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到病除
成贤社区的卫生院里，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过窗格，落在李大爷攥着的处方单上。那张纸被他的掌心焐得发皱，墨迹都晕开了一圈，他站在取药窗口前，眉头拧成了个解不开的死结。
咳嗽这毛病，缠了他小半个月。起初只是清晨几声清咳，像秋风扫过梧桐叶，轻得很。可没过几天，咳嗽就成了昼夜不休的拉锯战——夜里咳得蜷起身子，胸口发闷，连觉都睡不安稳；白天咳得饭也咽不下，人眼看着就瘦了一圈，腮帮子都陷了下去。
接诊的王大夫是社区卫生院的老资格，白大褂上的口袋已磨得发亮。他扫了眼李大爷的胸片，又用三根手指搭了搭他的脉搏，全程没多问一句症状，笔尖在处方单上刷刷游走，只留下一行字：慢性支气管炎，止咳化痰颗粒，一周量。
李大爷捧着那盒印着红字的药，心里直犯嘀咕。他年轻时当过生产队赤脚医生，多少懂点门道：咳嗽分风寒、风热、燥咳，可这药的说明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治的是痰湿阻肺所致的咳嗽，可他的症状是干咳无痰，喉咙干得像着了火，这分明是南辕北辙。
可他终究没敢开口。人家是老大夫，见惯了千奇百怪的病，自己一个退休老人，哪敢随便质疑？他只能揣着忐忑回家，一天三次，温水送服，连服药时间都掐着钟点，半点不敢差池。
一周的药吃完了，咳嗽非但没好，反而变本加厉。夜里咳得坐起来捶胸口，白天走几步路就喘得慌。李大爷咬咬牙，又去了卫生院。王大夫依旧没细问，只是皱着眉看了看他的喉咙，提笔又添了两味药，语气沉了沉：“加强版，再吃五天，应该就见效了。”
李大爷抱着一堆药回家，心里的不安像涨潮的海水，一波盖过一波。他想起隔壁老张，去年也是咳得厉害，去了市鼓楼医院，年轻的刘大夫拉着他问东问西：什么时候咳得最厉害？有没有痰？家里养没养花养狗养猫？甚至连最近有没有装修都问得清清楚楚。最后开的药吃了三天，咳嗽就见了轻。
思来想去，李大爷终于松了口，让儿子带着去了鼓楼医院呼吸科。接诊的女大夫，顶多二十多岁，白大褂上别着钢笔，态度温和得像春日的风。他没急着开处方，反而搬了把木椅坐在李大爷对面，拉过一张纸，笑着说：“大爷，您慢慢说，不着急。什么时候开始咳的？有没有痰？痰是什么颜色？平时抽烟吗？家里最近有没有养花养狗循？”李大爷被这一连串问题问得心头一暖，积压了半个月的委屈和不适，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从清晨的干咳，到夜里的口干舌燥，再到现在走几步就喘，连说话都咳。刘大夫一笔一划地记着，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检查结果出来，肺功能报告和胸片摆在桌上。刘大夫指着片子，语气笃定：“大爷，您这不是普通的慢性支气管炎，是过敏性咳嗽，跟您客厅里那棵桂花树脱不了干系。”
他开的药很简单：抗过敏的氯雷他定，配润肺的强力枇杷膏。又细细叮嘱：“先把桂花树移到院子外，别吃辛辣食品，睡前泡点蜂蜜水润喉，咱们配合着来，您的病准能好。”
李大爷半信半疑回了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桂花树搬到了院外。说来也怪，当天晚上，他竟安安稳稳睡了整宿，没咳醒一次。
三天后，咳嗽明显轻了；一周后，竟基本不咳了。李大爷拿着剩下的药，又去了社区卫生院。王大夫看着他手里的药单，又看了看李大爷红润的脸色，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有些挂不住。李大爷却没怪他，只是叹了口气，语气诚恳：“王大夫，我不是说您的药不好，只是我这病，跟您想的不一样。要是当初您多问两句，我也不用遭这半个月的罪。”
王大夫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声音里带着歉意：“是我疏忽了。现在病人多，我总想着用常规药先试试，却忘了，药不是灵丹妙药，得对症下药。咱们医生不能只写方子，还得听病人把话说完。”
从那以后，社区卫生院的诊室里多了一张原木小桌，桌上放着纸笔和一杯温水。王大夫再接诊时，总会先让病人坐下来，泡杯茶，慢慢听人说症状。而李大爷也成了医院的“编外宣传员”。
后来，李大爷的咳嗽彻底好了。每天清晨，他提着鸟笼，踩着晨光去公园遛弯，鸟声清脆，他的声音也洪亮得很，他常跟人说，自己这病好得快，不光是药管用，更是医患俩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功劳。原来真正的“药到病除”，从来不是单靠一瓶一粒的药，而是医生的用心倾听，和病人的坦诚相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