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文章讲述1937年冬，南京被日军占领时，一位开理发店手艺精湛的中年人，因在陷城前不听劝告坚持不肯逃走，阴差阳错成为日军兵营专用理发师的经历。理发店店主以小人物的独特视角，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生活和犯下的罪行。文章曾以八个章节连载，现将原文重新整理，修改了并删减了其中一些内容，汇成一部完整合集。文章13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
（序）屋外的中山路枪声大作，到处都是混乱的奔跑声、哭喊声和女人的尖叫声，心惊肉跳的我来到理发店门口，将那两扇玻璃上糊着高丽纸、嵌着密密麻麻“回”字形棂条的木门偷偷打开一道缝，看到了令我难以置信的画面。
街上到处都是穿着土黄色军服、手持长枪的日本兵，像追兔子一样追逐着四散奔逃的南京人，枪声响过，几个难民的身体像被狂风猛扫的枯木一样，猝然扑倒在地。
两个结伴逃跑的年轻女人被突然从巷子里出来的日本兵截住了，被吓坏的女人尖叫着转身往回跑，又突然被五六个日本兵拦住了去路。
日本兵放肆地大笑着，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张开双臂左拦右挡，将两个女人的逃生路线彻底封死。从巷子里出来的日本兵冲过去，一边狂笑一边叫嚷着日本话，将两个女人扑倒在地，一个绝望尖叫的女人被揪着头发拖进路边一间空房里，另一个女人则是身体离地被日本兵直接抬走的。
一群群日本兵闯入这条商铺林立的街道，用枪托野蛮地砸开不同的店门，银楼、绸缎庄、粮店、杂货铺无一幸免，丑态毕露地争抢着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看到如此情景，我突然后悔当初没有听街坊邻居的劝阻。他们曾劝我在日军攻城时一起逃走，而我固执地认为即便日本人占领了南京，也不会刁难一个“剃头匠”。
我是靠理发养家糊口的，老实本分又没钱，也没有当过兵，总想着日本人也得讲道理吧，不会无缘无故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的“福记理发店”已经开了有些年头了，由于手艺还行，附近一带的男女老少都来店里理发，人多的时候还会排队。
我40岁一直没有讨老婆，以前在乡下和老艺人学的理发，后来到南京租铺子理发，时间长了有了积蓄，盘下了这处内外两间的小店。
那些有身份的人和衣着光鲜的阔太太们是从不会光顾小店的，顾客大多都是开店的、做工的社会底层人，还有隔壁那些擦着廉价脂粉的“翠玉楼”里的妓女。
她们当中有人来剪发还调戏我，说：“你孤身这么长时间，就从没想过女人吗？陪你睡一觉白剪5回头发怎么样？”
我的生意虽无需太多本钱，但人还算老实，从不敢做什么出格的事，也不敢轻易得罪任何一位顾客，只好一脸陪笑地说：“像您这般俊俏的模样，楼里的红人，找您的男人都得排队，别说5回，10回、20回都值。”
女人“咯咯”地笑了起来，知道我不肯答应，走的时候还是照样付钱，但通常会赖着少给。
日本人攻打南京前，店里有个学徒小伙计帮忙，后来看到南京快守不住了，便向我告别从下关乘火车离开了南京。
从门缝里看到几个日本兵冲着我的小店过来了，我吓得紧闭店门躲到里间。
不一会儿店门就传来被连续猛砸的巨响，门栓被拦腰撞断，店门“咣当”一声开了，接着店里传来“呜哩哇啦”听不懂的日本人叫嚷声。
明晃晃的刺刀挑开里屋的门帘，闯进来几个日本兵，他们抬着枪对着蜷缩在屋角的我，大叫着我听不懂的日语。
我战战兢兢地举着双手从地上站起来，被日本兵用刺刀顶着脊背来到理发店的外间。
一个瞪着眼睛如同凶神恶煞的日本兵对我大声喊着什么话，我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剃头匠，用哆嗦的手不停比划着，然后指了指镜子前的迎门桌，上面摆着手动理发推子、剪刀、剃刀、梳子，还有给女人理发时使用的烫发器、吹风机等理发用具。
另外几个日本兵在屋里到处翻腾东西，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这时门外又走进来一个腰挎军刀的日本人，屋里的日本士兵立即向刚进来的日本人齐刷刷立正。
虽然不懂怎样与日本人交流，但我判断进来这个人是一名日本军官，他肩上佩戴着红底金边、有一条杠和三颗星的竖式肩章，与屋子里的日本士兵明显不同。
日本军官在店里踱着步转了一圈，又开始上下打量我，脱下军帽摸了摸像一蓬乱草的头发，又摸了一下腮帮上的胡须，像想起了什么事，然后慢慢坐到镜子前的椅子上，指了指自己的头，慢条斯理地说了两句日本话。
