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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汉文学 | 左思《吴都赋》诸问题的研讨

2026-05-10 20:26:12

《南京汉文学历代作品选》（以下简称《作品选》）的第一篇我选录了左思的《吴都赋》，此赋为其《三都赋》其一，李善《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言此赋既成，“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重惑。”这里特别提到左思创作这组大赋其意在考证是非，以别重惑，这里所谓之“惑”尤可思忖。在“是非”的指向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三都载记历史风俗的是非问题，另一方面又包含对于都邑大赋写作上的文体创作观念的省思，而就左思的写作而言，这两重观照绾合于一体。

在《三都赋序》中，左思即表露出对于以上两重问题的议论，就赋体载记都邑要以征实的角度而言，其指出“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此是为以《诗》教而衡赋的问题。从义理溯源而论，左思此论自然源于班固，《两都赋序》即以“风、雅、颂”之“诗用”而观瞻汉赋之功能，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雅颂之亚也。” 此处径言“雅颂”，然“通讽喻”即近“风”，如此则以一刺一美的汉赋造作的实际效果确认此体上接古诗而为其流变的事实。然左思赋序则在此基础上对于赋体遣辞的效果与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推阐，其流露出的“征义”“宗经”“依本”“本实”的倾向则明显表露出其于汉赋“丽则”观的省思，而这一现象本身也标志着入晋以降赋体观念的演生转移。

一、辩物居方：都邑赋“丽”“则”关系的再定位

自扬雄论及“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赋体写作中修辞夸饰和经义立则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其后赋域内争论的焦点。这一论域内所包含的有关赋家、赋体等诸多问题已有相当讨论。回归到具体创作来看，大赋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亦不断透过对于“文质”问题的议论判断来表明立场，又同时用以宽慰自我身份的尴尬处境。张衡《二京赋》透过冯虚公子与安处先生之问对标揭出“言辞”与“事实”之间微妙的张力。冯虚的夸饰在安处的认识里，只是其“陋今而荣古”的情感投射下想象，一旦“研核是非”，则不过“惑”耳。安处先生继而以东京礼乐风习相答，最终“客既醉于大道，饱于文义，劝德畏戒，喜惧交争”，体悟到自己此前所论“华而不实”，而以安处之言“信而有征”。赋体以其“正反合”的形式总是在结构上形成后之于前的反拨，而这层反拨义理脉络的塑造，就有赖于“丽以则”对于“丽以淫”的基本否定逻辑来加以实现。在张衡《二京》的写作中，就鲜明呈现出了这一特色。在“征信”的打量下，“华言”的一方只能“忘其所以为谈，失其所以为夸”，“文”在根本上隶属于“质”的要求，而内在的核心恰是依经立义以彰显“德馨”的文体写作要求。从根本上看，赋体内对于“言”之是否合乎“信”的讨论，其着眼点在于政治伦理观念，而非现世实证的维度，正如曹虹教授指出，《二京赋》中的“‘信而有征’不等于后世文学的写实原则，而在于以一定的政治标准对历史和现实加以美刺褒贬。在张衡看来，‘华而不实’就是‘蔽善而扬恶’，那么‘信而有征’就落实在政治上的扬善惩恶。这显然是有心吸取《春秋》大义来加强赋的讽喻力量，仍然不出《诗》教的范围。”（《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交互递转》）

如果说以“政治标准”的视角在观照《二京赋》为代表的汉代都邑大赋时自有其必然的逻辑，那么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三都赋》时就有必要敏锐察觉到其内在的重要区别。可以说，汉代都邑大赋是在“大一统”背景下对于两都为表征的政治伦理施为观念的讨论，然而“三都”的书写，则关涉三个鼎力而非隶属关系的分散政治中心的再审视，这一点和汉代京都大赋的写作背景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两汉二京的对照总是统摄于“同中之异”（同一政治合法性政权下两座城市），而三都的侧重则是关乎“异中之同”（三个不同政治权力中心对照下推衍唯一适当的政治伦理），这种迥别的客观事实，也为我们审视左思所着眼之“正是非”“辨重惑”提供了具体的新的语境空间。

左思的赋序援《诗》以成证，其中内涵约束赋体之比兴当系于本实的观念，从思想的演进脉络来看，也是在“文学自觉”导向下对于“诗赋欲丽”的重审，而这种认识又恰可与陆机《文赋》之“诗赋”论相参，曹丕论赋重视体貌，是为汉赋“丽淫”流风下的自然结果，而太冲由“丽辞”返“征物”，又不失为在此论域下进一步的思考。先看左思赋序：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杨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巵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

