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将于5月5日“凯旋南京”。4月2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恢复设置，作为国民政府离开重庆后在四川的最高统治机构。4月28日，还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
当天下午，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离开重庆，途经西安、汉口，于5月3日抵达南京。5月4日上午11时，明故宫机场，一架从汉口飞来的美制双引擎中型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蒋介石身着薄呢军便服探出身子，宋美龄随后走出。军政要员们向前拥去，蒋介石与前面几人握手后，随即乘车进城。
5月5日的典礼分两场举行。
上午9时，中山陵牌坊前，还都大典正式开始。蒋介石之所以将日子选定在5月5日，是因为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日子，正是5月5日。这一天也是颁布“宪法草案”的日子。
中山陵聚集了文武大员及各界人士约5000人，100多名中外记者赶来采访。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派出代表4人参加。8时45分，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抵达陵园。蒋介石身着陆军特级上将制服，左胸佩戴5枚勋章。军乐队高奏军乐，礼炮101响轰鸣，天空有飞机散发传单。唱国歌，众人向孙中山像行礼，全体人员向总理遗像、抗战阵亡将士、盟军官兵及死难同胞默哀3分钟。之后，张道藩致告文。中央常委、国府委员、各部会首长及参政会主席团代表鱼贯进入祭堂，绕行陵寝一周。
典礼完成后，蒋介石步出祭堂，向参加人员致词约5分钟，随后偕宋美龄乘车驶往城中国民大会堂。
上午10时30分，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广场上已聚集了两万人。蒋介石夫妇登上主席台。大会开始，蒋介石致训词，张道藩恭读《告文》：“惟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率党政军民于还都之辰……”
当晚8时整，蒋介石亲临中央广播电台，将上午的训词向全国军民广播。中央广播电台所在的祠堂巷一带警卫林立，观者如堵。庞大的车队鱼贯进入电台大门。广播里响起蒋介石浓重的浙江口音：
“八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牺牲，卒能获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今日中正与我们同胞仍能在首都相见，聚首一堂，这是何等欣慰，实在是我们中华民国最值得纪念的一天！但是，回想到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时，首都同胞惨遭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就应该痛定思痛，时时不忘我们八年来在敌人铁蹄之下所受的奴隶牛马暗无天日的生活，更不能不警惕黾勉、自立自强了……”
他特别提到东北问题：“我们今日沈阳虽已收复，而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还需要我们全国同胞为国家、为民族，继续努力奋勉，来保持我们最后胜利光荣的战果。惟有如此，方能安慰我们八年来为了抗战革命而牺牲的军民同胞在天之灵。”
下午4时，国民政府在国府礼堂举行了庆祝“还都”中外宾客招待会，即“五五茶会”。4时30分，蒋氏夫妇步入礼堂，军乐队奏起乐曲，茶会开始。蒋介石周旋于中外来宾之间，宋美龄则为客人用英文签名：“胜利还都 宋美龄”。
这一天，距1937年11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移驻重庆，计8年5个月又22天。
国民政府还都前夕，中共代表团先期于5月3日由重庆移驻南京。周恩来此前已派人赴南京寻找办公地点，后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出面，将梅园新村17号和30号两幢房屋拨给中共代表团。5月3日下午5时，周恩来率邓颖超、齐燕铭、廖承志、钱瑛及电台机要组人员共十余人抵达南京。几天后，董必武、陆定一、李维汉及全体工作人员和家属共100余人陆续到达。因房屋不够，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出面，用35根金条买下梅园新村35号小楼。
中共代表团安顿后，警察厅即派员进行户口登记，为每人建立户口卡，颁发“国民身份证”。梅园新村周围设置了10多个监察哨，几个出口处常有行为古怪的小贩、皮匠、三轮车夫，街口拐角处经常停有几辆汽车，跟踪代表团车辆。
到达南京当晚，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声明中共对东北的态度是先实行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6月2日，周恩来一行来到国民政府大院，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
《新华日报》在5月5日还都当日发表社论《应把“还都”典礼成为和平的节日》。
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黄埔路上每隔五十米竖一根旗杆，挂着中、美、英、法、苏的旗帜。市民涌上街头看游行。当时的记者龚选舞后来回忆，1946年5月5日国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声望达到顶点，金陵一片歌舞升平。
谁能想到，三年不到，即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南京。总统府门楼上的旗换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日子，彻底结束。 照片上的那些人，有的跟着去了台湾，有的留在大陆，有的不在了。蒋介石去了台湾，宋美龄陪了他一辈子，最后客死异乡。那些穿着制服、站得整整齐齐的官员们，各有各的去处，各有各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