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底至12月10日,在日军第十六师团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上演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百人斩"杀人竞赛。
这场竞赛的主角,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第19旅团第9联队第3大队(富山部队)的少尉军官——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26岁)和副官野田毅(25岁)。
他们从无锡出发,经由常州、丹阳、句容、紫金山等地,一路追击中国军队残部,最终在南京城郊以用军刀斩杀中国军民106人和105人的"战绩",以"平局"结束了这场灭绝人性的竞赛。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竞赛并非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被日军随军记者浅海一男、光本、安田、佐藤振寿等人作为"勇武事迹"在《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日本媒体上大肆宣扬的集体暴行。
从11月30日至12月13日,日军媒体连续发表四篇报道,详细记录了两人竞赛的"战绩"进展,甚至配发了两人手持军刀、面带微笑的照片,照片说明为"‘百人斩竞赛’两军官,佐藤振寿摄于常州"。
报道中使用了"勇壮"、"英雄"、"阿修罗般的大奋战"等美化词汇,将血腥屠杀包装为"体育竞赛",甚至引用了向井敏明的狂妄言论:"照这么下去,到丹阳的时候我就可能斩了100名左右了,是野田的失败呀,我的刀砍了56人只有一个缺口。"

更为可怕的是,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进攻南京前发布了"不实行俘虏政策,采取全部消灭方针"的命令,为下属军官的屠杀竞赛提供了高层政策支持。
从"百人斩"竞赛到南京的集体屠杀,构成了日军从个体暴行到系统性屠杀的完整链条,暴露出日军侵略战争的本质——将屠杀平民视为"武士道精神"的体现,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包装为"荣誉竞赛"。这种扭曲的军事文化不仅导致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约30万中国军民的惨死,而且使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
日军第16师团是日本陆军甲等常设师团,组建于1905年,司令部设于京都,又称"京都师团"。该师团官兵主要来自京都、三重县和奈良地区。1937年9月,该师团从塘沽登陆参与侵华战争,10月底被调往上海战场。
自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虽顽强抵抗,但最终因日军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远超中国军队而被迫撤退。11月12日,上海完全沦陷,日军随即分三路向南京进犯,企图占领中国首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百人斩"竞赛就发生在日军多上海附近出发进攻南京的过程中。
日军第16师团作为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之一,展现出惊人的进攻速度。从白茆口登陆后,仅用三天时间就攻占了常熟、无锡等战略要地,随后沿沪宁线向南京疾进。在此过程中,日军不仅沿途屠杀中国军民,还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包括在无锡县14150余人遇害,句容城内大屠杀,以及从镇江要塞逃来的中国军队在南京城郊被日军围捕后的大规模屠杀。
正是在这种军事环境下,日军第16师团第9联队第3大队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名少尉军官,决定在向南京进军的途中进行一场"百人斩"竞赛。日军第16师团第9联队的联队长为片桐护郎大佐,因此在媒体报道中,两人被称为"片桐部队"的成员。

1937年11月29日,日军第16师团第19旅团第9联队第3大队的随军记者浅海一男、光本、安田、佐藤振寿等人在常州车站遇到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两人向记者透露,他们计划在从上海向南京进军的途中进行一场"百人斩"竞赛,以"谁先用军刀斩杀满100名中国人"为胜,奖品为一瓶"葡萄酒"。
向井敏明少尉当时持有名为"关之孙六"的名刀,他是剑道三段高手;野田毅少尉则使用祖传军刀,虽无名号但也被视为珍宝。两人在常州车站会面时,向井敏明已斩杀了56人,野田毅则斩杀了25人,竞赛已经拉开帷幕。
从常州出发后,日军第16师团继续向南京推进。在此过程中,“百人斩”竞赛继续进行。
常州至丹阳段(11月30日至12月4日):向井敏明在常州车站附近斩杀4人,随后在丹阳附近的奔牛镇、吕城镇、陵口镇等地继续杀人。到丹阳时,他的"战绩"已达89人;野田毅则在横林镇斩杀9人,在威关镇斩杀6人,在常州车站斩杀6人,此时"战绩"为78人。
丹阳至句容段(12月5日至10日):日军继续向南京方向进攻。野田毅在丹阳至句容途中斩杀了27人,向井敏明则斩杀了30人。当两人在句容会面时,野田毅的"战绩"已达105人,向井敏明则达到106人。
句容至紫金山段(12月10日至13日):日军攻占南京城外的紫金山,这里是南京城的制高点。在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麓会面,野田毅问道:"我已斩了105人,你呢?"向井敏明回答:"我斩了106人。"两人相视而笑,约定以"平局"结束第一阶段竞赛,并继续约定"千人斩"的第二阶段竞赛。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竞赛中的"敌人"并非全部是武装抵抗的中国士兵,而是包括大量放下武器的俘虏和平民。野田毅在战后曾向鹿儿岛县一位熟人中村硕郎写信,透露了竞赛的真实情况:"在进攻南京时,我们斩杀了105人,后来在乱战中又斩杀了253人。斩杀时,中国士兵相当顽强,轻易不逃走,因此就像《大每》的报道一般,成就了如同体育比赛般的百人斩竞赛。"
这封信件被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报道,标题为《这次千人斩比赛,创造了斩杀253人的最高记录,剑侠野田少尉的痛快手记》,进一步揭示了日军军官如何将屠杀无抵抗平民包装为"竞赛"。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使用的是日军制式装备九四式军刀,这种军刀专为中高级军官设计,全长约101.8厘米,刀刃约74厘米,厚度约0.76厘米,是日军军官在战场上的主要近战武器。据记载,野田毅的军刀上刻有"杀一○七人"的字样,这把刀后来在日军战败后被缴获,现保存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国军历史文物馆"。