我听不懂日语，但日本军官很明显是让我给他理发，而旁边的日本兵也指着桌子上的理发工具，对我嚷了两句日语。
胆战心惊的我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给军官进行理发。先给日本军官围上围布，然后先使用剪刀开剪。这是我重复了多年的手艺，干活儿时出于职业本能，似乎忘掉了刚才的恐惧，剪刀在日本军官的头顶熟练地翻飞着，不一会儿就把一头乱发修理整齐，然后开始使用理发推子，最后把椅子放倾斜，给日本军官脸上涂上剃须沫刮脸。
一套程序下来理发结束了，日本军官坐在椅子上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笔在一页纸上写了两行字，想了一下又摸出一枚手章盖在纸上，撕下来让旁边的日本兵递给我，在店里转了一圈后带着士兵走了。
后来一个给日本人做事的中国翻译告诉我，纸条上第一行字是“此人不杀留有用处”。下面的一行字是“第16师团第20联队斋藤中队。”红色印章上的字是“斋藤正男。”
（壹）那名日本军官带着士兵走后，惊魂未定的我赶紧关好店门。外面日本兵的罪行仍在继续，我拿着那张全是日文的纸条，无论怎么看也看不懂，虽不知日本人留给我这张纸条有何用意，但也不敢轻易扔掉。
附近的店铺持续传来“砰啪”砸东西的响声，我听到一个女人几乎要叫破喉咙的呼救声。
那是与理发店相隔一间卖雪花膏的铺子，住着一对夫妻，都是三十来岁的年纪，没有孩子。男的叫瑞祥，女的叫秀玉，他们开店主要卖些女人用的胭脂、雪花膏等廉价化妆品，翠玉楼的妓女们是他们店里的常客。
这附近的铺子有不少像我一样在南京沦陷前没有逃走的人，他们也和我最初的想法一样，认为日本军队不会祸害老百姓。
我听到瑞祥在向日本人苦苦哀求，接着听到一声枪响，哀求声戛然而止，随后，秀玉悲惨地哭嚎被多个日本兵的狂笑声淹没。
我忽然担心起了住在店铺后面巷子里的柳茹巧，她是个苦命人，从小父母双亡，三十七岁还单身一人，这个姑娘心灵手巧，体态纤细，相貌端庄，平日里话不多，刺绣的手艺非常好，以做绣品维持生活。
她经常来我店里，平时虽很少和人交谈，但和我却无话不说。店里人少的时候，她便带着绣具来我店里坐着，一边刺绣一边和我说话，等店里没人的时候，还告诉过我很多有关她的心事。
有时候店里很长时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她一直不肯走，该说什么还说什么。
我和她都没有成家，因此我对孤男寡女长时间独处一室感到有些尴尬，怕时间长了街坊邻居会说三道四。
有一天我把这种担心告诉了茹巧，她居然非常生气，一张俏脸涨得通红，她说：“我和你在一起待着是不是会辱没你的名声，那好，我今后就不来了！”
她果真有几天没有再来，而我在店里没人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孤独感。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听她说话，对这个见了生人几乎一言不发，和我说话却永远不觉得累的女子，有了一种微妙的、近乎难舍难分的情感纠葛。
一天下午她又带着绣具来了，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和往常一样坐在店门口的凳子上，但一句话也不说，只顾低头忙着手里的刺绣。
我对她的到来感到意外且高兴，我的内心已无法再继续欺骗自己。也许，我一直在盼着她来；并且为了这次相见充满期望。
我忙着给她沏茶倒水，关心地问她这几天过得怎么样，一切是不是都好。
问着问着正在绣方巾的她突然流下泪来，我以为她遇到了什么伤心事，正刨根问底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手里的绣绷和绣针，抬起头来生气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傻！你必须为你上次说过的话给我赔不是！”
原来她一直还为那些话生气，我赶紧向她赔礼道歉，说我不该说那些伤人的话。好话说了一箩筐，她仍然不依不饶，说我一个姑娘家都不怕背后有人嚼舌根子，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我无可奈何，说这不是一直在给你赔不是吗？我还该怎么样？
她突然扬起头，脸上依旧带着委屈的泪痕，冲我喊了句：“你还该接着哄我呀！”
那一刻，一直对感情很木讷的我，似乎明白了这个姑娘的心。而我低三下四不停说好话的模样，最终让她破涕为笑了。
我知道茹巧所住的那条巷子挖了地洞，她此时应该和认识的人在一起藏身，但愿不会被日本人发现。
耳闻目睹日本军队到处作恶，我决定先躲一躲再说，有了这个想法后，我立即开始收拾那些理发用具，装进外出理发时常携带的黄色皮箱子。