疏通这段议论，有几个要点需要关注。首先，左思述赋流于诗，特标采诗观化之传统，从文体的“体”的内在演生关联性上，自然对于文体之“用”的进行了规定。这里尤其值得注意其引用两句诗证。“绿竹猗猗”语出《卫风·淇澳》，《毛传》以此为“兴”，按下出以“有匪君子”，是以“绿竹”美盛兴发于君子之德的赞扬，此“兴”中含“比”，是为“以淇澳之产”观“卫地之风”的明证。“在其板屋”语出《秦风·小戎》，“板屋”为西戎居宅形制，此处为思妇推想，承上于兵车之“赋”，玄想起兴，闵叹征人远役。在左思看来，这两首诗歌中的兴发皆起到了摹写反映所在方位实际的作用，能起征验之效，是为“居然而辨八方”，其中也就内涵着“兴”尤当存乎于“实物”的倾向。当然吊诡之处在于，左思所举诗例本身恰不是如此所想的那般“确凿”。如卫地“绿竹”，以郦道元所考辨实为其地所无，此以为钱锺书所揭发。这里的悖论恰是文学真实与事实真实之间的暧昧关系，钱氏指出，“窃谓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固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知目验，或因世事变迁，亦不可守株待兔。” 对于左思之于“绿竹”的笃信，或许难免“尽信书”之讥？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绿竹”就否为卫地实有，而更要乎于左思之例证“得意而忘言”，他想强调赋体写作中的比兴必须尽可能反映空间方位之实际，这是关键，至于例证是否恰当，读者也无必“死于句下”。

在这个观念下，左思的“丽则”论的第一项内涵，就是“则”的首要是准确，即必须以赋写之物验应现实之实际。在这个维度上，我们足以看到左思之“信而有征”与张衡《二京》内涵认识的区别，左思的征验更贴近“写实原则”，如此也就可以理解他下文对于汉赋四家华辞而无征的批评。赋中所写，须加以“考校”，如不征实，则一切辞藻皆归乎“非用”“非经”。

从这里也就衍生出左思“丽则”论的第二项内涵，即对于“丽”与“则”关系的逻辑性建构。从真实性而言，此是为“则”的首要内涵，在左思赋论的观念里具有第一性，而“丽”是藉由“辞”与“言”来加以呈现的，无根之言即为“侈言”，无稽之“辞”则为“藻饰”，也就意味着言辞在赋体写作中存有的合理性有赖于根本赋写对象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左思的赋论以“则”驭“丽”，从体系性上根本反思批评了汉赋以来“诗赋欲丽”的倾向。

基于写实原则，“丽”还是否必要？“则”是否只是止步于现实性？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就构成了左思“丽则”论的第三重内涵，即“则”内存“志”，而咏志又须“美物赞事”，这也就为“丽”的合理性提供了施用的空间。当然此处也可以玩味出左思矛盾暧昧的心理，从“摹二京”的构想来看，赋体之丽是其必须沿袭的传统，但争胜的心理又让他透过标举“真实性”的旗帜来实现对于前代赋家精神上的超越。在这个维度，他甚至返归到赋家存乎小学的立场，强调“摄其体统，归诸训诂”，这一方面呈现出魏晋以来“知识主义”观念兴起的某种回响，另一方面又多少保有下层文士以“学”对抗上流风雅之“文”的突围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左思的“赋论”未必是周延的，但却是时代风潮落在一个底层文士身上的奇妙化学作用。

二、居然而辨八方：左思赋论的潜流心态

这种对抗的心理颇可玩味，按左思的实际情况而论，其人“貌寝，口讷”且出身不高，又“不好交游”，在重家世风流的背景下，其发奋与述作不失为一种争胜挺出的策略。由是值得注意的是，左思在《三都赋》的写作过程中，流露出明晰的对于“学”的极致追求，而其反映就在乎“博”。据本传所载：

（思）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卭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晋书·文苑传·左思》）

此处对于“博见”敏感的自我审视，鲜明呈现出左思在“学”上保有的某种焦虑。郭绍虞先生曾从王充以降“疾虚妄”的观念理路来审视左思赋论“求真”的倾向，以为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种文体内观念的勾勒自然有其必要，但多少架空了左思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主体，而只是作为观念流转中一个简单的浮标。左思这种在“博学”上的努力，为他赢来了一些认同：

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至若此赋，拟议数家，传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刘逵）

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环玮，良可贵也。……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恰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卫权）

