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王必成 张才千 鲍先志
王必成同志戎马生涯60年，对党和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忠心耿耿，是我军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勇猛顽强的革命斗志，率领部队历经艰辛、百折不挠、能征善战，屡建功勋，曾被誉为华东部队一员著名的虎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军区领导职务，不居功，不自傲，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他在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时，把整个身心扑在了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上，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检查指导，总结经验。他积极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和野营训练经验，为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叶剑英元帅的高度评价。
60年代初，我在南京军区工作时，王必成同志从上海警备区调来南京军区工作，我们有幸在一起共事。过去，我们在红4方面军，曾共同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并肩走完了长征之路。今天，老战友相逢，分外高兴。根据军区党委分工，由我分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王必成分管军事训练工作。这一时期，我们在工作中互相支持，互相协作。部队的战备和训练工作密切配合，关系十分融洽。尤其是王必成同志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创新，善于发现和培养典型，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取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打开了当时军区部队军事训练工作的新局面。并且有效地全面地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落实，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区的战斗任务。
我军的正规化训练从50年代就开始了。195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向全军提出了基本任务：在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思想指导下，争取在国际休战时期，利用和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训练工作，迅速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巩固海防、空防和内地治安，随时应对突发事变，为解放台湾、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斗争。为了贯彻军委会议精神，实现这一基本任务，南京军区党委要求全区部队，要大力贯彻以战斗训练为中心的全面训练的方针。当时，我军使用的条令条例、教范教材以及教学方法，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各军事院校、各军兵种的军事训练，是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进行的。不能否认，我们从中学到了一些符合科学的、至今仍然有用的东西。然而苏联的军队有其特点，我军有我军的情况。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我陆军积累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丰富的作战经验，其中也有适合我军特点的练兵带兵方法。如果完全按照苏军模式进行训练，难免有些“削足适履”。对于那些不符合我军实际的东西，必须进行改革。1960年，苏联撤回了全部在我国的军事顾问，客观情况也逼着我们自力更生，走我军自己的训练道路的路。
王必成同志来军区工作后，正面临着这样的形势。他在军区党委领导下，积极着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1961年主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的号召更加坚定了王必成同志的信心。当时在军事训练领域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部队已经兴起的训练改革中，各级首长和机关如何取得发言权和领导权的问题。这就必须要求领导同志深入工作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和培养典型，取得第一手材料，才能指导好面上的工作，开创新的局面。王必成同志既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忘我的实干精神，是众所周知的。同志们反映，平时他很少蹲在机关，从没有过星期天和节假日，成年累月带领机关工作人员下连队、蹲基层、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有一次下部队的时间长达185天。他经常教育军训部门，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清规戒律，大胆进行军事训练的改革和创新工作，不要束手束脚，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他在指导和检查部队训练工作时，严格按照总部指示和军事训练大纲的规定要求，一丝不苟，狠抓落实。他要看部队训练的真实的实际的水平，不喜欢听夸夸其谈的表面汇报、他对军、师领导干部要求非常严格，强调领导干部要亲临训练现场，身教重于言教，在军事训练中要发挥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一切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训练，重视打基础，反对训练工作中的弄虚作假和搞‘花架子”。
他对基层干部战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经常与连队战士同吃同住同娱乐，摸爬滚打搞训练。他爱战士，战士也尊敬他。他对全区部队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情况了如指掌，许多连队的战士、班长、排长的姓名、特点，他都能说出来。1962年2月，当他看到总参《军训通讯》增刊上介绍的郭兴福教学法的材料后，尽管他正准备动身前往苏北沿海勘察地形，还是挤出时间，请郭兴福和表演分队到南京军区步校来做示范表演。郭兴福同志是12军34师100团2连副连长，他在单兵、小分队战术训练中，摸索出一套较好的教学方法，成为12军在军事训练改革中最先涌现出的先进典型。郭兴福教学法的最大特点，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它比较集中而全面地贯彻了军委的训练方针和原则，没有模式化的东西，要求严格，教得细，教得实，教得活，而且注意做现场的思想鼓动工作，使训练内行看了以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平时不苟言笑的王必成同志。观看了郭兴福分队的汇报表演后，却笑容可掬地握住郭兴福的手，连声称赞：“教得好！你把思想教活了，动作也练活了，向你们学习！”并当即作了三条指示：一是步校毕业班学员，要把这一套教学方法学会了才能毕业分配；二是要求司令部组织郭兴福分队到全区部队中巡回表演；三是做好推广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宣传报道工作。军区党委和主要领导非常重视训练工作，于3月12日，由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指示，要在全区部队中广泛宣传、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并要求各部队在战术技术训练中培养出自己的“郭兴福”。
由于军区党委抓住这一典型不放，长期深入地宣传推广，各部队的训练工作从此活跃起来，并掀起了学习郭兴福教学经验的热潮。从1962年3月到1963年10月，军区先后组织了五次较大规模的现场会，前后有60多个不同专业的分队参加了汇报表演。实践证明了郭兴福教学法的基本精神的普遍实用性。它确实是一种可以把思想、作风、技术、战术都能练得过硬的好方法。各部队、各行业都培养了自己的“郭兴福”式的典型。学有榜样，赶有标兵，会区部队的训练工作热气腾腾，生龙活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南京军区训练改革的成果直接影响到全军。在这期间，郭兴福带领教学班走出了军区，应邀到广州、武汉、北京、沈阳和成都等军区，做了数十场巡回表演，参观见学的干部数以万计，获得了普遍好评。