这时店门被突然撞开了，进来了一个穿黑色西装、胳膊上戴着白袖箍的人，袖箍上的红太阳十分醒目。
这人进到店里，看到一脸惊慌的我，又看见敞着的箱盖和里面的理发用具，意识到我想逃跑，他语气轻蔑地说：“怎么？想跑？南京城里有几万日本人，你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
这人会说中国话，从袖箍判断是给日本人做事的，我想起日本军官给我写的条子，从兜里摸出来递过去。
他接过去看了两眼，告诉了我上面的字，然后对我说：“我是翻译，就是为这事来的，你这家伙走运了，斋藤队长要你给他的士兵们理发，没准哪天就会让你带着箱子进兵营，你老老实实待在店里哪也不许去！我告诉你，这片区域是斋藤中队驻扎，往南再走一条街，可就是秋田中队的地盘了，你敢到处乱走，没准就死在日本人枪口下了。”
他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和他所佩戴的相同袖箍，命令我也戴上，他说：“日本人看到这个标记，不管你懂不懂日本话，都不会故意为难你，一会儿我走时在你店门上贴张告示，日本人就不会随便闯进来了。”
（贰）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的南京清晨，如同盐粒一样细小的冰渣，从铅灰色的天空中不时洒落，打在理发店的樟木招牌上，发出簌簌的声响；冰渣落在门前铺地的灰色方砖上转瞬即化，留下片片湿润的暗痕。
理发店的门扇上贴着一张簸箕大小的白色宣纸，上面用黑色字体竖写着一行个个如同核桃般大小的日文，是昨天那个翻译走的时候贴上的。
昨天他在我店里找墨水和毛笔，我没有念过几天书，店里除了纸哪有这些东西，但这并没有难住翻译，他看见桌子上的染发剂，又从兜里摸出香烟，用烟卷沾着稠状的染发剂在纸上写下了这些日文，并让我熬了浆糊贴上。
这翻译真是个人才，可惜一脑子聪明劲儿没用在正道上，而是给日本人做事，成为被人人唾骂的汉奸。
我不知道纸上的日文写了什么，总之昨天曾有多批日本兵来到店门口，看到门上贴的字和店里戴着太阳袖箍的我，便没有硬闯，嘟囔了几句日语后，接着去往下一处该遭殃的人家了。
相比无数个正在遭到日本人祸害的南京家庭来说，我这个小店似乎成为了整个南京城最安全的地方。
天上不再往下掉冰渣了，太阳从云层里慢慢地探出头来，浅黄色的光线洒满整个伤痕累累的南京。
正在店门口坐着，看到昨天那个翻译带着五个穿军服的日本人又来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他们来此的用意，但为了保命陪着笑脸起身相迎。几个日本人到店里的长椅上坐下，翻译对我说：“这几位是斋藤中队的军官，他们前来理发，还有两三个人准备下午来，给他们理完发后你不得外出，在店里等着，明天准备到日本兵营给士兵们理发。”
这是我第一次无距离接触这么多的日本人，确切的说是一群令人憎恨的侵略者。但此时的我不敢得罪他们，按照翻译的要求，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每个人洗头、理发、刮脸，一遍遍重复着熟悉的动作，理发时尽可能掌握好力道，生怕出现什么闪失惹日本人发火。
俗话说“百人百性”，日本人也一样，这几个日本军官有长得看上去有些面善的，也有面貌凶恶的，性格也各不相同，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话，但通过他们的面部表情能判断出对我的手艺是否满意。
理发的五个日本军官中，有两个理完发后照着镜子，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冲翻译嘟囔了两句日语，应是对我的手艺表示认可；一个理完发后仔细照完镜子，没有发表评价，慢慢坐回长椅与其他日本军官说话，也算是对我的手艺间接表示认同；还有一个面皮白净的日本军官，通过翻译指挥我哪里应该怎样修剪，最后对翻译笑着说了句日语表示满意；唯有那个身材矮胖、头大脖子粗，满脸横肉的日本军官，在理发过程中对着镜子挑三拣四，动不动就咬牙切齿地叫声“八嘎”。
我不知道日本人在喊什么，只是觉得样子很可怕，在他又一次喊完“八嘎”后，我停下理发工具看站在他身旁的翻译，翻译和这个凶恶的日本人对完话后告诉我：“武田少尉说你用推子劲儿小，嫌每次推下来的头发太少，他不想因为理发耽搁太长时间。”
一会儿翻译又说：“武田少尉让你把他的鬓角修理整齐，不要全部推掉，并且，他要求让你只许用剪刀替他修整下巴和腮帮上的胡须，不许用剃刀。”
好不容易把这个日本军官伺候完，他站在镜子前仔细打量着自己，摸摸刚理好的头发又摸摸脸，眉头拧得和麻花似的。我很清楚日本军官这是不满意，但他没有瞪着眼睛冲我发火，而是转身对着翻译咆哮了两句日语，然后扔下翻译，和一起来的几个日本军官从店里走了。
