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方志敏在狱中反思闽浙赣苏区的发展时，唯一作为成绩总结的就是群众工作。方志敏认为，赣东北的群众工作有许多地方可为模范，“可为其他苏区取效”，“这并不是赣东北群众有什么特殊性，主要的是由于党的群众工作之深入和刻苦”。大革命失败后，虽有部分党内同志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但闽浙赣苏区则是在具有本地身份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沿着日常生活中亲友关系、经济流动途径等社会交往纽带”将革命扩散传布开来，并通过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推动革命政权“波浪式地向前扩大”。而“波浪式”扩大的战略选择也为群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时间与空间。目前学界关于闽浙赣苏区的研究多聚焦于政权建设的历史梳理和经验总结，对其“波浪式”扩大的发展战略虽有涉及但还不够深入。

何为“波浪式”？1928年10月，毛泽东指出割据地区的扩大要“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以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为中心，有学者指出“‘波浪式推进’反对的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强调的是建立红军与地方武装之间的关联，建立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联，并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建立地方工作的中心，稳步推进赤色割据区域的扩大”。但红四军挺进赣南建立革命政权之后，在军事上并未坚持波浪式发展战略，而是“采取脱离根据地的远途游击”。聚焦闽浙赣苏区的发展，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共中央以及省委或特委一级的党组织强化对各根据地的直接控制，‘方邵’等中共党员所领导的组织网络，逐步被制度化的党政军设施所悉数取代。此后，他们所创建的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一起越来越趋向同质化”。然而，各地革命形势、组织基础、军事力量的不同决定了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存在地方差异性，闽浙赣苏区“波浪式”扩大的发展战略与具体实践策略的转换便是实证。本文意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厘清闽浙赣苏区“波浪式”扩大的实践逻辑，进而揭示其革命的独特性与创造性。

闽浙赣苏区旧址

如何在此情形下发动革命？江西省委要求各地要利用各种名义，如行会、拳术团、农村俱乐部、平民夜校、兄弟会等发动群众，但在各种组织中应尽量转变到秘密恢复农协的组织来领导农民斗争，并使农协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江西省委之所以要求各地秘密恢复农协，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对农协失望，一说到农协，又恐怕和从前一样受打击”。基于此，闽浙赣苏区主要通过秘密地组建农民革命团发动农村革命。所谓农民革命团，指的是在一个村中，找几个贫农邀集其余贫农秘密在晚间组织，并举行宣誓吃血酒的仪式而形成的组织团体。虽然这种形式具有一定的封建性，但其誓词如“劫杀豪绅地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土地。如有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具有一定的革命过渡性，易于被农民群众接受，在实践中“收效甚大”。

农民革命团，作为迅速组织暴动、建立与扩大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是闽浙赣苏区从实际出发的地方探索。但暴动后弋阳、横峰的革命之火并未形成“自燃”与扩散，以致此时“环绕割据区的民众，还不知道我们的好处。土劣已感觉我们与他们不利，设法使民众起来反抗我们了。故环绕割据区域的民众非常反动，每日跟着反动军队，来我地抢东西，凡民众有食器用，只要能搬运者，莫不抢劫一空”。为此，1928年12月召开的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要在苏维埃区域“扩大与深入政治教育和宣传”，积极宣传“苏维埃的内容理论及工作”。次年１月，中共中央在给江西省委的信中也强调：“农村的工作必须扩大。没有斗争的地方，要发展他们的斗争。但不能以军事力量去征服，要从党的影响与政治方面去扩大。” 其时，国民党军队的调离、闽浙赣交界区农业歉收等因素也为闽浙赣苏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熊式辉在赣西南布防的十四、十五两旅调回淞沪，负责布防赣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以大部份开往赣西南布防，而对弋横目前决无法可分多大武装力量前来压迫”。加之上一年农村秋收的歉收，“东北各县缺乏粮食的要占百分之六、七十，豪绅地主屯货居奇，停止借贷，农民多谋生无路”。为此，江西省委指示信江特委要“尽量的用各种方法去鼓动非苏维埃区域的群众起来继续不断的作日常斗争，使阶级的对垒日益显明而且尖锐，必定会达到武装的冲突，再以红军去帮助他们扩大游击战争，直至建立苏维埃”。

为推动革命进一步发展，江西省委指出，弋阳、横峰苏维埃区域“应尽量的企图扩大”，要“扫以红军打天下的观念”，尽量发动附近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是“青黄不接的饥荒问题的斗争”。因为在青黄不接时期，“豪绅地主商业高利贷者乘机放行农民的高利贷——典租、生谷、银子谷，以及一切新旧借贷和账目，都在秋收中勒逼偿消。农民歉收的秋收，大部分甚至于全部，将被豪绅地主凶恶残酷的榨取而去，农民将有放下镰刀没饭吃的危机”。于群众而言，这一时期的革命热情也相对较高。虽然此时闽浙赣苏区较之赣西南尚称太平，但因战争加之天灾，“闹谷斗争”各处纷起，“在我们领导之下之群众，不与之谈斗争则已，一谈便要自己起来缴反动派之武装”。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农民的主动斗争是为了“找饭吃”，而非自觉的革命行动，这就需要组织的领导，否则农民斗争则会因“盲动而流入盗匪流寇”。如此，闽浙赣苏区以农民革命团为核心，顺势而为地发动群众斗争，推动了革命政权的发展。

