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南京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50年代中期，随着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国家开始鼓励部分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后，南京市就有少量城市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逐步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据记载，1963年6月至1965年10月，南京先后有4批知识青年下乡到苏北盱眙三河农场，在那里工作生活了15个年头，三河农场也是南京知青最早大规模集中的安置地之一。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一个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在南京市全面展开。同年，江苏省根据中央部署，成立了精简、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城镇各个方面压缩劳动力，加强农业战线。南京市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社会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1965年前后，南京市多次召开动员大会，号召知青到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插队落户。一批批南京知青响应号召，奔赴苏北、苏中地区的农村和国营农、林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南京全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高潮。《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同年12月，南京市革委会要求毕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除分配当中小学教师和担任医疗工作外，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969年，市革委会决定不在“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招工，动员他们到边疆或农村。半年多时间，全市有数万名知青踏上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征途，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大史无前例。

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去向极为广泛，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一份又一份的档案资料显示，南京知识青年们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在江苏省内，他们仅淮阴专区就下到洪泽县、淮安县、淮阴县、沭阳县、宿迁县、泗阳县、泗洪县、灌南县、灌云县、涟水县，另外还包括省内其他专区的农村，如镇江、扬州、盐城、南通等，以及南京本市的郊区；去外省，有安徽、河北等地。

1968年10月，南京市85所中学的1087名知识青年自愿申请、主动联系，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怀着“到牧区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离开繁华的都市和父母亲人，奔赴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鄂托克旗、乌审旗插队落户。这批知青的支边行动是由南京师范附中、九中、二女中的一些中学生发起的，特别是南京九中的十二位同学，在地图上找到内蒙古自治区沙漠分布最多、他们认为最艰苦的六个旗，分别寄去了要求插队落户的决心书。

1968年10月21日，南京火车站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海洋里，1087名知识青年排着整齐的长队从市区各地涌向南京火车站。南京人民倾城而出，前往下关火车站送行；南京市革委会下令，从市中心到火车站的公交车全部停运，为拉送知青的车队让路；市革委会特批知青专列第一批通过刚建成的长江大桥。列车穿越平原与沟谷，越过长江与黄河，在历经了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后，知青们来到了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在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和乌审旗插队落户，与农牧民们同吃同住、同生活同劳动。

在草原牧区，南京知青面临着“生活关”“语言关”“劳动关”三重考验。真诚、憨厚、善良、宽容的草原牧人热情接纳、精心安排，没有亏待“南京娃儿”。当地党政部门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没下乡前国家每月凭票供应猪肉半斤，一年只有6斤，到了牧区后大队给每人的肉食供应至少保证每年120斤。知青们闯过三关，聪明好学与纯真上进给草原带来了“现代文明理念和方式”，成就了一段民族团结、城乡交往、休戚与共的历史佳话。这些知青中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如支边知青王强，从南京到鄂尔多斯，从一名学生娃逐步成长为党的民族干部，从上世纪的60年代至新时代，57载初心不变、牢记使命，始终坚守在北疆草原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在苏北农村和农场，南京知青同样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据曾在宝应县黄塍公社合义大队插队的南京知青李德厚回忆，1968年10月30日上午，南京中山码头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他跟着200多名知青挤进小火轮，途经大江大运河前往苏北农村插队。他所在的合心生产队有五百多亩田，却是荒滩荡田。春寒料峭里，下田平整荡田，穿着破棉袄，腰间扎根绳子，和农民站一排，背泥块，拔芦苇，除杂草；犁完田，紧接着就下肥，下秧，插秧，薅草；骄阳似火，找块阴凉休息一下都没有，毒日当头爆晒，一个夏天能脱两三次皮；冬天，荡田寒风肆虐，刺骨扎心。

在三河农场，朱腊根等首批知青于1963年6月22日乘坐大货车下乡，洪泽湖边一眼望不到边的荒野，开荒后每亩产量仅有0.75公斤，但他们后来修水渠，筑田坝，搞试验田，培养新品种，逐渐将55000余亩荒野改造成了良田，到1979年左右，农场小麦亩产量已经突破300公斤，水稻亩产超过了500公斤。三河农场的南京知青总共有400多人，大家一块战斗生活了15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除了插队落户，南京还有大批知青被安排到全国各地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全国先后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南京知青被分配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屯垦戍边”的准军事化生活中贡献青春。

据统计，从1962年到1978年的十余年间，南京大约有20余万人加入到“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去，他们有一个名字叫“知青”。据江苏知青联盟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近29万南京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城市中名列前茅。从1968年至1978年，仅南京浦口区所属的东方红大队就接收知青（主要是南京的）528人。回城后的知青面临无工作无住房、生活困难的社会问题，南湖小区建成解决了部分知青的居住难题，这部分知青不再是居无定所，而是安居乐业。南湖小区当时是江苏最大的集中居住区，也是返城知青安置小区，在全国树立了典型。

知青岁月不仅磨砺了一代人的意志，也为农村和边疆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南京知青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学习和创作，成就了日后的辉煌。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孙晓云，1973年4月作为所读中学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进入当时的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5年里，孙晓云从未停止书法练习和创作，晚上没灯，她就在空中比划，在心里默写。每次生产队要写标语、出大字报专栏，那些大大小小、不同字体的字都是孙晓云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她回顾这段岁月时说：“我在永宁的5年知青生活，始终充满着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没有这5年，就没有我的今天，也没有后来面对生活时的坚强。”著名画家陈丹青也曾在浦口插队，他的珍贵回忆被记录在浦口知青风采篇章中。

1990年代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南京市还开展了知青子女返城落户就业工作，使绝大部分知青子女得以回宁落户就业。南京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段深刻的历史记忆。一代南京青年将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农村和边疆，他们的足迹遍布江淮平原、内蒙古草原、北大荒、天山南北和海角天涯。钟山儿女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那段岁月，已成为这座城市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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