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镂书多利,甚苦翻板”:明代南京书坊的版权保护 | 寻迹南京书坊

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第一年。全民“读正版、读好书”的意愿日益高涨。然而，当前图书市场依然充斥大量印制粗糙、内容粗劣残缺、质量参差不齐的盗版书籍，既严重侵害创作者知识产权与智力成果，也扰乱规范有序的出版行业秩序，破坏健康清朗的全民阅读生态。

盗版绘本（右）与正版绘本（左）存在色彩差异。图源：南方都市报

其实，这种“纸页上的权益之争”并非今时独有。有明一代，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市民文化蔚然兴盛，南京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印刷出版的繁荣也为翻刻盗印滋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各类侵犯版权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出版秩序。明代文人冯梦龙曾在《智囊》中直言“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板”，凌濛初也痛斥“自赝本盛行，览之每为发指”，字字句句道出了当时创作者与出版者的共同困境。

正在售卖书籍的书坊，（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明代南京的书坊业，堪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座高峰。科举应试之书、实用农医典籍、通俗戏曲小说等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全方位满足了不同阶层的阅读需求。

然而，繁荣背后，激烈的市场竞争催生了诸多乱象：部分书商为牟取暴利，不惜偷工减料，未经仔细校勘便仓促付梓；更有甚者，直接剜去别家书籍的牌记和序言，稍作篡改后便伪托自家刊刻。近代著名藏书家和版本学家叶德辉曾言：“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继志斋本《重校玉簪记》，乃翻刻万历二十六年（1598）观化轩刻本《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而来，该刻本在内容上仅对观化轩刻本稍加注音和释语，又于插图部分作细微改动，特别是“词姤私情”一出，将人物潘必正所在图页删去，导致画面情节断裂，而将“姑阻佳期”图移入此处，既严重损害了原作的艺术完整性，也公然侵犯了原刊坊的合法权益。

继志斋本《重校玉簪记》

这些行为，不仅让那些认真校勘、精工细作书坊蒙受巨大损失，更让读者难辨书籍真伪，彻底扰乱了整个出版市场的秩序。

面对猖獗的盗版翻刻之风，明代南京的书坊主们并未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行动起来，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的版权保护方法。这些方法虽无完整法律体系支撑，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示权利、警示盗版者的作用，展现了民间自发的知识产权保护智慧。

其中，最直接、最普遍的方式，便是在书籍的牌记、扉页或卷末刊刻具有“版权声明”性质的文字。这些声明措辞不一，但核心目的明确。其一是侧重声明独家刊刻权，“千里必究”是对盗版行为的警告，以保护本坊利益。如车书楼、博古堂刻本《新刻蒐集群书纪载大千生鉴》扉页刊云：“古今万寿全书。大千生鉴定。是集精较，一字无讹，翻刻者千里必究”；师俭堂刻本《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扉页刻“内仿古今名人图画，翻刻必究”。

车书楼、博古堂刻本《新刻蒐集群书纪载大千生鉴》扉页

师俭堂刻本《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扉页

其二是强调自身的投入与品质。如继志斋在《旗亭记》凡例中声明：“本斋购得名人秘本，镌校再三，不惜工本。倘有翻刻，千里必究”；万卷楼《三国志通俗演义》扉页识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讹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憾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如牖之启明，标之示准，此编之传。士君子抚卷，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矣。览者顾諟书而求诸，斯为奇货之可居。”既向读者传递了正版书籍的优质性，也从侧面抵御了盗版的冲击。

万卷楼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其三是以读者利益为诉求，指出盗版“殊可痛恨”，其书“讹舛甚多，观者慎之”，以此引导市场选择正版。这些牌记声明，如同刻在书版上的“防盗水印”，是书坊主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最直观的体现。

更有甚者，一些书坊主还会寻求官方保护。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金陵坊主周显所刊《山堂肆考》的扉页有言：“近闻家集入梓时，即被奸人窃梓贿卖，闽中书肆翻刻，倘有实知姓名并获赝本示我者，酬银贰拾两，决不食言。其人送官追板，四方鬻书君子须认本宅原板图书为记。”类似周显这般深受盗刻之害、重视自身刻本权益的坊主，会向所在地官府，如上元县、江宁县呈文，陈述自己购稿、编校、刊刻所费之资与心血，指控翻刻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请求官府发布禁令。官府在核查属实后，有时会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牒文”或“告示”，勒令禁止翻刻，并授权原刻者可以告发追究。