随着闽浙赣苏区军事上的进攻胜利，根据地范围“迅速扩大到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德兴、广丰、乐平、波阳、浮梁（景德镇）等十几个县”，人口“由十余万增加到四十余万”。但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却打断了闽浙赣苏区“波浪式”扩大的进程。因为其主张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的计划之下，有配合的有组织的实现他的军事作战的任务”。

此时，国民党在闽浙赣交界区的武装力量依旧强大。仅环绕信江地区各县警察队（即靖卫团）就有2600多条枪，还有警备第一团共计600余条枪，4机关枪，2门迫击炮，分别驻扎在上饶、河口、弋阳、贵溪等地。显然，中央主张的战略与战术在闽浙赣苏区还难以实现。对此，闽浙赣苏区曾开会坚决反对，但由于“理论上的薄弱，政治上的幼稚”，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性，不过多半是觉得在实际上行不通罢了”，所以闽浙赣苏区“也执行了立三路线”。尽管在军事的影响下苏区得到了扩大，但“完全是军事影响起来的，并没有阶级分化，更没有什么斗争。所以红军一开动，白军一来，这些苏区如都、湖、鄱、彭、浮梁、乐不上一月便完全坍台了”。在“白军第一、二次围攻中，不但新苏区失败了许多，就是老苏区也是风雨飘摇，动摇的很”。

为纠正“左”倾思想，闽浙赣苏区在中央代表的指导下召集会议，揭发了“赣东北工作中立三路线的错误及其恶果”与“富农路线的错误”。 如方志敏所言：“这次大会提高党员政治学习的热情，提高全党的理论政治水平，提高国际和中央在党员和群众中的威信。在群众中，则开展了反富农的阶级斗争，更加坚定和发扬基本群众革命斗争的决心和热情，苏区因之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然而在具体实践中，闽浙赣苏区的乡村却又出现了不合时宜的现象，如“割据着某些地方，而不向外发展，不去注意苏区外之非苏区的工作。没收地主土地后，执行富农路线，而不平分一切土地”，“有些立三主义者也竟从立三路线的泥坑转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怀抱里去，实行其‘左’右派的联合”。

方志敏照片

如何避免“‘左’右派的联合”？1931年2月5日，赣东北特委制定了“进攻的巩固，巩固的扩大”（以下简称“进攻—巩固—扩大”）的发展策略，具体而言：首先要“坚决打破保守的右倾观念”，然后要“坚决的采取进攻策略，扩大游击战争，肃清一切反动（势力），以很大的力量去建立秘密工作，这样才能使这一工作布置全部实现，才是进攻的巩固，才是巩固的扩大”。同年３月，赣东北特委第三次执委会也再次强调，“反立三路线当中要反对右倾分子的活动”，要在白区建立工作，通过苏区“给白区的劳动群众以武力及一切实际的帮助，推翻他们的反动压迫一直到平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及至６月，德兴、乐平、万年、余江、玉山、铅山、闽北分区等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已有苏区也得到了巩固。

闽浙赣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国民党对其除进行军事“围剿”之外，还在交界地区的县与县之间制定了联防办法，并对苏区群众进行“招抚投诚”。但沿着“进攻—巩固—扩大”的策略路线，闽浙赣苏区得到快速发展。正如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所言：“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迄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为限制闽浙赣苏区发展，国民党实行“以逐步推进交通碉堡为本”的策略，并在开化、常山等与苏区相邻的通道、边疆要隘以及出入咽喉之地驻扎重兵，“以固边圉”，使部分苏区“被敌占领，暂时失败”。为了打破敌人的堡垒战术，“对于中央的所谓‘赤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作战指导”，方志敏和时任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的聂洪钧虽提出过异议，“但中央屡次来电批评指责。不敢过违，致使闽浙赣苏区在敌军的堡垒分割推进下日益缩小”。

为突破国民党的封锁，1933年1月，闽浙赣苏区决定在“中央红军北上不断胜利的顺利环境之下”，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配合红军“坚决执行持久围困敌人的战略，消灭敌人的砲［炮］台政策”。不久，闽浙赣红军与中央红军再次会合，“对于赤化金资铅一带白区，实际的打通闽北，打通中央苏区，巩固的扩大闽浙赣苏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以此为契机，中共闽浙赣省委宣传部决定要用新的工作方式来加强宣传工作，如“利用木排或放河灯，或者利用放风筝来散发标语”等，以“适合群众的心理”，使群众更容易接受宣传。宣传品的内容“要通俗，要群众化，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及切合群众的本身”；要区分苏区与白区，要“多带解释性”，如在苏区写“推翻国民党统治”，在白区应写“推翻代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