日本人走后，翻译便开始喃喃地骂：“这孙子，长个狗熊的模样，说老子找的理发师手艺不行，别的日本人啥也不说，轮到他像狗一样叫唤，什么东西！”
我因而得知了他们刚才的对话内容，翻译也就背地里骂两句出出气，看见日本人走远了还得赶紧准备跟过去，他走时依旧抱怨着对我说：“待在店里少到外面走动，躲着这些日本人别主动招惹，孙子们说翻脸就翻脸。”
晌午的时候，翻译又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白色小布袋，从布袋里掏出两个白米饭团和一盒罐头，他说：“这是杉山少尉赏给你的，就上午理发脸挺白净的那个，平时就爱臭美，他理完发回去后，手下的士兵巴结他，说他理完发后人更精神了，他很高兴。日本人开饭的时候我路过他们小队，他让我把这些东西给你送来，吃吧，日本产的牛肉罐头。”
翻译把东西放下后走了，我望着桌子上的食物，想起此刻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南京人，没有食欲也没有对日本人的任何感激。这算什么？日本人一时高兴的施舍？他们作恶的时候眼都不眨一下。
饭团还是温的，散发着浓郁的米香。而我，却总觉得这米香当中，有一种“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凄苦味道。
（叁）第二天上午，那个翻译又来了，他催促我收拾理发工具，随他一起去日军兵营给日本士兵们理发。
我不敢不去，把各种理发工具装进平常外出理发时常带的黄色皮箱，关好店门和翻译一同前往日军兵营。
这是自南京沦陷后我第一次出门，金陵遭受的破坏程度远超我的想象。
很多处建筑物正在燃烧，灰黑色的浓烟直冲天际，燃烧中的门窗和木梁不时发出“噼啪”接二连三的脆响，街上被遗弃的黄包车、手推车、衣服、箱包等杂物遍地皆是。
除了众多杂物之外，令我感到悲伤和心寒的是街上那些早已死去的人，多数尸体上有醒目的枪伤和刀伤，电线杆上吊着死人，几具被烧成焦炭状的尸体几乎分辨不出性别，临街翠玉楼那雕着精美祥云花纹的木窗下，十几颗被砍下的头颅被排成一字摆在窗台上，令人胆战心惊。
更不忍直视的是几个赤身死去的女人，有的身上遍布刀口，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已经死了，私处还被侮辱性地塞着树枝或瓶子等杂物。
我从未想象过地狱究竟是怎样一种模样，也许，我所看到的这些画面，比是否真实存在的地狱还要惨。
我一路行走一路摇头叹气，翻译似乎对这些场景司空见惯，他说：“看不下去就别看。”
我忍不住对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啊，难道你忍心看到他们被日本人祸害吗？你就没有试图阻拦过吗？”
翻译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是只顾低头走路，像是思考了半天一样，他才以低沉的语气说道：“管的了吗，你以为我愿意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做事么，我也是为了活命没有办法。”
我还想试图说服他，刚一开口，他就一脸烦透了的模样，瞪着眼睛冲我喊着：“够了！别再说了！我们能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日本人要不是缺个会理发的，你也说不定早就被日本人杀了。”
我知道自己无法再和他沟通下去了，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再对话，一前一后走在满目疮痍的南京街道上。一队背着枪的日本士兵迎面走来，翻译赶紧让我和他一起老老实实站在路边给他们鞠躬，日本兵看见我们胳膊上的太阳臂章，没有理我们也没有停下来盘问，从我们面前陆续走过。
日本人的兵营是一所被占领的学校，院子很宽敞，很多日本兵在用箱子和口袋给物品打包，地面上散落着从南京市民家里抢来的绸缎、字画、花瓶、瓷器等物，有打完包的日本兵在箱包表面缝上白布，然后写上日文，看样子这些强盗是要把抢来的东西寄回日本。
翻译先带我去一处房屋见了那个叫斋藤的中队长，斋藤和翻译说了几句日语，又叫进来一个日本兵叮嘱了两句，我和翻译以及那个日本兵来到了院子里。
那个日本兵跑进一间大教室，那里应该是日本兵的宿舍。不一会儿从教室里列队出来十个日本兵。翻译告诉我日本人会以10个人一组，一批批进行理发。
我问翻译这个兵营有多少日本人，他告诉我，日军一个满编中队约有190人左右，除了普通士兵，还有军官、通信兵、司号兵、卫生兵等。
我说这么多人两三天也未必能理完，翻译说，他们不全理发，况且在攻打南京的作战中，这个中队死了30多个日本兵。
