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有宝 | 大汉明灯,光影传奇

错银铜牛灯是健硕的牛犊造型，牛提臀挺胸，四肢稳健，尾巴上翘，既带着几分调皮活泼，又透着雄浑厚重的气势，堪称汉代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

它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其精湛的工艺，更在于其超越时代的环保理念。

整座灯具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构成，各部分均可手动拆卸，无论是使用还是擦洗都极为便利。牛背之上驮着圆形灯盘，灯盘设有两片可转动的灯罩，其中一片呈镂空设计，刻有菱形斜方格纹，兼具装饰之美与散热、挡风之效。牛首之上的弯管与灯盖相连，既是烟道又是把手，当灯火点燃，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与烟尘会通过烟管引导，排入灯座腹腔内的清水中迅速溶解，确保室内空气清新洁净。这种“取光藏烟”的设计，将实用功能与环保理念完美融合，是世界上最早具备烟尘净化功能的环保灯具之一，比西方同类灯具早了近1500年，彰显着古人的非凡匠心。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盏灯还是名副其实的“护眼神灯”。汉代人多席地而坐，将铜牛灯置于案几之上，不仅灯罩高度恰好符合人体照明需求，而且通过转动灯盘和灯罩，可自由调节光线的明暗度与照射角度，既满足读书写字时的光线需求，又避免了强光刺眼，将人文关怀与科学设计巧妙结合。各部件可拆卸的特性，不仅便于清洁灯体内的积水与烟尘，还能提高烛火的反射亮度，让这盏古老的灯具在两千多年前就实现了功能与体验的双重优化。

人类对光明的追求从未停歇。远古时期，“钻木取火”是人类与自然抗争的伟大突破，火不仅带来了温暖与安全，更成为照明的最初形态。那时的人们将火焰置于陶罐、石块等简单容器中，形成了最原始的灯具雏形，虽然简陋，却开启了人类照明文明的先河。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灯具逐渐从实用容器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专门的照明器具。《尔雅·释器》记载“瓦豆谓之登”，晋代学者郭璞曾为其作注，明确这种陶制的豆形器，就是古代灯具的早期雏形。“豆”本是古代盛放食物的食器，上有盘、下有座，中间以柱相连，古人在豆盘中注入油脂、放置灯芯，便形成了最早的豆形灯。这种从食器到灯具的功能转变，体现了古人“物以致用”的造物智慧，在汉代及之前，灯具的规范用字为“镫”，亦通“登”，“灯”是后世衍生的后起字，这也印证了灯具与豆形食器的渊源关系。

战国时期，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推动了灯具制造的发展，动物形灯开始出现，造型巧妙、工艺精湛。此时的灯具已不再是单纯的照明工具，更成为彰显身份地位的礼器与艺术品。到了汉代，灯具发展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陶制、铜制、漆木制、玉石制等多种材质，单盘式、重盘式、动物形等多种形制。其中，单盘式豆形灯最为常见，由灯盘、灯柄、灯座三部分构成，出土数量多、适用范围广；重盘式灯具则体量更大、造型更丰富，多出土于中大型墓葬；而以错银铜牛灯为代表的动物形灯，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审美、文化寓意完美融合，成为汉代灯具的精品之作。

汉代灯具的繁荣，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灯具是墓葬中不可或缺的明器，从诸侯贵族墓葬中精美的青铜灯，到平民墓葬中简单的陶灯，灯具的材质与工艺差异，也折射出汉代严格的等级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错银铜牛灯应运而生，它集工艺、美学、环保、文化于一体，成为汉代照明文明的最高代表。

扬州古称广陵，历史悠久，为古代九州之一，早在晚商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两汉时期，这里作为吴国、江都国、广陵国等诸侯王国的都城或郡治所在，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发达的水路交通，让扬州成为富甲天下的东南都会，也为高等级墓葬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扬州邗江区甘泉镇西北的甘泉山一带，分布着大量两汉时期的墓葬，其中有两座高出地面的封土，被当地人称为“双山”，这里便是错银铜牛灯的出土地——甘泉二号汉墓。

1980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对甘泉二号汉墓进行了正式发掘，经过为期二十天的紧张清理，考古工作者在墓葬中发现了这件国宝级文物。令人惋惜的是，这座墓葬早年被盗，许多珍贵文物已流失，错银铜牛灯之所以能留存下来，或许是因为其体量较大、重量可观，盗墓者仓皇之下未能将其带走，使其在地下沉睡近两千年后得以重见天日。

这座墓葬的墓主身份，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有着密切关联。根据史料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共有十一个儿子，第九子刘荆初封山阳王。光武帝去世后，刘荆暗中图谋不轨，多次试图谋反，汉明帝刘庄念及兄弟之情多次宽宥，最终将其徙封广陵王。然而刘荆始终不思悔改，仍闹出许多风波，于永平十年（67年）二月畏罪自杀，谥号“思”，史称广陵思王，其死后广陵国被朝廷废除。

甘泉二号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铜雁足灯上刻有“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的铭文，“山阳邸”即山阳王的府邸，而建武二十八年（52年）正是刘荆被封为山阳王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在墓葬墓道的填土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著名的“广陵王玺”金印，这方纯金质地的龟钮金印，阴文刻有“广陵王玺”四字，与《后汉书·百官志》中“皇太子、诸王印，金印龟钮”的记载完全相符，直接印证了墓主的诸侯王身份，而错银铜牛灯便是刘荆的宫中御用之物，见证了这位诸侯王的生活与东汉早期的宫廷文化。

有趣的是，关于错银铜牛灯的制造年代，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它与墓葬年代一致，属于东汉早期器物，但也有学者通过对其造型、纹饰、工艺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从龙纹的特征来看，铜牛灯上的龙纹侧首巨口、蛇身带翼，具有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楚系龙纹的典型风格；而错银工艺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最为鼎盛，东汉时期依然是高等级王室青铜器的核心装饰工艺，由此推测，这件铜牛灯从铸造到随葬，其流传使用时间可能长达两百年，或许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器物，被刘荆收藏并作为随葬品带入墓中。这一学术争议不仅没有削弱错银铜牛灯的历史价值，反而让我们看到了这件文物背后更复杂的历史流转，为其增添了几分厚重的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