这里值得注意，其称许左思赋作者皆为学者。尤其张华称许左赋，而其本人恰以恰博淹通而撰《博物志》。张华亦“少孤贫”，而尤奋发于学业，史载其“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 其人性格亦值玩味，“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事无与比。” 凡此可见其实对于知识求真的风气蔚然，这恰构成反省文辞浮华的思想背景。

就此而言，陆机兄弟对于左思的蔑视值得注意。士衡在左思大赋写成以前，和陆云通信嘲讽太冲，以为“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南人北来，直以左思粗鄙，讥笑其赋作成也无人在意，也足见左思其时所遭受的白眼非议。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左思作赋意在“以辨重惑”就不单单有对赋作本身所载名物的考辨，又包含着对于赋体认知的重新界定，而这些本身又多少内涵着他用以应对身份认同压力的抵抗。

回头来看左思赋论的架构，其以“赋者古诗之流”为体论起点，以“诗人之赋丽以则”为衡文依标，又以“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为赋心关节，而终以“统归诸诂训”为赋用指向，如此就把“采诗观风”“考见得失”的诗用观念嵌入至赋域，以此求真实用的“立则”导向与绮靡繁缛的诗赋“尚丽”观念相抗衡。这种文学观念放在批评视域内不应当简单视为一种纯粹思潮流变内的反拨，而也因其产出于左思的主观质素背景。

这种以诗观风而规约大赋写实的倾向，本身又是对经学视野下文学观念的回归。正如许结教授指出，东汉以降的的士人人格构造逐渐生成一种“玄儒境界”，这种现象呈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诗‘心’与骚‘情’的复归”，如是创作尤重抒情性与形象性，这种境界的自然流波伴随世变时移，也可接洽到魏晋士人任诞风流之行举。然而在经学大盛之时，文学创作则是另一种面目，“盛汉《诗》学之崇高（经学化）与《骚》意之汨没（悖经之论），造成的流弊恰是丧失具有个性情感的诗人之‘心’、骚人之‘情’” ，正如皮锡瑞指出，在“经学极盛时代”：

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后世取士偏重文辞，不明经义；为官专守律例，不引儒书。既不用经学，而徒存其名；且疑经学为无用，而欲并去其实。观两汉之巳事，可以发思古之幽情。

两相对照，便可见桓、灵以后，经学衰迟，文学创作更重发挥私情心语，建安而后，玄风日炽，经学更为衰歇，而以经学为依规的一整套征实奉典的观念也在“三玄”的悠悠辨对中为人所轻忽。是故皮锡瑞也以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其以为“王弼、何晏祖尚玄虚，范宁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王弼《易注》，空谈明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 以此观照左思赋论，其引汉赋四家矫饰无根之言，断以“侈言无验，虽丽非经”便内涵着以经学观念修整赋体歧路的用心。

由是我们意在指出，相较于“魏晋文学自觉”这般以现代文学观念衡准古人意识“演进”的投射，文学观念发展的实际情况可能未必是存在一条如斯明晰的线索的，各个时代，具体到个人如何看到文学，都不应当忽略其主观上的动机，以及其因应的时代环境。左思就赋学所标榜的论说，从文学观念演进的角度来看，或许是“退步”的，是复返“经学”的，但这样主张的背后不为是他面时代思想潮流、对抗的自我身份压制的一种自处策略。作为一个“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咏史诗八首·其一》）的骄傲的士夫，出身的尴尬，让他只能面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咏史诗八首·其二》）的现实，这种打击使他不得不去构象证明自我价值，甚至是获得某种自我优越感确认的路径。在“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咏史诗八首·其四》）的生活环境里，我想这些现实中所受到的伤痛刺激，都不断啮噬着太冲的自尊，也恰在这种损伤下，他选择以复返经义的作赋之道来重构其于“丽则”的评判，惟其如此，他才能加固自己自信，包裹起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

回头看左思引《诗》证，强调“故能居然而辨八方”，李善注引纬书《河图龙文》阐释“八方”，其曰“镇星光明，八方归德。”古时观瞻天相，以“土星”与政治理乱相契，《文子·精诚》言“四时失政，镇星摇荡。”五德中以“土德”居中，而中央与四方在古代认识观念里有极为重要的政教内涵，《易纬乾凿度》言“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思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 中央对四方有统御作用，“八方归德”亦即归附中央之德。事实上，在魏国先生对前两人问对的反驳里，就尤其强调“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枢机”（《魏都赋》），此即着眼于天下地形之中的问题。然而左思此语中“居然”一词前未加辨析，“居然”语出《大雅·生民》，用以说明姜嫄安处诞子。贾谊《过秦》则用以状秦国地势之稳固，“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就此观左思之言，即强调天子藉采风了解天下地势形胜，如此可安居中央而尽晓八方格局。由此而言，左思此语实为双关，其一就赋域论，是强调赋承古诗，当其助天子考见风俗之效，这是赋用所着眼；其二则就其所撰“京都大赋”论，即伸张其下所成敷写，即意在考辨风俗，推阐三都地势孰为能以“居然”，而这恰是本赋所关涉。

