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执法者越过法律边界:从南京“副所长涉毒案”看一堂缺位的思政课

2026年4月25日，一则消息震动舆论：江苏省南京市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完成“查处任务”，指使社会人员向6名未成年人提供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待其吸食后再“收网查获”。警察从毒品打击者变为毒品“投喂者”，未成年人从保护对象沦为“案件配件”——这一事件直指基层治理中的深层命题：当绩效考核从管理工具异化为行动目的，当权力行使失去价值理性牵引，法治底线何以捍卫？

本文尝试超越个案的道德义愤，从绩效治理的形式主义陷阱、权力运行的伦理边界、以及思政视域下的“正确政绩观”三个维度进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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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一种解释将矛头指向考核指挥棒：若非“查处任务”层层加码、排名压力倒逼，马某或许不会铤而走险。这一判断触及当代公共管理中的经典张力——绩效合法性与行为道德性之间的冲突。

从学理上看，任何量化考核都隐含一个前提：指标能够真实反映治理目标。在禁毒领域，“查获吸毒人员数量”本应是衡量工作力度的代理变量。但一旦该指标被赋予过高的激励权重，且与晋升、评优等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基层执行者便可能陷入“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挤。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现代制度中的“指标拜物教”会导致行动者将手段升格为目的，从而遗忘制度的原初价值——在此案中，便是“保护人民免受毒品侵害”蜕变为“制造案件以满足数字要求”。

这种断裂并非孤例。2017年黑龙江农垦公安局长指使“冒充吸毒人员”编造案件，以及屡见不鲜的招商数据注水、环保监测干扰等，共享同一个逻辑内核：当上级依赖“不衡量即无法管理”的技术治理路径，而下级面临“不达标即受惩”的强压力时，形式主义便从机会主义行为演化为系统性策略。 马某案的极端性在于，他不仅是造假，而是主动制造涉毒行为——且选择了法律最应给予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作为工具对象。这意味着绩效压力已从“数据包装”升级为对社会底线的主动践踏。

因此，仅指责“KPI”是不够的。考核制度可能存在偏差，但它并不必然导出犯罪。 从学理上看，我们需要区分两种逻辑：一是制度设计层面的激励扭曲，这是组织学中的常见问题，可通过指标优化、多维度评价加以修正；二是个体层面的道德脱钩，即行动者在绩效压力下，主动悬置法律与伦理约束，将他人纯粹工具化。马某案恰恰是后者的极端表现。如果我们将全部责任推给KPI，反而消解了行动者自身的罪责，也掩盖了更深层的问题：权力行使的内在伦理约束究竟如何失效？

警察职业具有高度的“双重身份性”：既是国家强制力的执行者，又是法律秩序的守护者。这种身份要求其行使权力时必须遵循比普通公民更严格的规范——即“执法者率先守法”。马某的行为构成了典型的 “角色失范” ：他动用了职务赋予的信息优势（知晓考核规则、掌握未成年人聚集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社会人员徐某），去完成一个与法定职责背道而驰的目标。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一种权力的自我异化，权力不再服务于其设定的公共目的，而是服务于行使者自身的绩效生存逻辑。

值得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让其能够完成这种道德翻转？答案在于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责任漂移”机制。在层层传导的考核体系中，上级下达的是“数字任务”，而非“治理使命”。当一名警察反复被告知“差一个指标就影响全局排名”“完不成任务就问责”，他的认知框架会悄然发生变化：谁是真正的服务对象？ 理论上是人民群众，实际上是“考核表上的数字”。这种认知闭合一旦形成，他便很容易将群众视为完成任务的被动材料，而非具有尊严的权利主体。

这恰恰与我们反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形成对立。“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一句政治口号，更是一种价值排序原则：在任何决策情境中，必须优先考量人民群众的利益、安全与尊严。而马某的行为逻辑则完全相反：他优先考量的是个人绩效安全，未成年人成为可以牺牲的代价。这一价值排序的颠倒，是权力异化的本质特征。