日本人在院子里放上一把凳子让理发的日本兵坐，我只能站着，所幸兵营里缺水，洗头也不方便，我给他们理发只是干理。
尽管我手艺娴熟，但一下子给这么多日本兵理发，还是根本忙不过来，更可悲的是半天都不能喝水，嗓子渴得直冒烟。而这些理发的日本兵对我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给一个日本兵理发时推子走偏把他弄疼了，日本兵瞪着眼站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我身旁的翻译大气也不敢出一下。
晌午饭是翻译带我在日军兵营里吃的，有白菜炒肉和米饭，还有一碗我喝不惯的味噌汤。吃完后没让歇着，继续给日本人理发，直到天色已晚视线快看不清的时候才作罢。
翻译把我送回理发店，走时告诉我第二天还来叫我。我胳膊酸痛得几乎抬不起来，估计给这个中队的日本士兵全部理完发，至少还需两天时间。
半夜里正在熟睡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披上外衣手持油灯从里间来到外间的大门前，怕门外是日本人，尽量掩饰着内心的恐慌，小声翼翼地问了一声门外是谁。
门外传来低声且急促地叫门，是个女人的声音，而我这个声音很熟悉，是茹巧。
（肆）我迅速拉开门栓，门刚一打开，茹巧便急匆匆地闯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神色慌张的女人。
我关好店门重新插上门栓，在油灯微弱的橘黄色光线中，看清了另外两个女人的脸。她们都是我认识的人，一个是街上“李记炒干货”家的姑娘李淑华，21岁尚未婚配，另一个是后面巷子里做装卸工的老陈家的二丫头，今年大概十五六岁。
茹巧压低声音对我说：“下午日本兵差一点就发现了巷子里人们藏身的地洞，用枪托砸了两下盖着洞口的木板没有搬开，她们的父母怕地洞有天被日本人发现，让我带她们到你这里躲一躲。”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这里目前还算安全。”
她抬眼望着我，目光里带着只有我能读懂的信赖：“有人看见你到日本兵营去给日本人理发了，也知道日本兵得到命令，不准随便到你店里相扰。”
我不知道究竟是谁较为清楚我店里目前的情况，也没有细问，而是把她们三个带进里面的屋子里。
我这个单身男人的里屋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单人木床，一个红木立柜，一张八仙桌和一个凳子。
我对她们的突然到来隐隐感到一丝担忧，并不是不肯容她们在这里藏身，我目前在给日本人做事，处境一时还算安全，但保不准给日本人理完发后，对日本人的作用就不大了，日本人的态度说不定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到那时店里也就说不准了。
茹巧和我将两个姑娘在里间安顿好后，为了不引起夜里街上巡逻的日本兵注意，提醒我吹灭油灯，她放下里间的门帘，和我一起来到理发店的外间。
我坐在平时顾客们理发的椅子上，她搬过另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
我们离得很近，尽管油灯早已熄灭，但南京城里那几乎日夜不熄的火光，透过店门上那糊着窗纸的木格，一闪一闪地映在茹巧的脸上，她那双在黑暗中显得愈发清澈明亮的眼睛，正在默默地注视着我，衣服上带着一丝皂角的清香气息。
她带着歉意小声对我说：“她们的父母知道我和你很熟，便把女儿托付给我，但这样一来会给你带来很大不便，你不会怨我吧。”
我说不会，但我还是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她。茹巧说：“在你这里只是暂时躲两天，不知道日本兵会在南京留多久，早晚还得找合适的藏身之地。”
我对茹巧讲这两日的所见所闻，她静静地听我诉说，而累了一整天的我，说着说着头就像小鸡啄米一样开始不停地打瞌睡。
茹巧知道我很累，也知道天亮了还得继续去日本兵营，因里屋有两个姑娘休息不便再进去，她让我躺在店里的长椅上凑合休息。
我问她怎么办，她说自己还不困，一会儿实在不行就去里屋和两个姑娘挤挤。
我很快就躺在长椅上睡着了。临睡前不知为何，总觉得茹巧在我身边，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我是在“叽叽喳喳”清脆的鸟叫声中醒过来的，天还没有完全放亮，理发店处于一片朦胧的淡蓝色当中。我发现身上盖着一件原本放在里间柜子的棉袍，又接着看到，茹巧头枕着我的膝盖，双臂轻轻伏在我腿上熟睡着，她的体温透过棉袍，让我的身体充满暖意。
