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记忆 | 那年,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完成的导弹试验……

翻开“巨浪一号”的图片册，红白相间的导弹模型吊装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的照片让人印象深刻，亲历者不禁回想起那段惊心动魄的试验历程。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先后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彻底打破超级大国“核讹诈”，并且向世界作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承诺。但是冷战时代背景下，世界形势阴云密布，一旦发生核战争，只有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才能构成有效的核威慑，因此提高我国战略核力量的攻击和生存能力成为当时国家军事战略当务之急。

从美苏两国“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来看，通过潜艇发射潜地战略导弹机动性好、隐蔽性强、生存能力高，是一种可靠的二次核打击手段。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作为潜艇搭载的重要战略武器，抓紧研制固体潜地导弹，已经成为当时确保国家安全的必须选择。

1965年，周总理在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争取提前搞出固体导弹，随后七机部立即着手制订我国固体战略导弹发展规划。1967年初，为了与核潜艇研制同步，国防科委与七机部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决定集中力量开展固体潜地导弹“巨龙七十一号”研制工作，“巨龙七十一号”后改称“巨龙一号”，1972年正式定名为“巨浪一号”。

自此，我国正式开启从液体地地导弹向固体潜地导弹的研制之路。当时承担研制抓总任务的是七机部一院，总设计师为黄纬禄。

按照当时的技术基础和条件，要直接研制两级中程固体导弹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图纸资料，又无仿制样品，更没有预先研究储备，新组建的研制队伍面临极大考验，只能在一边学习中一边摸索推进。按照国外固体潜地导弹的研试经验，在导弹正式试验前，潜地导弹必须先经过陆上水池进行水下发射试验。

经上级机关批准，1969年，大型陆上水池在西北黄土高原某处破土动工。这项工程投资巨大，是研制保障在建工程里投资最大的一项。水池宽约30米，长约50米，深度达30多米，用于模拟潜艇水下发射条件；为了实现造波，所需的动能要多台航空发动机提供。当时水池建设的技术难度比导弹研制还大，而且还难以满足导弹研制进度要求。即便水池能够建成，在地处干旱少雨、风沙较大的西北地区，向水池引水和常年使用维护，也将需要国家不断投入巨额资金。

当时发动机试车尚未成功，总装厂尚未建成，研制条件极其欠缺。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心急如焚，但是当查看陆上水池的施工现场后，他却不禁皱起眉头。他认为该工程过于浩大，后续试验条件保障要求复杂，整个过程费资费事，工程的必要性存在疑问。

黄纬禄认为：“我们的科研经费是人民节衣缩食省出来的，国家底子薄，经济困难，我们要为国分忧，在不降低性能指标、不延长研制周期的情况下，尽量少花钱多办事，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针对这一庞大的工程，黄纬禄带领研制团队从必要性和可行性、经济性等角度出发，对导弹研制总方案及试验流程进一步进行分析和论证。他们认为利用陆上水池进行水下发射试验耗资费事，不符合我国国情，只要把工作做细，充分做好地面试验，导弹经陆上发射台、发射筒飞行试验成功后，直接进入潜艇进行水下发射试验是完全可行的。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决定不建设专门试验条件，在国内寻找合适地点进行模型弹投放试验，该试验的目的是要解决参试模型弹从高空落海后会不会砸艇的问题。

为获取导弹水下基本力学参数，模型弹重达10吨，在外形、尺寸等方面要与真实导弹完全一样，从几十米高空落下验证落水冲击深度，同时导弹的结构强度也要通过试验进行考核，也就是要考察当全尺寸的模型弹由几十米的高空落到水面受到强大撞击时，弹体是否会破裂。

黄纬禄和设计人员一起，经过认真分析，结合我国当时的情况，大胆提出了利用南京长江大桥做弹体投放试验进行实际考核的设想。他们之所以把目光放在这里，是因为当时国内只有南京长江大桥离水面的高度及桥下水的深度接近试验要求。

黄纬禄面见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详细汇报了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试验的设想和步骤。钱学森表示积极支持，把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找来一起会商，并通过正式下文，同意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完成导弹模型投放试验的意见。

1970年7月3日，上级单位电告：为了保证固体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时潜艇的安全，同意先在南京长江大桥附近进行全尺寸模型弹入水冲击试验。黄纬禄带领试验队前往南京开展试验。

7月的南京骄阳似火，整个城市就像大蒸笼一般闷热难耐。试验队员在长江岸边向南京浦口码头借了几间工人宿舍和附近的一块平地作为住所和技术阵地。头顶是炽热的太阳，周围是烫手的金属器材，工作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

试验人员白天顶着烈日工作，汗水浸透了工作服，积下的白色汗碱一层又一层，而衣服只能两天才换洗一次。然而到了晚上，由于在水边，宿舍里蚊子特别多，不挂蚊帐会被蚊子咬得睡不着，挂了蚊帐又是潮热难耐。一觉醒来汗流满身，在凉席上留下的是一个湿漉漉的人形，睡个好觉对大家来说简直是件奢侈的事情。对于这一切，所有人能做的只有咬牙坚持。

