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的创作具备广阔的文学视野和知识功底，在《草木深》中，他一如既往造访历史、先贤与自然，如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所说，展现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词典式写作”。但育邦对古典与现代知识资源的运用绝不是将它们作为外在的词语装饰，而是走出了一条既接驳古典韵味又拓展现代诗性边界的诗学道路。
“百年新诗披荆斩棘，却也因和传统断裂走过弯路，众多诗人进行着修复、弥合着新诗与传统断裂的努力，育邦便是其中重要一员。”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说，育邦自觉沿袭体物写志的传统，通过鲜活生动的意象建构达成物我融通；给在世与故去的朋友写诗，复兴“唱和”传统，语言优雅精致。同时，育邦亦有强烈而自觉的现代性，受博尔赫斯影响，其文本充满超验性和幻想性。
“诗集里涉及起居、郊游、雅集，在中国古典诗歌里很多见，育邦书写这些日常，既是承接传统，某种程度上也对新大众生活进行了审美化。他把唐人绝句平移到现代诗歌，将其重新编码、命名和复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说。通过“草木深”的典故，“育邦设定了诗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张清华认为，育邦的“泛互文写作”，和古代诗人写作“用典”“赠答”有共通之处，譬如《致昌耀》“斯人已逝/半夜，我在青藏高原醒来/留下一行稀薄的眼泪”对应昌耀原作《斯人》，正合那种枯寂、悲凉的语境。诗集涉及众多诗人先哲，但又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细语呢喃，彰显缩微的灵魂，这既是对传统的追慕，也是当代诗性特点的呈现。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臧棣说，育邦在《草木深》里言志感怀、咏物咏史，将其写出了一种气象。育邦挣脱了单一的西方历史观，重新回归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观，从宇宙角度体察人类的生存处境；他去掉过于观念化的东西，加入很多生命的亲历，关注感发的时刻，回归生命本身的乐趣。
“在育邦作为诗人的形象越来越突出的今天，我们不能遗忘他众多写作的背景”，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汪政称育邦的写作是“全域写作”。“全域写作”使育邦诗歌接通了其他文体，在与时代的关系、互文性以及文体之间的迁移渗透等方面呈现出共性。“他的怀人诗歌、山水诗歌，以及意象、文体，他是从多方面将中国诗歌传统话语到当下诗歌话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的一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