这是我自认识茹巧以来，第一次有如此近距离的身体接触，望着熟睡的她，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那是突然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于一个40岁依旧单身的男人来说，微妙且无比温馨，还包含着些许向往和期待。
她好像在我身边静静守了一夜，而我也舍不得将她轻易惊醒，但我的双腿被她压得实在发麻，只是轻轻动了一下，她便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抬起头，看到我正在注视着她，她的脸颊瞬间红透，那羞涩的模样，就像一朵刚刚绽放的梅花。
我对她说一会儿翻译便又会来叫我了，外间的米缸里还有米，罐子里也有半罐腌菜，让她赶紧做些吃的给里面两个姑娘。
刚吃过饭没多久，守在店门口一直向外观察的我，从门缝里看到翻译向这边走来了。
我立即让茹巧躲进里间，等她放好门帘后才打开店门。
翻译并没有进店，也没有发现店里有什么异样，站在门口让我快些收拾东西和他走。
我带上箱子出门，因担心店里三个女人的安全，便用锁将店门锁上。
翻译见我锁门觉得太不可思议，他嘟囔着说：“锁不锁门有啥用，锁门对那些守规矩的人还可以，对日本人来说，有锁跟没锁一样，你不锁门还好，锁上了反而会让日本人感兴趣，这些强盗天生就爱搞破坏，非得给你砸开不行。”
翻译自然不知道我店里的事，我对他说：“你贴的门条挺顶用，这两天没有日本人随便闯进来。”
这句话把翻译说高兴了，他说兵营里日本人正在等着，赶紧走别耽误太多时间。
（伍）正在学校的院子里给排队的日本兵理发，一辆卡车飞驰进兵营，卡车上拉着十几个哭哭啼啼的妇女，卡车刚一停下，院子里的一群日本兵便哄闹着一拥而上，打开车帮和车上的日本兵一起将那些吓得尖叫不止的女人拖下车。
一间教室门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前坐着两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女人们被带到军医面前，被强迫躺在桌子上进行身体检查，检查过后被带进屋子。
一群兴奋的日本兵吵吵嚷嚷拥挤在屋子门口迫不及待等着进去，一名日军军官堵在门口维持秩序，大声嚷着让士兵们排队。
第一组十几个日本兵被放进去后，女人们的哭喊声、反抗声和怒骂声，透过屋子的门窗传到院内。
我的内心充满悲愤、凄凉和无奈，这些女人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姐妹、甚至是我们的女儿，而我只是一个“剃头匠”，不仅对此感到无能为力，还在被迫给这些禽兽不如的日本人做事。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身边的翻译，他面色沉重默不作声，看我给一个日本兵理完发后，用日语叫下一个日本兵过来坐下。
和昨日一样，中午是在日军兵营里吃的饭。到了傍晚，翻译计算了一下剩余的日本兵人数，然后根据我每日的工作量，告诉我明天再有一天，就可以结束这项工作了。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店面，看到早上出门时的锁没有被破坏，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打开店门进入店里，对里间的门帘说了一声“是我”，不久之后，茹巧掀开门帘持着一盏油灯出来了。
她关心地问了我一句“累坏了吧”，然后放下灯，转身到屋角的炊具前，打开盖着的锅盖，给我盛了一碗米饭。
米饭还是温的，上面有几根咸菜，她给我递上一双筷子让我趁热吃，然后转身将门栓插好。
我吃饭的时候，她安安静静坐在我的身旁，用针线缝补着我以前一件挂破了口子的衣服，我还看到，她的身旁放着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那些衣服全是我的。
她一边缝着衣服一边温和地说：“你的这些衣服有几件小了不能穿了，看着还不算旧，我就比着你经常穿的衣服帮你改好了，这样就能省下几个钱不用经常添新衣裳了。”
这些话说得我心里面顿时涌起一股暖流，手里的筷子也因此而停滞。我突然想，如果我能和这个心灵手巧且对人体贴入微的女子，能够像今天这样处在一起话，我希望永远没有期限。而我以前过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嫌成家麻烦的想法，也犹如冻了很久的冰，见到温暖的阳光之后开始渐渐融化。
能守着一盏灯，一碗饭，一个人，还有几句暖心的话，这种生活是多么的令人心驰神往。
半夜时分，茹巧从里屋出来了，她说要出去一趟。
我问她出去做什么，她说：“你这里能吃的东西已经不多了，我们原来藏身的地洞里有不少吃的，我去拿一些来，这也是两个姑娘的父母当初叮嘱我的，我快去快回。”