图为1970年7月黄纬禄（中）和同事在南京长江大桥做试验时的合影

白天，50多岁的黄纬禄和普通技术人员一样，身穿短裤，脚蹬凉鞋在大桥上准备试验。这群人中，除了黄纬禄，大多数是20多岁的小伙子。在太阳炙烤下，个个身上都被汗水打湿；有人干脆把贴在身上的衣服脱掉，但很快就被晒脱了皮，背上的汗仍像小溪流一样往下淌。

试验前，模型弹壳体内需要粘贴一个橡皮胶囊，当时在烈日照射下，壳体内温度高达50摄氏度，且不能通风，加之粘接剂挥发出的气味令人掩鼻，这种恶劣的环境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技术人员必须要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弯着腰蹲在壳体内操作，只需5分钟全身就汗如雨下，每隔10分钟就要换一次人，经过十几次轮换，胶囊才贴好。

黄纬禄看大家十分辛苦，也要帮忙作业，旁边一起工作的年轻人看黄纬禄年纪这么大，都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让我和你们在一起多工作一些时间，我的心情会感到更愉快一些。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量力而行。”实在拗不过，大家同意他进去体验一次。不过几分钟时间，黄纬禄已经大汗淋漓。

看着如同被水浇过的总师，大家深受感动，并一再说：“黄主任，您年纪大了，又担着这么重的责任，可不能这么干了。”黄纬禄却微笑着说：“为了入水试验成功，我应当和大家一起接受‘烤’验！”望着个个满脸是汗的试验队员，黄纬禄给大伙鼓劲儿：“我们要记着一句话：‘解放军是只猛虎，加上现代化的装备，就如虎添翼了。’我们搞的潜地导弹就是‘为虎添翼’啊。”

到了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试验时，已经7月底、8月初了。为了给试验提供良好的环境并落实保密措施，当地下令对南京长江大桥实行三天宵禁。

试验当天，晨曦中的南京长江大桥上，吊车开到桥中央，紧靠在桥边，将一枚外表涂着白漆的钢壳模型弹垂直吊挂在大桥外侧。

摄像机、照相机准备就绪，黄纬禄向上级请示下达试验命令，经批准后，黄纬禄发出“通电”的口令，电源接通，模型弹一溜烟地溅落在江中。有线测量仪记录了全部数据，摄影机摄取了所需影像，打捞船及时打捞出模型弹壳体。

试验中发生了一个问题。连接两级弹体用的螺栓在水平落水的冲击下，全部滑扣。他们多次试验，却发现无论怎么重复，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证明模型弹的安全性还不达标。黄纬禄在经过思考之后，忽然想到可能跟模型弹落水姿态有关。于是，他组织设计人员在模型弹的弹头里面加了个降落伞，如此一来弹体就可以改变入水姿态。

当弹体降落时，降落伞打开起到阻尼作用，弹体入水速度减慢，弹体倾斜入水，螺栓滑扣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模型弹共进行了3次入水冲击试验，测得不同投放姿态下的各种参数，达到了试验的预期目的。

试验证明，模型弹壳体入水最大深度没有达到潜艇的水下深度，由此得出不会砸艇的结论。整个试验的顺利完成，为后来从潜艇上发射导弹奠定了基础。

图为黄纬禄指挥试验

南京长江大桥试验的成功，坚定了黄纬禄研制团队的想法。在七机部组织的工作会议上，黄纬禄代表研制团队，大胆提出取消导弹在陆上水池进行水下发射的试验，建议撤销正在施工的陆上水池工程，并汇报了缜密研究后的新研制试验方案。此建议一出，立即引起很大轰动。

为此，国防科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黄纬禄代表总体部非常慎重地阐述了他们的想法，详细介绍了他们所做的分析和试验，并明确表示可以在潜艇上直接进行导弹水下发射试验。上级领导听了他的汇报，认为报告有根有据，不要陆上水池是可以的。

1970年8月2日，上级批复：“同意 ‘巨龙一号’固体导弹研制计划安排，陆上水池建设撤销后，应切实过细地做工作。要在陆上做好充分试验，确保安全可靠。”

大家称赞道：“一个点子为国家节省了一个亿，了不起！”

陆上水池建设的取消，为国家节约了上亿元研制经费，并缩短了研制时间。该型号的整个研制过程与国外同类型号相比，减少了模拟潜艇水下发射台和水面舰艇发射两个试验阶段，而且状态简化了许多。

为此，对于潜地导弹的试验，黄纬禄和研制团队提出了一个试验方案叫“台、筒、艇”。所谓“台、筒、艇”三步发射的试验程序就是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和地地导弹一样；如果在发射台上试验正常，就说明导弹符合设计要求，第二步是放在陆地上的发射筒中打导弹；这个试验成功了，第三步就开始考虑从舰艇上打遥测弹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采用这种试验程序做到了又快又省，省去了一个投资巨大的水池，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节约了大量的研制经费和时间，开创了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台、筒、艇”三步发射的试验程序。

回首这段历史，以黄纬禄为代表的老一辈航天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千方百计为国家节约研制经费；不被外国研试经验所束缚，敢于创新、勇于担当，走出一条独立自主搞导弹的发展之路；面对极其困难的生活、工作条件，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体现了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那一代人所表现出自强不息、矢志报国的航天精神，值得我们当代航天人细细体会和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