1963年12月，总参为适应形势需要，在江苏镇江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叶剑英同志专程赶到现场，冒着严寒，在野外实地观看了郭兴福任教的单兵和分队进攻战术作业。当汇报结束时，叶帅向到会的干部作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郭兴福教学法，说是：“大开眼界，大开脑筋。”叶帅回京后，于12月27日向军委、毛主席汇报并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的主要特点，建议此法在全军推广。毛主席得知郭兴福教学法能把兵练得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高兴地说：“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发扬。”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1月下旬，罗瑞卿总参谋长赶到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教学方法的现场会议。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野战军和军事指挥院校的军事主官首长都出席了会议，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介绍了部队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情况和经验体会。罗总长作了总结讲话，并宣布：“为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检验部队训练成果，总参谋部准备于9、10月间在北京召开一次比武大会。”会议要求全军认真贯彻军委指示。掀起一个广泛深入的群众大练兵运动，把军事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是军委运用和推广典型的一次会议，同时也成为1964年全军开展大练兵大比武的动员会议。在军委、总部和各级领导的重枧和培养下，郭兴福教学法成为60年代初我军训练改革的一大成果。它摆脱了以往机械地照搬苏军训练模式的束缚，使教育训练更加适应我军的实际，带有我军自己的特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检验，尽管这种教学方法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的基本经验和主要精神，是符合军事教育学的。教育心理学等一般原理的书籍,有一定的科学性，直到今天并没有完全过时。目前，全军施行的《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和开展“四会”教练员活动，就是在总结郭兴福教练员训练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通过大练兵大比武运动，为部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大批基层干部和骨干成为思想坚定、作风过硬、技术高超、战术精通的训练标兵、各类能手和“四会”教练员。20多年来，他们不断努力奋斗，为改革我军的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成为指导部队训练的行家里手，有的已成为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然而，王必成同志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训练成果，总是不断地研究考虑军事训练中的新问题，善于发现问题，狠抓薄弱环节。1962年初夏，台湾国民党军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猖狂叫嚣“反攻大陆”，阴谋策划窜犯东南沿海地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部队迅速转入紧急战备。至6月底，军区各部队基本上完成了各项战备工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紧急战备行动期间，部分机关和部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有的单位长期驻守城镇，缺乏野外行军、宿营等基本经验，有的单位战备观念淡薄，和平麻痹思想严重，基层干部流动性较大，人员不落实，有的达10%以上。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战备任务的完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王必成同志先后组织了部分野战军机关和营、团，进行野营拉练试点，练走、练打、练野炊、练宿营，增强了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取得了初步的经验。1963年4 月12 日，毛泽东主席路过南京时，王必成同志向他汇报了军区部队开展野营训练的情况。毛主席听后很高兴地说；“你们这种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南京军区根据主席的这一指示，在这一年冬季组织了更大规模的长途野营训练。不仅参训的部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而且还组织了长期驻城市的军区和各省军区、警备区机关以及各野战军军部，分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野营训练。军区领导机关进驻城市十几年来，第一次到远离城市的荒山僻野进行野营训练，干部、战士普遍反映收获很大，在军政素质、作风纪律以及体质等方面得到了锻炼和提高。通过野营训练，有效地增强了机关和部队的战备观念和在复杂艰苦条件下的适应能力，不仅有助于克服部队的“骄、娇”二气及和平麻痹思想，而且有助于提高干部和机关对合成军队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促进战备工作的落实，起到了平时训练所起不到的作用。冬季长途野营训练，也是我军训练改革中的一个创举。部队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练思想、练作风、练组织指挥，练战术技术；既锻炼了部队，也锻炼了机关；既密切了官兵关系，也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这种训练方法，很快就在全军普遍开展起来，成为部队年度军政训练的一项全面的综合的检验性的课目。
当年，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检阅了我军大练兵大比武的成果，给予全军指战员巨大的鼓舞。但是，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很快被林彪强加上“冲击政治”“单纯军事观点”的罪名而一度被否定。致使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文革”初期，王必成同志也被错误地点名批判，继而又遭到政治诬陷和迫害。对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王必成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不仅为大练兵大比武运动恢复了本来面目，而且也为王必成同志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予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已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位置的高度。
王必成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积极实践，勇于探索，在军事工作训练领域中，总结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毕生精力。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他为革命事业建立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1990年5月10日
本文来自于《虎将王必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