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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民族抗战终于爆发,同日寇血战于大江南北
参加南京保卫战。国民党统帅部指挥混乱,桂永清带头逃跑,672 团被教导总队挤散
继江阴要塞保卫战后,我又率672团参加了保卫南京的作战。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会战,从当时指挥的极度混乱中看到了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无能。
本来早在1934年至1936年约两年半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动用了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了两道国防工事,作为南京外卫防御线。此外,在镇江以西还筑有许多工事和堡垒。
1936年秋,蒋介石还亲自指挥过防卫首都南京的演习。如果指挥得当,坚守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但国民党统帅部却没有在这里预设兵力,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分两路会攻南京,他们立即慌了手脚。11月9日,第三战区下令撤退。许多部队争先恐后逃跑,没有在两道国防工事上站住脚,大部退向皖南,部分退往南京。
11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人心更是惶恐。南京成立卫戍司令部,由唐生智任司令,指挥约10万部队拱卫南京。南京保卫战原定方案包括外卫线与内卫线防御战两个阶段,内卫线防御战又分成城郊作战和城内作战两个阶段。
112师率336旅两个团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归蒋介石的教导总队桂永清指挥。112师抵达南京后,桂永清让336旅守备紫金山南麓沿长江一线阵地,并经桂永清同意,派一联络参谋常驻桂永清教导总队部。代师长马万珍再三叮咛:“有什么情况,赶快报告,特别注意别让中央军甩下我们跑了!”
12月10日,我672团被派在最左翼,担任防御任务。右翼是教导总队一个团。12月初日军已到南京内卫线,随之展开激烈交战。日军没有直接进攻我团阵地。12日蒋介石下令撤退。唐生智召集高级将领宣布撤退令,会后一片混乱,多数将领各行其是,争向下关渡江北逃。桂永清开完会,连教导总队部都没有回,就独自逃命去了。
就在要撤退的当天(12日)下午。日军派一个先遣小分队约一个排的兵力企图抢占我团阵地前面的一个制高点。我派第4连一个姓吴的排长率队先敌到达,击退敌人,控制了制高点。
112 师派驻桂永清教导总队的联络参谋,看教导总队已在纷纷撤逃,如梦初醒,连忙打电话报告,电话不通,便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代师长马万珍下令我团沿京芜公路向芜湖撤退。我当时提出建议,是否改变突围方向,从现在的阵地左翼燕子矶之间寻找山中的小路向天目山一带突围。马代师长与李参谋长商量后,在电话上回答我说:“服从命令,坚决向芜湖突围。”我就没有再说别的。我担心如果再多说或拒不执行命令,马万珍向缪澂流告我违抗军令,那就不好解释了。
接受撤退命令之后,我组织部队按建制行动,什么时候走,到达什么目的地,都通知了各营。但是,按照师部指定的路线一上路,就碰上了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挤过来挤过去,把部队都挤散了。代师长马万珍带师部和 671团向下关方向找船渡江。实际没有几条船,人都挤到江里去了。
当时我也是首次参加这样的大会战,没有经验,考虑不周。3营有人报告说,营长不见了。我估计他南京有熟人,换上便衣跑了。我也没想到可以指定连长代理他,就说:“没有营长,我来当你们营长,赶快出发!”
我再联系2营,2营营长也不在了,2营也联系不上了。不久,1营营长带着十几个人,见了我,敬了一个礼,那样子狼狈极了。他说:“我得赶快过江,到那边弄条船来!”我们想从江心洲过江,没有过去,我就带着3营先头部队突围,想从江的东边绕过去。这时,天已亮了,我令第7、8两连展开,与敌人交火。8连长负伤,我带着战士一起冲锋,将对面的日军击退。
敌人在我们左侧展开火力,把我们部队压到一处江汊子上。恰好那里有点木排,我们就用木排上了江心洲。这时,我看到下关码头那边,人群拥挤,前边的人像下饺子一样,纷纷落水,后边的人看不到前面的情况,还往前拥,那情景真是太惨了。
我们这里,陆陆续续用木筏子退到江心洲上,大约有七八十个人。我向江面派出了警戒,敌人有一艘军舰停在江面上,向我们打了几炮,见没有什么动静,就开走了。这天是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失守的那天。我们在江心洲呆到下午,大约两三点钟,江上漂来一只小船,我们一看,是一只空船,有被火烧的痕迹。估计是敌人把收拢的民船捆在了一起,放火烧,没有烧掉才漂过来的。我让一个战士扛一挺机枪先上去,然后又上去五个人,用枪托和钢盔划水。全船加我一共才六个人,终于乘这只小船过了江。其余的人,有的找根木棍,有的找捆稻草,用什么办法的都有,想方设法漂过江去。有的人漂不久就下沉了,再也上不来了。
天微微亮,我们过了江,来到一个小镇。这时我身边只有五个人。我们饥肠辘辘,十分困乏,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来到一个乡公所,刚落脚,前门就突然响起枪声。我们立刻从后院蹬棉花包越墙而走,然后朝着东北方向跑。一队汉奸在后面追赶我们,我们用连发手枪朝他们射击,汉奸队放慢了速度。我们急忙往车站方向跑。途中经过白崇禧部队的一个岗哨,哨兵一看不是他们的人,就端起步枪要缴我们的枪。我们几个对付他并不困难,但我不想打自己的同胞,于是要大家放下枪,我告诉他要找他的长官。那个哨兵竟把枪口对准我说:“我看你敢找我的长官!”说着就扣动了扳机,不料枪没有响。我压住怒火对他说:“好,谁也不欠谁的命。我们走!”趁他一时发愣,我们继续向车站跑去。到了火车站,找了点东西吃,坐上一列货车,奔徐州而去。
来到徐州,找到了57军收容站,然后转到淮安县城。年底,军部参谋长于一凡和副官长找我谈话。我向他们报告了部队作战经过和受损情况,他们听后对我说:“马万珍旅长也已经回来了,他报告的情况与你讲的情况一致。你没有什么责任,还是去当你的团长,到 667 团去!”
这时我才得知,112师的两个团都失去了控制。马万珍代师长和参谋长李寓春只带了少数随从渡江,让我去接任的那个667团的团长许赓扬,是我被扣押后到627团接任我当团长的,夏天627团改编为667团,秋天他在江南时作战不力被撤职。667团实际大部是原627团,只有2营是从67军混编过来的。这样,我又回到原来那个团当团长了。
南京保卫战表明,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对守卫南京缺乏进退攻守的全盘计划,守城部队虽有十万之众,但系七拼八凑起来的,其中多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尚未来得及休整。蒋介石本来晓得南京易攻难守,守是守不住的,但鉴于是首都所在地,事关军心民心和国际观瞻,所以在几次有关南京命运的讨论中,他都模棱两可,不置可否。半路上杀出个唐生智愿死守南京,蒋介石便顺水推舟让唐生智做了城防总司令,自己却把嫡系部队主力撤往皖南。这样弃守不定,临时应付,只能落得个被动挨打、全军溃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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