我说夜里外面有日本兵巡逻不安全，不如我去吧。她说：“你不知道洞口在哪。”
我说那我就和你一起去，茹巧说：“两个人一起出去容易被日本人发现，我自己方便些，况且我也路熟，如果你非要帮我的话，替我把屋子里的马桶偷偷倒出去吧，姑娘们得接着用，记着到外面不要走远。”
我知道说服不了茹巧，只好叮嘱她快去快回，千万注意安全。
茹巧趁着夜色悄悄打开屋门出去了，我一直为她的安全担心，盼着她早些回来。
而此时的我根本意想不到，那扇店门关上的瞬间，便将我们两个人的余生，从此永远地隔在了两个世界。
（陆）茹巧从店里出去了大概一刻钟后，屋外的夜色里骤然响起“啪、啪”两声连续枪响。紧接着，我又听到理发店西侧的巷子里传来杂乱的奔跑声和日本兵粗暴的吼叫声，还有一个女人在遭遇追逐时发出的尖叫，声音由远及近，尖叫声分明是茹巧。
我心头猛地一紧，立即打开店门探出身体，急切盼望能看到茹巧的身影。
很快见到她从西侧巷子的转角处跑出来了，手里还提着一个装着半袋东西的布袋。
我心急如焚地对她喊赶紧扔掉布袋。她把袋子甩到路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店门口，脸上写满恐惧和惊慌，而日本兵的喊叫声和乱糟糟的皮鞋声，也距离巷口越来越近。
她一只脚刚迈进店门，像是猛然间想起了什么，急匆匆地说：“不行！里面有两个姑娘！”
没容我反应过来，她便转身冲出店门向东跑去。
多个正在追逐她的日本兵从巷子拐角处跑出来了，跑在最前面的日本兵这才发现正在逃跑的是个女人，立刻高喊了一声“花姑娘”，其他几个日本兵听到后顿时兴奋起来，端着步枪叫嚷着从我店门前陆续跑过。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追上茹巧，情急之下我拽住了其中一个日本兵的衣服，也同时被日本兵奔跑的惯性带倒，我一把抱住日本兵的小腿，试图阻止他们继续追逐茹巧，并用日本兵未必听懂的中国话求他们：“求求你们放过她！”
被拖住后腿的日本兵怒了，大骂了一声“八嘎”，抬脚将我踹翻，随后一枪托重重砸在了我的头上。我眼前一黑，接着感到额头传来一阵剧痛，温热的血像蚯蚓一样在脸上开始游动。
日本兵抬起步枪对准我就要开枪，和他一起的另一个日本兵发现我胳膊上戴着太阳袖箍，抬手挡了一下枪身，子弹因此打偏，在我身后的店门上留下一个弹孔。
这个日本兵对开枪的日本兵说了几句日语，而我也对这个拦枪的日本兵面孔有些熟悉，想起下午曾给他理过发，他也因而记得我。
开枪的日本兵收起了枪，瞪着眼睛又狠狠踹了我一脚，又紧接着追茹巧去了。
而听到枪响的茹巧似乎一直在担心我，她喊了一声我的名字，一边跑一边焦急地回头寻我，紧接着被街上横七竖八的杂物突然绊倒了。
七八个日本兵顿时一窝蜂冲上前，将她摁倒在地，一个日本兵骑在她身上，试图反剪她的双手将她控制起来，茹巧一边拼命挣扎一边高声怒骂着日本兵。情急之下她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挣扎着翻身坐起来，张嘴咬在了那个日本兵的脸上。
被咬的日本兵“哇哇”大叫，旁边的日本兵立即对手无缚鸡之力的茹巧拳脚相加，揪着她的头发猛揍她的脸逼她松口，将她的头发一把把扯了下来，而头发凌乱、满脸青紫的茹巧死死咬住日本兵不撒嘴，直到将那个日本兵的脸撕下一块肉来。
被咬的日本兵气急败坏地站起来，抢过身旁一个日本兵的步枪，“咔嚓”一声拉动枪栓，对着继续扑咬另一个日本兵的茹巧“啪”开了一枪，随后立即退出枪膛里的弹壳，再次将子弹顶上膛对着茹巧开了一枪。
另一个被咬伤腿的日本兵也恼了，抓起上着刺刀的步枪，对中枪倒地不停哀嚎翻滚的茹巧一阵乱捅，直到血泊里的茹巧再也没有力气挣扎。
被咬伤脸的日本兵嘴里骂着日本话，捂着脸又恶狠狠地踹了茹巧一脚，和其他日本兵收起枪骂骂咧咧地走了。
悲痛欲绝的我踉踉跄跄奔到茹巧身边，“噗通”一下跪在她跟前，将她的头搂在怀里，声音颤抖着呼唤她的名字，而怀里的她已经没有了气息。
我泪如雨下。她的死，让我的心被彻底撕成碎片，永远无法复原……
（终）心情无比悲痛的我把茹巧抱到店门一侧，给已没有体温的她盖上被单。
我把茹巧被日本兵杀害的消息告诉了在店里藏身的两个姑娘，姑娘们哭得如同泪人一般。
我并没有告诉她们，茹巧是为了她们不被日本兵发现死于日本兵之手的，如果将真相告诉她们，她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会一辈子活在愧疚当中。
她们提出要回到父母身边，我想今后一个男人照顾她们多有不便，便同意了她们的要求。两个姑娘临走时，哭着给茹巧磕了头，我将她们送回了原先藏身的地洞。
坐在门口守着茹巧早已经冰冷的身体，悲伤、悔恨、愤怒，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我在她的身旁一直守到天亮。
