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银行原行长束行农获刑5年半,案情首次披露

消失在公众视野多年的南京银行原行长束行农，以一本图书的出版而“回归”。

日前，最高法刑二庭主办的《职务犯罪审判指导》第4辑正式披露，南京银行原行长束行农因挪用公款罪，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案情细节也首次对外披露。

财经众议院注意到，案情细节显示，束行农果然是债市“高手”，个人仅投入750万元，短短14个月就斩获1575万元收益，收益率高达210%。

不过，这样投资收益，是在违规操作的前提下实现的，这也是他获刑的主要原因。

案情还显示，一审宣判后，束行农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最终被驳回。其“理财”获得的1575万元也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从刑期来推断，束行农应该已经重获自由。

束行农的沉沦，始于一款为内部人“量身定制”的理财产品，而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2006年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一款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该产品分为三个档位，其中A、B档为优先档，通过招投标向社会公开募集，到期后先行兑付；C档为次级档，面向特定主体私募发行，需在优先档兑付完毕后才可兑付，且需优先保障A、B档的成本与收益。

看似常规的证券发行，却被嗅觉敏锐的“圈内人”盯上了。作为该证券承销商之一的某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莫某、业务部经理刘某等人凭借掌握的发行背景和产品信息，判定这款证券收益稳定、潜力巨大，具备极高的投资价值。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该两人商议决定联系银行发行一款分级理财产品，专门对接该产品的C档债券——而他们找到的核心合作者，正是时任南京银行副行长的束行农，以及该行资金运营中心副总经理戴娟。

彼时的束行农，已在南京银行任职十余年，从资金计划处副处长一路做到副行长，手握资金运营的核心权力，与戴娟更是长达十余年的上下级关系，配合默契。面对莫某、刘某抛出的“橄榄枝”，束行农一拍即合，拍板决定由南京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对接“KY01证券”C档。

2008年6月，南京银行以上海信托为信托通道，正式发行“聚富1号”理财产品，总募集资金4.25亿余元，全部用于购买“KY01证券”的C档债券。这款产品被刻意设计为“稳健级+进取级”的分级模式：稳健级募集3.65亿余元，面向社会公众和银行机构发售，预期年化收益率9%；进取级仅募集6000万元，仅限束行农、戴娟、莫某、刘某等70余名内部人员认购，相当于为核心圈层“量身定制”的敛财通道。

更隐蔽的是，在“聚富1号”设立之初，莫某、刘某就已经算好了“后路”。他们预判，当时人民银行屡次加息，稳健级理财产品利率处于高位，但随着时间推移，市场资金会逐渐宽松，利率大概率下调。为此，二人与束行农等人商议后，在“聚富1号”协议中悄悄增加了提前终止条款，约定产品在达到9%年化收益率时，可提前终止——这一条款，为后续的“腾笼换鸟”埋下了关键伏笔。

2008年底，莫某、刘某提议提前终止“聚富1号”，发行新理财产品降低稳健级、抬高进取级收益率，束行农等人欣然同意，既想掩盖违规获利事实，也想进一步放大收益。因无外部“过桥”资金，他们将目光投向银行备付金。

束行农等人编造虚假理由，不顾内部部门反对，强行推动提议通过。2009年7月，他们违规使用4.8亿余元备付金提前兑付产品，后通过新华信托设立新计划，将稳健级收益率降至4%，进取级仍为6000万元且集中在核心圈层。

最终，束行农等人累计获利1.2亿余元，其中他个人投资750万元，14个月获益1575万元，收益率达210%，而南京银行仅获几百万元收益且对此毫不知情。

案发已是十年之后。2019年2月，南京银行公告称，该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等3人因个人原因无法正常履职，随后证实3人配合纪委调查；同年5月，束行农以工作调动为由，辞去南京银行行长等职务，平调至南京新农发展集团任副董事长，而南京银行在辞任公告中，并未对其任职期间的“贡献”予以致谢，埋下了伏笔。

2019年6月，市场传出束行农“被带走”的消息，尽管他迅速回应“消息不实”，但同年11月，他便卸任所有职务，彻底淡出公众视野。此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职务犯罪审判指导》披露，束行农系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且案发后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

一审法院认定，束行农、刘某共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构成挪用公款罪，其中束行农系主犯；考虑到自首、坦白情节，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束行农有期徒刑5年6个月，违法所得依法追缴。

案件显示，束行农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持续十余年的违规敛财案，最终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