闽浙赣苏区红军画

但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在军事方面，曾洪易带来了以“红色碉堡反对白色碉堡”“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使苏区遭受到更大的损失”。从地方革命的实际出发，方志敏就革命策略的问题向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曾洪易的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职务。在政权建设方面，面对中共中央下发的带有“左”倾思想的命令，虽然闽浙赣省委也提出了要用“布尔塞维克的工作速度”“突击的精神”完成工作，但在具体实践中依旧坚持“巩固扩大苏区工作”，提出要“真正的建立、健全经常工作”。显然，与中央苏区立足内部突击备战不同，闽浙赣苏区强调的是巩固的扩大，具体表现为：加紧开辟新苏区、保卫基本苏区、扩大苏区生产。

1933 年7月，方志敏指出，要“加紧白区工作来开展大块的新苏区”，因为如果不“一大块又一大块的建立新的苏区，那老苏区因得不到新的力量的加强和帮助，自然也不会得到绝对的巩固”。至年底，闽浙赣苏区开辟新苏区的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如“上饶原定在两个月内发展两个区，但在十二月由上饶至玉山方面就公开了三个区、六十余村，有人口约二万人”。需要注意的是，此时闽浙赣苏区虽然得到扩大，但是其发展还表现着“极不平衡”，并且存在着缺点，如最有成绩的上饶、怀玉两县就还存在“忙不过来应付不暇的现象，甚至白区群众前来要求开会建立政权，一时都派不出人来”。

对此，闽浙赣省委决定要发动“反保守主义的斗争”，推动红军、地方武装经常深入白区开展游击战争，积极争取群众、发展苏区。据报道，1934年1月，闽浙赣红军一部在上饶、玉山、常山地区发展了新的苏区百余里。其后，为进一步扩大苏区，闽浙赣省委订立了新的目标，要在2月到4月的3个月中“发展150个新的秘密区委和1个特支”。然而由于国民党第21师向横峰推进，红十军便“转回上横进攻来敌及破坏敌人的进攻，保卫基本苏区”。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红十军回援基本苏区，并不意味着放弃扩大苏区。同年月，闽浙赣省委便指示赣东北特委要继续通过暴动扩大苏区，“对于□与秋彭东与婺东间□击，必须用极大的力量”，“争取一大片的打通”。同时，省委还“责成婺源与乐北党猛烈的向祁浮方面发展，务求在最短时间打成一片，以实现500里的暴动”。

战争背景下，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还需要充足的生存物资。1933年底，闽浙赣省苏便要求各乡苏要“立即发动群众的春耕，加紧群众的种棉运动，保存粮食，以反对浪费斗争中，节省粮食，帮助消费合作社发展新的社员，引导群众从积极生产中节省经济，帮助战费，广泛的建立硝厂，充足群众的食盐”。另外，闽浙赣苏区还在根据地内部组织开展垦荒运动，仅1933年就“开垦了三万多亩，增加几十万担谷子的收获”。如此立足于扩大苏区生产，将“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既改善了群众生活，还充裕了战争资源。从加紧开辟新苏区、保卫基本苏区到扩大苏区生产，闽浙赣苏区从地方实际出发的策略选择，不仅推动了苏区巩固扩大，也为此后在赣东北、皖南之间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革命态势，中国共产党努力从拓展生存空间出发，依靠群众发展革命政权。通过系统梳理闽浙赣苏区“波浪式”扩大的战略选择与策略转换，我们发现，从日常的群众斗争到“进攻—巩固—扩大”，再到“巩固扩大苏区工作”，斗争主体的一致性揭示了“波浪式”扩大的核心就在于群众工作的开展，而其中所蕴含的一切依靠群众的革命方法论，也正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能发展成为毛泽东所言之“坚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原因所在。其时，在自上而下的革命领导体制中，闽浙赣苏区能够审慎对待中共中央的命令，结合地方革命的实际情况组织群众斗争，“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皖）”的“波浪式”扩大根据地，不仅体现了地方苏维埃革命的“创造精神”，也彰显了方志敏等早期革命领导者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和敢于担当的革命勇气。

然而，闽浙赣苏区的革命实践在当时却常被中共中央批评为右倾，方志敏在狱中也自我反思道：“赣东北苏区的发展与红军的胜利，所以落后于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原因，实不能不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对此还需要理性地看待，因为即使符合地方实际需要的革命策略在“左”倾思想的坐标系中也属于右倾。回望苏区革命，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过去的革命是性急的，是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因为“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显然，无论是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的称赞，还是其对苏区革命的反思，可以说都是对闽浙赣苏区依靠群众“波浪式”扩大革命政权的历史肯定，而这也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