三、巨丽大吴：《吴都赋》中的“美物”与“赞事”

从《三都赋》整体着眼，以魏都凌越蜀、吴是为必然。正如上文指出，左思最终也透过魏都居于天下之中的实际情况，再透过对于风物、历史的敷写证明魏地是为“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考之四隈，则八埏之中。”（《魏都赋》）颇堪玩味的是，其赋序中所引《诗》证，恰在魏国先生的答语中复现：“南瞻淇澳，则绿竹纯茂；北临漳滏，则冬夏异沼。”对照来看，这已然是强调魏地方能“居然而辨八方”矣。所以在关于三都究竟孰者为胜的问题上，这个答案是明确的。但我们的着眼点是“南京”，是透过左思的赋写去了解南京的历史，因此这里我们也就无需纠缠“三都”之间的问题，而重在玩味东吴王孙的咏叹中，其时的“吴都”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就左思的撰赋原则而言，其强调：“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以下我们就试图从“美物”与“赞事”的角度观瞻吴都之盛貌。

东吴王孙开篇对于西蜀公子的贬斥首要着眼于文化。西蜀之论重在物产与地利，尤重巴中、岷山，证成“丰蔚所盛，茂八区而菴蔼焉”。就此，东吴王孙指出蜀都所夸缺少一句，强调“鸟策篆素，玉牒石记”便尤重人文，没有人文历史而空有地形，便不足以证成蜀地在历史已然进程里地势的优越性。而着眼于现实，蜀地的实际情况是国破而亡，“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兹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便说明西蜀公子所夸耀的一切都不足为据，蜀地历史乏人问津，现实国破家亡，那么自然归结的定位便是“土壤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批评的着眼点往往是申论的立足点，换言之，东吴王孙要批驳蜀地不能摄生周卫，那么他就必须证明吴地能够做到这些。由之我们先来梳理《吴都赋》证成这一点的基本谋篇思路。

3-1 高节所兴

首先是强调吴地开发历史久远，是就人文历史而进一步证明蜀地蛮貊：

子独未闻大吴之巨丽乎？且有吴之开国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盖端委之所彰，高节之所兴。建至德以剏洪业，世无得而显称。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躧于千乘。若率土而论都，则非列国之所觖望也。故其经略，上当星纪。拓土画疆，卓荦兼并。

相较于西蜀陈述形式物产，“大吴之巨丽”首重文化风俗，这是东吴王孙对于吴都“城市气质”的形容。“高节”“至德”“克让”“清高”是东吴王孙夸耀吴地的聚焦所在。而这些气质本身需要藉由人来加以呈现。

在《吴都赋》里可以看到对于东吴子弟风流的描述：

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歧嶷继体，老成弈世。跃马叠迹，朱轮累辙。陈兵而归，兰锜内设。冠盖云荫，闾阎阗噎。其邻则有任侠之靡，轻訬之客。缔交翩翩，傧从弈弈。出蹑珠履，动以千百。里䜩巷饮，飞觞举白。翘关扛鼎。拚射壶博。鄱阳暴谑，中酒而作。

魏晋尤重门阀，此处强调吴地士夫皆为高门后裔，从虞文秀、魏周至于顾荣、陆逊，皆为一时人杰，贵族门风老成，士人接交不断，风流冠盖，彬彬相从。江东以顾、陆、朱、张为著姓，孙权当政时前后有五人出任丞相，顺序为孙邵、顾雍、陆逊、步骘及朱据，其中顾、陆、朱三人先后主政计二十五年之久，三人亦皆出身吴郡四姓，左思此处特标顾、陆，是为代况江东之典型。相较之下，《蜀都》所言“王孙贵族、郤公之伦”就显得泛泛轻浅，颇不足道了。

不仅豪杰门风挺出，邻人则有任侠尚义之气，而这种特质也由来有自：

昔者夏后氏朝群臣于兹土，而执玉帛者以万国。盖亦先生之所高会，而四方之所轨则。春秋之际，要盟之主。阖闾信其威，夫差穷其武。内果伍员之谋，外骋孙子之奇。胜彊楚于柏举，栖劲越于会稽。阙沟乎商鲁，争长于黄池。徒以江湖崄陂，物产殷充。绕霤未足言其固，郑白未足语其丰。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睚眦则挺剑，喑呜则弯弓。拥之者龙腾，据之者虎视。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顾指。虽带甲一朝，而元功远致。虽累叶百叠，而富彊相继。

