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调离两江,南京百姓绅民十里长街相送

同治七年（1868），李鸿章沿用并改良曾国藩首创的河墙防堵之策，最终平定捻军。论功行赏时，朝廷下旨为曾国藩晋授武英殿大学士，并于不久后，再下谕旨将他调任直隶总督。

直隶总督位列清代疆臣之首，文华殿、武英殿又居内阁大学士前列，皆为正一品衔，地位堪比宰相。表面上看来，这是给了曾国藩一个当世无双的顶级荣衔。反观拿下平定捻军首功的李鸿章，却仅被授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荣衔层级远逊于曾国藩。

这显然又是朝廷以汉制汉的惯用伎俩。此次平捻之后，军事重兵实权已然转入淮军之手，朝廷又借此机会，行“以湘制淮”之策，试图分化离间曾、李师生关系。好在，二人对朝廷这个制衡套路已是见怪不怪，并未因此生出嫌隙，湘淮大局也未因此动摇。

与此同时，此番调任也是朝廷玩的一手调虎离山之计。

两江乃朝廷财赋重地，也是湘军起家立业的根基所在。湘军旧部以及曾国藩的门生古吏遍布江南各省，人脉权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朝廷将其调离两江，本意就是为了切断他与江南属地的深层绑定。说白了，清廷还是忌惮湘军这股地方势力死灰复燃，再成尾大不掉之势。

可曾国藩终究是晚清兼具清望节操与经世治事的大才，朝廷虽对其始终心存防范猜忌，却又不得不倚重托付。

彼时直隶官场积弊深厚，贪腐成风，积案冗狱堆积如山。且捻军虽已荡平，但八旗绿营早已腐朽疲弱，战力尽失。因此，直隶防务空虚，京畿屏障形同虚设。

是以朝廷一边对曾国藩防范制衡，一边又寄厚望于他赴任直隶后，整饬吏治，焕新地方；同时练兵设防，以强化京畿安全，震慑捻军余孽与防备列强窥伺。

曾国藩对朝廷这番算计洞如观火，心中虽然内心万般不愿，却也只能隐忍接旨。

同治七年（1868）九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将两江总督篆务移交给新任总督马新贻。十一月初四，自南京登船北赴直隶。

当日，全城文武官绅、士民百姓沿街相送，自总督署至下关码头，十里长街人山人海，百姓焚香设案，跪拜践行。

曾国藩当日在日记中写道：“途中观者如堵，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戏台、酒席路饯者，在署之西为盐商何公远旗等一席，在水西门之外为合城绅士方伯雄等一席，又有八旗佐领等及船户等各设彩棚为饯。午正至官厅，少泉（即李鸿章）、毂山（即马新贻）及文武等送别，寄请圣安。余旋登舟，见客五次。吃中饭后，又见客三次。开船，行至下关，少泉、毂山送至下关，久谈，吴竹如亦至下关，与三人久谈。而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坐见之客十余次。……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

这般盛况，是南京百姓对曾国藩发自内心的感念。自同治三年（1864）湘军克复江宁后，经曾国藩数年扶绥治理，江南逐渐走出战火屠城、灾荒流离的绝境，民生元气渐渐得以复苏。

这是曾国藩一生仕途中最风光，最得民心的时刻，他内心既感动于士民们的深情，亦藏着深沉的悲凉。他自知此等荣宠送别之景，此生难再复刻。北赴直隶，明知是入局担责的困局，却无从推避。江南百姓对他倚重挽留，而他离开了江南，何尝不是成为了无根之木、失源之水呢？

更为讽刺的是，曾国藩前脚刚走，新上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就在江宁遇刺，轰动一时的“刺马案”案情扑朔迷离，最终只能勉强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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