间强烈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我便走到机舱的前面，准备采访东史郎。
这个老鬼子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没有拒绝采访。“死亡在战争中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刚才的经历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东史郎轻松地说。“不怕死是因为接受过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吗？”“不，”东史郎摇摇头，神情变得凝重起来。“是因为看见过太多的人被杀死，而且我也杀过人。”他缓缓地说，“我们日本军人当年都不怕死，每个人都视死如归!”东史郎两眼微闭沉浸在回忆里。我突然感到愤怒，大声问道：“你们的所谓视死如归，是不是包括把别人的生命也不当回事？！”东史郎身体微微前倾，让人难以觉察地叹了一口气，“是天皇和军国主义使我们丧失了人性呵!”
天皇?军国主义?它们是一些什么东西呢?是迷魂汤吗?日本这个与中国邻近的岛国，难道有产生这些毒素的独特材料和土壤吗?或者，在日本也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军国主义在其中已孕育多年)?可是又是哪一个日本人第一个开启了它呢?
“能冒昧问一下你的宗教信仰吗?”“没有。”东史郎摇摇头。“你相信生死轮回吗?”我紧接着问。据说当年很多侵华日兵的身上都带有佛经、念珠、护身符等佛教器物，一旦战死的士兵在战场焚化时，一般都有随军的和尚替死者助念，超度——佛教在日本是非常普及的。“我不相信什么轮回，也不相信死后有地狱，我什么都不信!”东史郎语气十分肯定：“我只相信我自己。”“那你来中国谢罪，对你个人的意义又在哪儿呢?”机身又开始颠簸，我难受地蹲在东史郎的座椅边，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是人性的复苏，我深深地感到了良心的谴责，我见过战争夺走太多人的性命，我本人也亲手杀死过三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农民，我要唤起人们对战争的记忆，我……”
飞机开始下降了。下面，就是那个在六十年前经东史郎及他的战友们狂暴肆虐而沦为人间地狱的南京市。在那里，游荡着三十万死在他们军刀下的冤魂；那个中国江南名城，被一个叫东史郎的老鬼子称作“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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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将是第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职业习惯，并且不加修饰地对东史郎暴露我周围很多人对老鬼子的真情实感的中国记者。由于语言交流上的不便，更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中投下的定时炸弹，话不投机，似乎在我和东史郎之间是必然的。然而，东史郎是一个敢于站出来与日本右翼势力作斗争的老鬼子，他也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一条重要线索。
接近深夜十二点，刘燕悄悄走进我们的房间，“他马上到，但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我的天哪!已经布置好的采访桌上摆满了材料，这里面包括我们从近百个中国人对东史郎的提问中整理出来的内容。十分钟怎么够呢?东史郎步入了房间。他身后还跟着几位日本人：身材瘦削、蓄着胡子的律师空野佳泓；满头白发、面色红润的政治评论家津田稻夫以及高大稳重的电视记者西村秀树，他们都是东史郎在国内的坚强后盾。为了击败日本右翼势力对东史郎的疯狂进攻，也为了使“东史郎日记诉讼案”最终获胜，他们和其他一些富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及个人牺牲。由于前几天采访中已有所接触，他们点点头就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了。东史郎则与我隔桌相向而坐。
“快开始吧，没谁知道我们到这儿来了!”因为在接待单位的既定安排之外，翻译刘燕小姐显得有些焦急。
“我很想知道，战争给你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你把三个平民的脑袋砍下来的?”我直愣愣地提问。东史郎非但不慌，反倒像期待已久似的缓缓回答：“战争中发生的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太多，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我心中最难忘的事情是我曾经亲手杀死过三个中国人，我想这大概是大家都感到疑惑的。请让我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就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一陷入往事之中便不能自拔，东史郎开始了对杀人经历的叙述。惨剧发生在六十年前中国农村一个叫做潞王坟的地方，三个地道的中国农民由于东史郎及其他日本士兵对抵抗力量的巨大恐惧和仇恨，被作为混入百姓中的中国军人惨罹身首分离之祸。这样的事情在那场战争中并不少见。也正因为如此，日本鬼子给世人留下了恶魔般的印象。可我恰恰想听到东史郎作为一个年轻的日本军人屠杀无辜平民的纯私人经历。他没有回避，事实上倒像是僵持在那段遥远的往事之中了——对杀人经过过分精细而刻板的描述，不容插话的神色，逐渐多起来的手势，给我这个采访者留下了几近病态的印象。有限的采访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在东史郎的冗言赘叙中，当年的他竟像一个惹人同情的受害者，显得那样的无辜、无奈，又与他的战友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是在战友们的嘲讽及怂恿下拔刀杀人的!一丝厌恶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对不起，”我开始打断他，“我很难想像，一只狼在狼群中不茹毛饮血能生存下去!”我说。“这个也翻吗?”翻译刘燕面露难色。我点点头，把话筒朝东史郎凑了凑。犹如一个梦游者被叫醒，东史郎忽然愣在那儿。片刻，东史郎用一种我不能理解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还有别的问题吗?”我刺伤他了吗?可一个敢于直面自身的罪恶、为揭露真相而疲于奔命并且准备通过追索正义和真理来完善业已残缺之人格的老鬼子东史郎，难道会如此脆弱么？或者他没听懂我的话？于是我接着说：“如果时空逆转，让我回到你那个年代，我很难想象我会像你那样去做!”此话刚一说完，我便后悔了——我正在把一次采访变成辩论。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并未产生真正的辩论，此后的访谈变得很混乱，仿佛一个既定的什么程序被打乱了，而东史郎自步出首都机场开始就是按照这个程序展开他的中国之行的。
“年轻人，你不懂得什么叫做战争!”在记忆中，东史郎的这句话象征着当晚正式访谈的结束。是啊，我何尝经历过战争呢?我又怎么能如此肯定地认为自己在战争中会如同在和平年代一样呢?我甚至连一只鸡也未曾杀过呀!我的困惑更重了，战争的可怕，人性的复杂，在一些“崇高”得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价值观的驱动下被践踏、被侮辱的生命……这些屡屡出现在史诗般的人类文明史中的不和谐音，难道只应该由少数的几个哲人去面对么?难道和平时期的人们不应该像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对着镜子整理着装和发型那样，检讨自己及父辈的言行么?看着已经缄口不言、疲惫不堪的东史郎，我仍然固执地想问他：军国主义的内涵中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当年近十分之一的日本国民及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杀人而不眨眼，视人命若草芥的?这种力量在现代日本社会还普遍存在吗?……
我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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