旧时吴、越便雄踞东南，而民风即重“节概”，所谓“睚眦挺剑”，“喑呜弯弓”便是对“任侠之靡”的具体写照。高门老成而才智超拔，民风尚义而志节慷慨，上下协和，文武鼎盛，如此“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顾指”，孰能敌之？如此吴地德与义相协，克让与善贾相兼，上下交泰，君民一心，“士遗倦，众怀欣”，“欢情留，良辰征”是为文化昌明，钟鸣鼎盛之所在。

相对来看，作为事实胜利者的魏国先生在文化维度论证魏地凌越吴蜀的着眼点，则是以魏主作为统治者的前提强调其治下的人才济济，而这些又恰是比附历史的泛称，所谓“优贤著扬历，匪孽形亲戚。本枝别干，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东阿。抗旍则威噞秋霜，摛翰则华纵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将猛四七。赫赫震震，开务有谧。故令斯民睹泰阶之平，可比屋而为一。”对比来看，突出核心皇权的辖制昌明是魏国先生论述的核心，这自然以权力的格局序列天然拥有了俯瞰前二者的立场，但细忖来看，这样的表述实际依然无法与东吴王孙夸耀的江东士族文化形成直接客观的较量，读者只能从魏国先生的描述里读出统治者英明勇武下臣下人才济济，然而这些文武英杰的存在皆服务于“蕃屏皇家”的中心，相较于东吴魁岸激越的文采风流，似乎很难直接感受到魏地士夫更为直露显豁的士风民情。魏国先生言说的一切都服务于呈现“上德之至盛”，是以三国已然形成的事实走向为基准佐证魏主的绝对合法性，这是左思立足现实必须如是的对于事实的阐明，但我们又的确可以看到在描述士风门第时，吴都内表述相较于其余两篇显明的笔端摇曳，或许这种矛盾本身就内涵着出身寒族的赋家对于高门纠结复杂的心态吧。“高节所兴”恰是吴地豪族在摆脱服务于政治合规性叙述外可以保有的最为耀眼的身份标志，魏地君上的光芒使得治下的臣民都不过覆盖在其扩散的光晕之内，而吴地士风恰独自构成了一道绚烂的光束，是在政治光谱以外跃动的文化浮标。这种政治上的失败与文化上的胜出，大概便可从二陆南来保有的高度身份优越感中看出端倪。

大吴之丽，首标高节，民俗克让，士风拔超，这是理解“丽”的第一个重要维度，是立足于江东士风与民情的第一层观照。

3-2 卓荦兼并

其次左思的“美物”在乎地理形胜，依东吴王孙所言即“拓土画疆，卓荦兼并。”如说所述，三都论辩的核心要在阐述全新的具有正当性的王政都邑中心。《蜀都赋》开篇即回溯秦汉历史，指出“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即对于二京旧都的回归，然后伴随三国时期的现实走向，这种权威中心已然偏转，由是三者聚在陈述本土生成全新政统合法性的理据。这里重点关注东吴王孙对于吴都的夸耀。

在赋体的问答结构里，伴随西蜀公子颂赞蜀都的结束，东吴王孙对其所言俱加否定：

夫上图景宿，辨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曾览八纮之洪绪。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鸟策篆素，玉牒石记。乌闻梁岷有陟方之馆、行宫之基欤？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玮其区域，美其林薮。矜巴汉之阻，则以为袭险之右。徇蹲鸱之沃，则以为世济阳九。龌龊而算，顾亦曲士之所叹也。旁魄而论都，抑非大人之壮观也。何则？土壤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兹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安可以俪王公而著风烈也？玩其碛砾而不窥玉渊者，未知骊龙之所蟠也。习其弊邑而不睹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

“古先帝代”是从历史载记的事实质疑蜀都为王气所集的正当性，西蜀自古偏远，在中原文化里被视为蛮貊之地。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是一部系统记述巴蜀历史的著作，此著博采此前文献资料中对于蜀地的记述，其中对于此地历史也指出：