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之一是“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对于执法人员而言，这条红线应当比普通公民更加醒目。然而马某案表明，在绩效高压下，部分执法者发展出一套情境性例外伦理：他们认为，“只要最终完成了查处指标，过程中的手段变通是可以容忍的”。这种思维的危险在于，它打开了“目的证成手段”的潘多拉魔盒——当“破案数字”被视为崇高目的，诱导吸毒、伪造案件便可能被自我合理化为“不得已的代价”。

从法哲学视角审视，这是对法治的形式性原则的根本背叛。法治不仅仅要求结果合法，更要求权力行使的过程本身具备合法性。马某的行为在结果上也未实现禁毒目标——他没有阻止任何一起既存的毒品犯罪，反而亲手制造了毒品侵害未成年人的事实。更严重的是，他破坏了法治的一般预防功能：当公众得知警察可能设局使人吸毒，他们对执法系统的基本信任将瓦解。这种信任一旦丧失，任何考核数字都无法弥补。

这也引出了责任伦理层面的追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区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强调“我这样做，责任由上帝承担”；而责任伦理要求行动者预估行为的可预见后果并为之担责。马某显然缺乏责任伦理：他只关心“完成查处任务”这一即时目标，却对未成年人身心伤害、警察公信力坍塌等长远后果视而不见。真正的责任伦理，要求每一位权力行使者时刻问自己：我的行为若被公开，能否经得起法律与道德的审视？

04

上述分析最终指向思政教育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树立正确政绩观。什么是“正确政绩观”？从学理上，它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价值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政绩的衡量标准不是上级打出的分数，而是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信任感。在禁毒领域，真正的政绩不是查获了多少“人头”，而是吸毒人员是否减少、毒品是否远离社区。马某制造的“案件数字”恰恰是反人民的——它使未成年人暴露在毒品之下，使社区面临人为制造的犯罪。

第二，认识论层面，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唯数字论.社会治理的对象是复杂鲜活的人及其活动，不可能被少数几个量化指标完全捕捉。科学的考核应当结合过程评价、群众满意度、长期效果等多元维度，并允许基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指标对话”，而非被动接受“一刀切”的指令。制度设计需要为基层留出“伦理缓冲空间”——当任务与法律或道德冲突时，应有明确的报告通道。

第三，行动层面，坚守法治底线与权力边界。无论考核压力多大，都不能成为违法理由。这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权力行使者的职业良知。思政教育中反复强调的“初心使命”，在这一点上具象化为：面对压力，选择守法和良知；面对诱惑，选择原则和底线。

针对马某案，我们不能止步于惩处个体。更应反思：基层治理中是否存在过度依赖短期量化考核而忽视长期能力建设的倾向？是否存在“惩罚失败”远强于“奖励成功”导致的下级行为扭曲？这些制度性诱因需要被识别并修正。同时，所有公职人员的常态化思政培训中，应强化“底线情境”的伦理决策训练——不是泛泛讲情怀，而是模拟真实绩效压力下的两难选择，帮助学员建立清晰的伦理边界与拒绝非法指令的勇气。

南京“副所长涉毒案”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极端样本。它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技术指标的精进，更是权力灵魂的校准。 再精密的考核算法，也无法替代每一位公职人员内心的道德罗盘。当绩效考核成为唯一的指挥棒，而价值伦理被边缘化，权力的行使就始终存在滑向异化的风险。重建这份信任，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优化——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减轻基层不合理负担，完善过程监督与容错机制；同时也需要自下而上的价值重塑——让“以人民为中心”从墙上的标语走进每一次执法行为、每一个决策瞬间。正如新闻评论所言：“心中装着人民，手中才会握有真理；脚步走在人间正道上，才会有宽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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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和佳敏

初审丨高振

复审丨王建红

终审丨刘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