更令人震惊的是,日军内部对"百人斩"竞赛的规则有明确规定:野田毅所杀人数,由向井敏明手下士兵负责清点;向井敏明所杀人数,由野田毅手下士兵清点,如此互相监督。这意味着屠杀行为并非个别士兵的失控,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暴行。
"百人斩"竞赛从发起到结束,全程被日军随军记者跟踪报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的经典案例。《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从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连续发表了四篇报道,详细记录了两人竞赛的"战绩":
第1报(11月30日):标题《百人斩竞争!两少尉,很快已经达到80人》,报道两人在常州车站会面,向井敏明已斩杀56人,野田毅斩杀25人。
第2报(12月4日):标题《急速跃进 百人斩竞赛的经过》,报道两人在丹阳会面,向井敏明已斩杀86人,野田毅斩杀78人。
第3报(12月5日):标题《"杀百人"大捷战》,报道竞赛进展。
第4报(12月13日):标题《百人斩,超纪录》和《百人斩大接战》,报道两人在紫金山麓以106:105的"平局"结束第一阶段竞赛,并约定继续"千人斩"。

《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反响,其他媒体如《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等纷纷转载。这些报道甚至被《大阪每日新闻》专门制作成"小学生新闻"版,标题为《虽为弱冠之年昭和"孙六"在此 关町为百人斩竞赛欢呼》,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
地方媒体如《鹿儿岛新闻》(野田毅的家乡报纸)以《成为话题的快男子 百人斩的传奇英雄》为标题报道此事,将其塑造为"深感无上光荣的选手"。《日出》月刊更是在1937年1月号刊发了《南京攻略战之花!报国百人斩竞赛》的文章,将暴行吹捧为"战争艺术"的体现。
"百人斩"竞赛的报道体现了日军高层对暴行的默许与纵容,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宣传"武士道精神"和"尚武传统",激发日军士兵的战斗热情,同时掩盖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
随军记者佐藤振寿在回忆录《步行随军》中承认,他对"百人斩"竞赛的报道是基于日军军官的主动供述和展示,而非独立调查。这表明日军内部对暴行竞赛的宣传持支持态度,甚至将此类行为视为"荣誉"和"晋升"的资本。
更为严重的是,日军通过战时新闻统制机制,将暴行包装为"英雄事迹"。1937年8月5日,日军参谋本部曾明确表示:"不应当遵循国际战争法的所有具体条款","我们的帝国与中国尚未全面开战,因此我们必须避免使用'战俘'或'战利品'等可能暗示发动战争意图的术语。"这种扭曲的战争法观念,为日军屠杀战俘提供了"合法"借口。
"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和照片在战后成为关键罪证。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京审判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翻译兼助手高文彬在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东京日日新闻》对"百人斩"竞赛的报道。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高文彬将报道复印三份,一份留在国际检察局办公室,一份提交远东法庭,一份转寄回国。
1947年5月,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讨论引渡战犯案时,决议"杀人比赛之凶犯可先行引渡"。随后,中国方面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的要求。同年8月20日,野田毅在日本埼玉县被抓获,随后向井敏明也落网。
1947年11月6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引渡至中国,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12月18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两人进行了公审,审判庭设在励志社大礼堂(现江苏省会议中心黄埔厅)。
在庭审中,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对其罪行进行了百般抵赖——不敢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懦夫”的嘴脸展现无遗。
向井敏明辩称:"《东京日日新闻》系虚伪登载,记者浅海专为我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羡慕,希望我能早日获得佳偶。"面对法官的质问,他答非所问,甚至举起右手发誓说:"不是撒谎,下面是事实。"
野田毅则否认了自己亲手杀了100多人的经历,声称"忘记了"。当法庭向他出示了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照片时,他声称:"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象。"
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判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死刑,判决书明确指出:
"被告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则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以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1948年1月28日,两人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值得注意的是,执行死刑时,法庭还向两人展示了他们战犯身份的证据——野田毅的军刀上刻有"杀一○七人"的字样,向井敏明的军刀"关之孙六"刀刃上留有多个缺口。
"百人斩"竞赛是南京大屠杀的前奏和信号,预示了日军即将在南京实施的大规模屠杀。从历史记录看,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第十六师团成为南京大屠杀的主力部队,造成约24万人死亡,占南京大屠杀总人数的近80%。
"百人斩"竞赛是日军侵华战争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它不仅是两名少尉军官的个人恶行,更是日军集体暴行文化的象征和信号。这场竞赛从发起到报道,再到南京大屠杀的实施,构成了日军从个体暴行到系统性屠杀的完整链条,揭示了日军侵略战争的本质。
通过随军记者的报道,"百人斩"竞赛在日本国内被包装为"英雄事迹",煽动了军国主义情绪,也为南京大屠杀的实施创造了舆论环境。战后,这些报道和照片也成为审判战犯的关键证据,证明了日军暴行的系统性和官方性质。
"百人斩"事件提醒我们,战争暴行往往不是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特定军事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它警示我们,必须警惕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坚决维护历史真相,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在和平年代,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教训,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强调的:"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只有尊重历史真相,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