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左思时代早于常璩，但史料于巴蜀载记的实际情况与常璩时理应相差不大，凡此可见东吴王孙质疑“乌闻梁岷有陟方之馆、行宫之基”亦有其理据。这是东吴回应蜀客的第一点，即质疑其夸耀历史的不足为据；紧接着东吴王孙指出蜀都地理亦不足观，因为就事实而言，虽然西蜀公子吹嘘“临谷为塞，因山为障。峻岨塍埒长城，豁险吞若巨防。一人守隘，万夫莫向”，而事实上“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现实的失败使得口头矜许的一切的地理优势都不足为凭；据此两点，东吴王孙以轻蔑的口吻指出西蜀公子短于识见，讥讽其“不窥玉渊”，“不睹上邦”，由是便更表露出对于其所言一切皆不足为道了。

从东吴王孙的叙述来看，他对于吴都地理的颂美按照山泽、地势、郊遂、都邑的顺序展开，而这些描述由为发端之“摄生”“周卫”所统摄。先看对于涵养万物足以摄生的维度，以山泽为例：

澶湉漠而无涯，㹅有流而为长。瑰异之所丛育，鳞甲之所集往。

鱼鸟聱耴，万物蠢生。芒芒黖黖，慌罔奄欻，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穷性极形，盈虚自然。蚌蛤珠胎，与月亏全。巨鳌赑屃，首冠灵山。大鹏缤翻，翼若垂天。振荡汪流，雷抃重渊。殷动宇宙，胡可胜原！

西蜀居于腹地而远离大海，虽然西蜀公子的论述里也强调“带二江之双流”“水陆所凑”，但于水泽鳞甲的描述则显泛泛，只言“水物殊品，鳞介异族。或藏蛟螭，或隐碧玉。嘉鱼出于丙穴，良木攒于褒谷。”比照可见东吴铺陈蚌蛤巨鳌、长鲸跃龙，物类繁复，正以衬显蜀地之所匮乏，也就自然证成吴地土壤足以摄生的一个维度。从结构来说，山泽一部分重在摹画鱼鸟之繁，而地势部分则偏于木石之盛，如其所述“宗生高冈，族茂幽阜。擢本千寻，垂荫万亩”，“碕岸为之不枯，林木为之润黩。隋侯是鄙其夜光，宋王是陋其结绿”，这样的描述恰点出此地物产丰厚，孕养万物。当然这里说地势部分偏于木石，其中也穿插了鱼鸟走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东吴王孙恰又强调了这些生物于文献可征：

其下则有枭羊麡狼，猰貐貙象。乌菟之族，犀兕之党。钩爪锯牙，自成锋颖。精若燿星，声若云霆。名载山经，形镂夏鼎。

可以说“山经”“夏鼎”的强调是东吴王孙对于西蜀人文历史匮乏的进一步讥讽，但也可以说是左思“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观念作用的结果。

往下郊隧、都邑的部分，则是经由历史考辨来说明吴都代为王气汇集之所。而宫室作为历史层累经营的结果，又是对“巨丽上邦”的厚重质感最佳明证：

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抗神龙之华殿，施荣楯而捷猎。崇临海之崔巍，饰赤乌之韡晔。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櫎，连阁相经。阍闼谲诡，异出奇名。左称弯碕，右号临硎。雕栾镂楶，青琐丹楹。图以云气，画以仙灵。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思比屋倾宫，毕结瑶而构琼。高闱有闶，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眈眈，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釭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

这里的宫室铺陈可分两部分，以“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为中断，前叙吴都以吴越旧城为营建基底，突出此在历史之悠远，而后半踵事增华，强调今日景观在前有基础上复加扩张，更进一层照显吴都今时之壮丽。对照而言，蜀都“金城石郭，兼帀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则一方面显露蜀地缺失承前之厚重，另一面又就规模、精丽而言远逊吴都之繁华。就其城市布局而言，刘淑芬考证指出，“孙吴时建业大致的轮廓是：秦淮河北岸为宫城府署区，南岸为吏民杂居的住宅区。” 孙权开凿青溪，其水引玄武湖过太初宫以东而流入秦淮，自北至南一路，是为官署宅邸，按陶季直《京都记》载：“典午时，京师鼎族，多在青溪左及潮沟北。” 秦淮向西流入长江，中轴为朱雀航，其南即长干，朱雀航东则有建初寺，东晋时瓦官寺亦在此，东吴时此处吏民杂处，最为显赫者则属张昭，据《丹阳记》载：“大长干寺道西有张子布宅，在淮水南，对瓦官寺门，张侯桥所也。桥近宅，因以为名。其长干是里巷名，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民庶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并是地里名。小长干在瓦官南，巷西头出江也。” 张昭所宅，大致位于如今集庆门以东，中华门以西一带，其时此处相连长干，多是民居。朱之蕃《金陵图咏》所定金陵四十景，即有“长干春游”“青溪游舫”，青溪如今已几乎不存，而长干一代如今多有开发，老门东经由中华门而至于门西，沿途风光甚为清丽，亦堪春赏。从此来看，左思此处宫室至于长干的赋写，即沿着由北向南的推移展开。