此外，书坊之间还形成了一定的自律和互助倾向。恶性翻刻、粗制滥造最终会损害整个金陵刻书形象，因此书坊之间既是竞争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益共同体。于是，在行会组织的潜在影响下，行业内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尊重先行刊刻者的“首发”权益，或是对严重违规者进行业内抵制，这种隐性约束成为维持南京出版业长期繁荣的重要因素。

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作者逐渐意识到了出版物的市场价值。士人投身商业出版获益颇丰，至晚明时期，已然成为文人逐利谋生的便捷通途，以至于出现“士子稍有场屋不得意，辄入书坊”的现象。仕途失意的唐寅曾写下：“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作孽钱”的诗句，他在朋友孙思和家存放了一本记录收取酬金的簿子，簿面上写“利市”二字，可见其已经明确将作品作为商品出售。

当代学者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写道：“明季稍有普通学识而不利于科场之人，下者在刻书铺中讨生活，上者为达官贵人或有钱而好名者辑刻书籍。为逢迎主人名利之欲，而又不能撰成一家之言，遂不得不删并他人之书，改换本来面目，攘为己有。于是窃刻之风炽焉。”

“著以获利”著述观的盛行，直接导致了晚明侵权之风的愈演愈烈。当时常见的侵权行为包括：书坊将他人作品据为己作刊刻印行；刊刻时随意删改、增补原作，破坏作品的完整性与原意；盗用知名文人的名号，将低劣作品伪托其名下以牟利等。

以汪廷讷的环翠堂为例，万历间《环翠堂乐府》传奇刻本十余种，除少数几部外，其余均诸刻卷端题“明新都无无居士汪廷讷昌朝父著”，看似均为汪廷讷自著。但周晖在《续金陵琐事》中记载：“陈所闻工乐府，《濠上斋乐府》外，尚有八种传奇：《狮吼》《长生》《青梅》《威凤》《同升》《飞鱼》《彩舟》《种玉》，今书坊汪廷讷皆刻为己作，余怜陈之苦心，特为拈出。”虽经学者徐朔方细加考辨，认为周晖所言不可尽信，然而这样特意的记录也绝非空穴来风。

清刻本周晖纂修《续金陵琐事》

这些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作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更损害了其名誉与创作自主权，动摇了文化生产的基本秩序。在此背景下，参与商业出版的士人逐渐萌发了保护自身著作利益的观念。有的作者在将书稿交付信得过的书坊时，会订立口头或书面约定，要求保证刊刻质量，并限制随意翻印；有的则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声明版权归属；一些名望较高的文人，还会借助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公开谴责盗版行为，或向官府申诉。

万历年间，学者顾起元曾为保护自己的文集《懒真草堂集》不被滥刻，采取了一些措施：其文集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由自家主持刊刻，亲自校勘监定，版片藏于家中遁园，从底本源头阻断盗版翻刻可能。刊成后仅少量刷印，以馈赠亲友门生为主，不公开发售流通，严格控制传播范围以降低被盗刻风险。同时，在序文与刊刻标识中严词申明著作权属，警示坊间不得擅自翻刻。多重举措之下，《懒真草堂集》较好地维护了文本原貌，也成为明代文人防范私集滥刻的典型事例。这些行为虽然零散，却标志着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不再将作品刊刻仅仅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雅事，也开始关注其作为智力劳动成果所带来的价值，并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这种朦胧的产权意识，与书坊主的财产权主张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明代版权思想的雏形。

《懒真草堂集》自序

纵观明代南京书坊围绕版权保护展开的种种实践，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审视。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实践是零散的、自发的，远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系统的、普适的“版权”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明代政府在版权管理中虽起到了一定的秩序维护作用，但地方官府的禁令往往针对具体个案，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书坊主的版权声明，其效力主要依赖于商业信誉和行业威慑，法律强制力薄弱；文人的维权呐喊，则更多依赖于个人声望和社会关系，缺乏制度性保障。

尽管存在诸多局限，明代南京书坊的这段历史生动地表明，版权意识并非纯粹的“西方舶来品”，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出版产业的成熟，基于利益平衡的自我保护诉求与实践已自然萌发。这些实践是中华法制文明应对新经济关系的早期经验，为形成稳定、有效的版权保护制度打下了基础，成为中国古代版权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页。

从明代金陵书坊的“翻刻必究”牌记，到今日的版权登记证书，纸页上的权益之争跨越数百年，唯有坚守对知识的敬畏、对权益的尊重，才能让图书市场真正告别乱象，让创作的源泉持续涌动，让知识的传播之路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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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撰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祝艺嘉

指导老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井超

编辑：朱振鑫

审核：陈晓婧

发布：李海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