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兵丨南京安全区(续)

前言：本文以一名16岁南京女孩的视角，讲述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期间，在外国人设立的“南京安全区”目睹日军犯下的种种罪行，以及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的经历。

连日来，仅仅在这所公馆，便亲眼目睹和听说了很多日本人罄竹难书的罪行，有很多事情几乎前所未闻。在有外国人保护的安全区都会受到如此境遇，我无法想象，在南京城的各个角落，还会发生怎样不堪设想的事情。

公馆的院子里，几个小男孩和小女孩正在围着一只静卧的狸花猫，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把手里仅存的半块饼干喂给那只猫，猫“喵呜”轻轻叫了一声，啃着小女孩递过去的半块饼干。

难民们吃完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后，整个公馆乃至整个安全区已严重缺乏粮食。负责管理安全区的外国人们，一次次与日本军队和日本领事馆进行交涉，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来一些糙米和菜叶，还有少量的柴和煤，在院里架起一口大锅，和几个自愿站出来的中国人，一起为难民们熬粥。

与其说是粥，不如说是米汤，因为盛到难民碗里的米汤，只有沉在碗底、几乎能数得清的米粒，米汤上面飘着孤零零的一片菜叶。这些食物虽然根本填不饱肚子，但有吃的已经很不错了，难民们一直对倾心帮助的外国人心存感激。

在公馆的日子里，人们的脾气似乎都变了，没有人为了一些小事争吵，没有人私藏最珍贵的食物，拿出带来的玩具让孩子们一起玩。很多人宁愿吃不饱，也会将属于自己的、不多的一点食物分给上年纪的老人和孩子，大家守望相助，盼着都能活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十二月下旬，日军贴出告示，说成立了“南京自治委员会”，南京以后由本地人管理，要求十六岁以上的难民必须登记发放“安居证”，说此时“南京秩序良好”，要求人们回到原来的家中。

南京人早已无数次尝到了日本人的厉害，因此不敢不去，公馆里的人们每天都要排队去往一处广场，在那里，有日本人和汉奸一同为难民们办理“安居证”。

办“安居证”是个幌子，日本人的目的是搜查藏在难民里的中国士兵。说话不是南京本地口音的，无法说清原具体住址的，肩上和手掌手指有茧子的，如没有亲属给当场证明，一律被绑起来抓走。

我和母亲去登记的那天，亲眼看到日本人抓走了几卡车青壮年男性，然后在等待登记的时间里，听到远方传来持续不断的机关枪声，因此判断被抓走的人凶多吉少。

蓬头垢面、衣服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母亲和我，办“安居证”的时候没有遇到麻烦，日本人和汉奸见到我们一脸厌恶，催我们快些填完信息赶紧走。

而那些“天生爱美”的女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们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脸上干净得就像从未经历过磨难一样。遇到这样的女人，日本人总会嬉皮笑脸地把手伸进女人的上衣或裤子里一阵乱摸，长得漂亮的还强行留下。很多女人家属为了避免家里的女人被日本人带走，只好破财免灾，登记的时候给他们递上财物，换来自家女性的安全。

回到公馆后，一部分难民开始收拾东西按日本人的要求回家，母亲也为此产生了一丝犹豫，但早已失去女儿的程玉父母根本不相信日本人的鬼话，劝我们母女等两天再说。

程玉父母的判断是对的。第二天上午，十多个原来躲在公馆里的难民又回来了，都是家里有年轻妻子和女儿的，他们神情悲愤，痛骂着日本人“丧尽天良”。

原来他们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回到家中后，当天晚上，就不断有三五成群的日本兵去家里“光顾”，狡猾的日本人是按照他们登记的家庭住址去的，后来听说日本人在登记的时候，在家里有年轻女人的存档上做了记号。

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妻子哭诉了那晚日军的恶行，她是当着自己丈夫的面被三个日军轮奸的，五岁的女儿在她身边哭闹时，正在做坏事的日本兵还无耻地拍着女儿的头笑着说：“快快的、快快的，一会儿就把妈妈还给你。”

1938年的春节，我和母亲是在安全区公馆里度过的，过年本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是万家团圆的日子，而失去了父亲的我，只剩下了那个不敢回去的、或许早已破碎得不成样子的家。

1938年2月，南京安全区在日军的威胁下，被迫改组成“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开始逐步解散，母亲和我回到了家里那间门窗破碎、落满灰尘的裁缝铺。

听人说，日军的攻城大部队早已向徐州集结。此时的南京，依旧留有数千日军，但暴行开始减少，南京由日军和傀儡们一同治理，一切秩序也开始好转，陆续有先前逃离南京的人开始回城。

走在街头，被战火蹂躏的南京仍处于一片废墟之中，南京的各条街道虽然都已清理干净，但永远清不掉每个南京人心头的创伤……

（未按待续）下一篇为本文终章，讲述抗战胜利后，女主人公作为证人，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占领南京时期的侵华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时，当庭控诉日军暴行的经历。

前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