承续于此，左思紧接就写到了前文提及的东吴高门的群居之所，所谓“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结合上述张昭故宅，可以相证。从结构上，太冲于士族著姓的赋写而后，接续的是对商业的铺陈。从地理上也有其道理，伴随其空间转移至长干淮南，建初寺恰为于此，而东吴时以建初寺为大市，由是此处也是商贸兴盛之所。赤乌九年时，胡人康僧会过吴，孙权接见，史载康僧会“言佛教灭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请。遂于大内立坛结静三七日得之。帝崇佛教，以江东初有佛法，遂于坛所立建初寺。”建初寺旧址就在如今大报恩寺，是为江南佛教的发源所在。据刘淑芬考证，孙权其时设立二市，“东市未详所在，建康大市的位置在佛陀里建初寺之前，距宫城七里。”《吴都》所赋，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当时之盛况：

是乐只衎而欢饫无匮，都辇殷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纻衣絺服，杂沓傱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颿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䌖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砢，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筒中；蕉葛升越，弱罗纨。㒊譶泶㺒，交贸相竞。喧哗喤呷，芬葩荫映。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昬；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泞。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

这里聚焦坊市内外，兼及陆上与江流，其间商贸繁华，品物丰盈，而吴地财富冠绝一时。这种四方珍宝经由商业汇集的壮丽，在下文进一步被强调：“毕天下之至异，讫无索而不臻。”

商业的兴盛有赖于军事实力的“周卫”，由此东吴王孙特别描述了吴地士官的勇武：

趫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若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扈带鲛函，扶揄属镂藏鍦人，去𢧕自闾。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军容蓄用，器械兼储。吴钩越棘，纯钧湛卢。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乎江湖。

古时操练军士以蒐狩之礼，汉代杨雄四赋则标《羽猎》，冯衍亦有《广成颂》，都是图写壮阔勇武的狩猎场景，《吴都》自强调军事能力始，即转入对于“周卫”士卒奋勇英武的刻画，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背景也聚焦于“校猎”之时节，如此又有两重内涵，记载赋写军士勇武的同时，以狩猎回应前文已状物产之盛美，如是则“美物赞事”与“摄生周卫”得以融乎一体。

露往霜来，日月其除。草木节解，鸟兽腯肤。观鹰隼，诫征夫。坐组甲，建祀姑。命官帅而拥铎，将校猎乎具区。乌浒狼荒，夫南西屠。儋耳黑齿之酋，金邻象郡之渠。驫䮅飍矞，靸霅警捷，先驱前涂。俞骑骋路，指南司方。出车槛槛，被练锵锵。吴王乃巾玉辂，轺骕骦。旗鱼须，常重光。摄乌号，佩干将。羽旄扬蕤，雄戟耀芒。贝胄象弭，织文鸟章。六军袀服，四骐龙骧。峭格周施，罿罻普张。罼鶒琐结，罠氾连纲。阹以九疑，御以沅湘。輶轩蓼扰，彀骑炜煌。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猿臂骿胁，狂趭犷猤。鹰瞵鹗视，䟃𧽼翋𦑶。若离若合者，相与腾跃乎莽㩳之野。干卤殳鋋，旸夷勃卢之旅。长𥍟短兵，直发驰骋。儇佻坌并，衔枚无声。悠悠旆旌者，相与聊浪乎昧莫之坰。钲鼓叠山，火烈熛林。飞爓浮烟，载霞载阴。菈擸雷硠，崩峦弛岑。鸟不择木，兽不择音。𧇭甝虪，𩓇麋麖。蓦六驳，追飞生。弹鸶鶁，射猱㹶。白雉落，黑鸩零。陵绝嶚嶕，聿越巉险。跇逾竹柏，㺦猭杞柟。封豨𧀔，神螭掩。刚镞润，霜刃染。

此节吸收了汉代蒐狩描写，尤其值得注意其中涉及到的方位。“具区”指太湖，则远超南京城界，前有学者就指出《吴都赋》内存两个“吴都”，并质疑：

吴主犒飨军士的“桂林之苑”与“落星之楼”位于建业附近，而飨军之后所幸的“馆娃之宫”却在苏州。按赋中所写的校猎地点具区即今之太湖，毗邻苏州而距建业较远。如果“吴都”指的是建业，浩浩荡荡的游猎队伍似乎不太可能从建业出发、前往具区游猎之后，一路奔波回到建业犒劳军士，再调转头绕远路回苏州“张女乐而娱群臣”。而且馆娃宫本是春秋吴王夫差所建，历经八百余年至魏晋时，早已成为历史遗迹，并非三国吴主的行宫。（陶慧《左思〈吴都赋〉之“吴都”辨析》）