天色完全放亮后，翻译来了，他看到我头上的伤口以及悲伤的情绪，又看到门口有具盖着被单的尸体，似乎明白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他问我死去的人是谁？我强忍悲痛告诉他，是我非常熟悉的人，想想又补充了一句“我的女人”。
翻译知道我单身，却也不再细问，他叹声气蹲下来安慰我：“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
我告诉翻译想将茹巧安葬，不能让她这样死在街头，翻译无奈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日本人也不允许这样做。我得到消息，明天日军高级将官将举行入城式，日军已命令南京红十字会和崇善堂等组织，务必在今天将南京主要街道清理干净，你的女人有其他人陪伴，九泉之下也不会寂寞的，我们该走了，时间拖太长的话，对你我都不利。”
见我依旧沉浸在悲伤当中，翻译的一句话让我决定不再耽搁时间，他说：“咱们早去一会儿的话，就会早留住一些日本人，省得更多日本人出去祸害老百姓。”
我带上外出理发的皮箱，和翻译又一次来到日军兵营，兵营里需要理发的日本兵不多了，天黑之前这项工作便可全部结束。
和前两天一样，中午饭是在日军兵营里吃的。冤家路窄，我居然看到了被茹巧咬伤脸的那个日本兵，我的拳头攥得死死的，面部瞬间暴起愤怒的青筋。翻译看明白了，怕我脑子一热做出什么过激举动，赶紧哄着我拉走。
傍晚掌灯时分，给最后一个日本兵理完发，终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给日本人做任何事了。
翻译送我回到店门口，看到茹巧已被运走，我又突然开始伤悲起来。
翻译对我说，他和我已完成为日本人理发的工作，明天我就不用再去日本兵营了，随后向我告别。
我在店门口目送他，他走出几步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突然转身又回来，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压低声音急促地对我说：“收拾东西今晚就走，不管去哪里走得越远越好，你见过太多日本兵营里的事，日本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趁他们现在还没做决定，赶紧走。”
翻译的提醒，让我终于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日本人的作用，但城内到处都是日本人，我无路可逃。
翻译看出了我的忧虑，他从兜里掏出纸和笔，在纸上写了很长一段日文，他说：“这里离中山门最近，带上箱子走吧。这上面的字是，此人系给帝国官兵服务的理发人员，因工具损坏城内一时难寻，需出城与前来送工具之人进行交接，见字请予以放行。第16师团第20联队斋藤中队。”
他又接着说：“可惜我无法弄到斋藤的手章，我也只能帮你这些了，但愿守城门的日本人不仔细，听天由命吧。”
他想想又递给我一盒印着日本字没打开的香烟，告诉我出城时或许用得着，然后道声“保重”走了。
我急匆匆收拾好东西，戴着这些天一直佩戴的太阳袖箍，提着箱子行走在空无一人的南京街头。
路上先后遇见两拨日本兵，我学着翻译以前教给我的注意事项，见到日本人后站在路边不动，向每个日本人连续鞠躬。
日本兵见我戴着袖箍，知道是给日军服务的人，没有停下盘问，旁若无人地从我眼前走过。
来到中山门城门洞口，城墙上的探照灯将门前区域照得雪亮，两侧拉着铁丝网，门洞口有一排沙袋架着机枪，几个日本兵站在城门处，看到我后大声喝令我过去。
我给他们鞠躬后，把字条交给其中一个低等军官。
军官接过条子看了一遍，又从头到脚仔细打量我一番，一个日本兵跑过来对我搜身，翻到那盒香烟和几张纸币拿走，又接着对箱子的物品进行检查，最后立正向军官报告。
日本兵将抢走的香烟分发给在场的每个人，士兵用火柴给军官点燃香烟后，军官对我抬手放行。
走出城门的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自由。而我却一直没有感到我是千千万万个南京人当中幸运的人，想起茹巧，想起给日本人做事却良心未泯的翻译，想起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南京难民，感慨万千。
我手提皮箱孤独地在路上走着，身后是依旧处于火光和硝烟中的南京……
（全文完）
谨以此文献给当年的遇难者、幸存者、反抗者和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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