如果我们笃定赋“吴都”必然要有一个城市中心而论，这样的矛盾确实存在，但如若观照校猎场景中所摹写的各地名号，或许可以说这段的重点并非只是为了以含混的方式将古吴都苏州纳入写作范围，事实上恰是左思在实践其赋序里所追求的“辨物居方”。这里稍作梳理，具区太湖近于苏州，沅湘则在湖北湖南交界，九嶷山在湖南以南，广西以北，象郡、乌浒具在广西南部，儋耳则越海至于海南，黑齿则为老挝极北，西屠则于越南中部。如果要说狩猎限于南京则苏州已为甚远，那么这些边界夷族更无所谓入文。由是，如果将这些地点在东吴版图上加以标注就可以发现，东吴王孙特地以这些地点入文以壮校猎声势的另一面，其实勾勒了东吴整个势力范围的疆域所及，“吴都”的症结或许并不在于南京、苏州互写的暧昧，事实上，是透过盛大的蒐狩仪式，以疆界入赋以展示吴地军事实力的强盛，这也就自然深化了东吴较之西蜀足以“周卫”的强势底气。

校猎场景包含两方，即猎者与猎物，而这两方面都是用以“美物”东吴，由是左思对于将士军队的仪仗装备加以反覆涂抹，无论是玉辂、骕骦还是鱼须、干将，都以精丽华美之物态点染东吴君臣狩猎场面之宏阔，声势之浩大。在仪仗的护持下，东吴王孙特别提到“阹以九疑，御以沅湘”，如此则将地域空间由建业、三吴延展以至于长沙、贵阳，这也就从蒐狩扩及至于巡狩，背后涌动着对于东吴抵近天子威仪的夸饰。另一方面六驳、飞生，以至封狶、神螭，猎物的铺陈由构成了第二层对于东吴物产的颂美，如果说第一层还聚焦在建业周遭，那么第二层就是经由巡狩呈现吴地的尺幅域内，以“赞事”兼及“美物”，而物美足以摄生，事赞则足周卫，不得不承认左思此处运思遣文实为精妙不凡。

在狩猎结束之后，庆功颂赞是下文有一段摹画重点，而此事的地点重新收束于南京，这其中也内涵着《禹贡》以来“贡赋”制度下天子威仪的展露，即疆域界内一切奇珍皆只为吴王一人所独享。“毕天下之至异，讫无索而不臻。”东吴王孙以极为迅疾的形容转述着复返建业的壮丽：

载汉女于后舟，追晋贾而同尘。汨乘流以砰宕，翼飔风之䬟䬟。直冲涛而上濑，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凯归，揖天吴与阳侯。指包山而为期，集洞庭而淹留。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飨戎旅乎落星之楼。

桂林苑、落星楼都在南京东北部，与栖霞山相接，《金陵图咏》中也有“星冈饮兴”一景，以“饮兴”定位此地之风光，想来也和吴王于此犒赏将士的宴游叙事有所关联。这一部分接续以华丽音乐的渲染，使得宴饮欢乐显得如梦如幻。在文章的最后，东吴王孙再一次陈说吴地悠久的历史以批驳西蜀之闭塞，指出“中夏比焉，毕世而罕见”，“西蜀之于东吴，小大之相绝也，亦犹棘林萤耀，而与夫樳木龙烛也”，以此结篇而构成了对于“大吴之巨丽”的赋写描绘。

相较于蜀都重乎山形地理，魏都聚焦宫室王道，吴都对于物态人文的陈述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对于来自吴地的二陆而言，这一部分想来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而就事实看，左思以其广博的形容呈现了吴都得壮阔景观，而凭此使得原本讥讽其以“伧父”的陆机睹之而“叹伏，以为不能加也”，凡此可见先天条件有缺的太冲终至以其对于博物征实的追求努力获得了高门名士的认可，可以说那个貌寝口讷的赋家最终以文本塑造了他留给世人的另一副面孔。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咏史诗·其五》）

在《咏史》的想象里，被高门拒绝的左思想到了追步许由来保持人格的自尊，而在现实中，他并没有逃避，他执拗地以博学风力，使自己以这一副面孔走进历史，终于“灵景耀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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