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兵分三路,将矛头指向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
彼时的国民政府,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撤退命令下达过于仓促,随着日军轰炸机的大范围轰炸,撤退演变为大溃败。数万国军将士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惨重。原本集结的15万守城大军,在日军猛攻下仅仅支撑了8天便土崩瓦解。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然而,这场人类悲剧并非始于南京城破之日。在日军进军的沿途,一场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纵容的集体暴行,早已拉开了序幕。
一、鲜血铺就的进军路
这支来自日本的侵略军,在其将领的纵容下,从踏入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了一群嗜血的野兽。他们高喊着“发扬日本武威”,行的却是“过一城杀一城,过一县屠一县”的禽兽之举。
日军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西进,先后侵占苏州、无锡、常州、江阴、镇江等地,所到之处,大肆屠杀、焚烧、抢劫、奸淫,江南富庶之地沦为一片焦土。例如,第16师团在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率领下,沿途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镇江沦陷时,被屠杀的军民达万人以上;江阴被占领后,日军疯狂报复,一个村一个村地屠杀。据统计,在进入南京城之前,日军在沿途就已屠杀了中国平民及卸甲军人4.5万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更大规模的、持续六周的浩劫,终于在日军高层的授意和默许下,降临在这座六朝古都。
二、南京城内的恶魔:从敌酋到士兵,无一清白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自上而下、贯穿整个指挥链条的集体犯罪。从方面军司令官到一线联队长,再到普通士兵,每一个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一)最高指挥层
松井石根(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攻占南京的最高指挥官。他下达了“发扬日本武威而使中国畏服”的命令,纵容了部队的暴行,对南京大屠杀负有最高责任。他曾骑马参加入城式,对正在发生的浩劫视若无睹。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松井石根狡辩称自己“生病不知情”,但法庭铁证如山,最终以“无视遵守对俘虏及平民的条约的责任”判处其绞刑。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朝香宫鸠彦王(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日本皇族,昭和天皇的堂叔。他在南京攻城战期间接替松井石根指挥,并于12月12日下达了 “杀掉全部俘获人员” 的密令,是南京大屠杀真正意义上的罪魁祸首之一。然而,因美国占领军为稳定日本而保留天皇制,朝香宫鸠彦凭借其皇族身份逃脱了东京审判,仅仅被解除皇籍,改名“朝香鸠彦”。他此后一直逍遥法外,甚至在热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直到1981年以94岁高龄毙命。
冢田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陆军少将):与松井石根共同指挥作战,并直接参与了南京战役的计划与实施。他于1942年乘坐的飞机被中国军队高炮击落,机毁人亡。
武藤章(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陆军大佐):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首领,他在南京陷落后直接协助安排宿营等事宜,加剧了屠杀的发生。1948年,他与松井石根一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柳川平助(第十军司令官,陆军中将):其下辖的第6、第18师团等部队是南京大屠杀中罪行最重的部队,仅在南京一地,这两个师团屠杀的人数就超过10万人。他于1945年1月因心脏病死亡,虽然人已经没了,但审判庭依然追加其为乙级战犯,侥幸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二)师团级主官
谷寿夫(第6师团长,陆军中将):他的师团是最早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城的部队。他本人对部队下达了“解除军纪三天”的命令,致使该师团在中华门、雨花台一带犯下累累暴行。战后,他被设在南京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1947年4月26日在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临刑前,谷寿夫被吓瘫倒在地上,丑态百出。
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长,陆军中将):他的师团被公认是屠杀中国平民和战俘人数最多的日军部队。他被任命为南京警备司令官后,公然宣称“基本方针是不实行俘虏政策”,对投降的中国士兵一律处决。其下属军官的“百人斩”竞赛更暴露了这支部队人性的沦丧。他于1945年10月日本战败后因病死亡,侥幸逃脱了审判。
吉住良辅(第9师团长,陆军中将):指挥部队在南京及周边进行“扫荡”,搜捕、屠杀中国军民。战后曾被国民政府列为战犯,但未被实际追究,于1963年因心脏病死亡。
藤田进(第3师团长,陆军中将):其师团主力参与了攻占南京通济门、武定门等地的作战,并参与了城北地区的屠杀。战后,他被国民政府列为战犯,但未被实际追究。
山室宗武(第11师团长,陆军中将):其部队负责切断津浦线,参与了对南京城北地区的攻击和屠杀。战后未被追责。
荻洲立兵(第13师团长,陆军中将):其师团下属的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幕府山一带俘虏了大批中国军队,并制造了俘虏被集体屠杀5.74万人的惨案。战后未被追责,于1947年死亡。
牛岛贞雄(第18师团长,陆军中将):该师团参与了芜湖等外围作战,部分部队也卷入了屠杀暴行。战后未被追责,1960年死亡。
末松茂治(第114师团长,陆军中将):作为攻城的主力师团之一,其部队在南京外围实施了屠杀。战后未被追责,于1947年死亡。
伊东政善(亦翻译为伊东政喜)(第101师团长,陆军中将):他的师团作为方面军的预备队,主要任务是留守上海,但仍有部分部队可能参与了外围的暴行。战后未被追责,1959年死亡。
国崎登(第5师团国崎支队支队长,陆军少将):这支部队是从当时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中抽调的,参与了攻占南京外围及江浦等地的行动,以配合主力完成合围。战后未被追责,1960年死亡。
(三)旅团级指挥官
在师团之下,许多旅团指挥官是暴行的直接指挥者。例如:
佐佐木到一(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陆军少将):他担任南京西部警备司令官,负责城内“治安”。其下属正是进行“百人斩”竞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他留下了大量记录自己罪行的日记,战后被移交给中国,但最终病死在狱中,未受审判。
牛岛满(第6师团第36旅团长,陆军少将):也是屠杀的指挥者之一,后于1945年冲绳岛战役失败后切腹自尽。
三、底层士兵的狂欢:以“百人斩”为荣的野兽
罪恶的链条最终延伸到最基层的军官。他们不再以军人自居,而是将杀人视为竞赛,将屠戮视作荣耀。
向井敏明(第16师团少尉):在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他与野田毅展开了骇人听闻的“百人斩”竞赛。从无锡、常州一路杀到丹阳,最终在攻至紫金山麓时,向井敏明斩杀了106人,野田毅斩杀了105人。两人因分不清谁先杀满100人,竟决定重新比赛,目标直指150人。日本国内报纸对此疯狂报道,将他们吹捧为“英雄”。
野田毅(第16师团少尉):“百人斩”竞赛的另一名参与者,以屠杀105名中国人而“打平”。最终与向井敏明同日被处决。
田中军吉(第6师团大尉):他虽未参加“比赛”,但从南京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用军刀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他在战后同样被引渡至中国,在南京军事法庭接受公审,最终于1948年1月28日,与向井敏明、野田毅一同被判处死刑,并在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四、正义的缺席:当罪犯再度成为“座上宾”
然而,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南京城下的亡灵并未等来全部的正义。
由于美军占领当局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决定利用日本皇室来稳定战后日本,许多皇族和高级将领因此逃脱了审判。除了上文提到的朝香宫鸠彦王外,还有许多像中岛今朝吾、柳川平助这样因病死亡而侥幸逃脱的战犯。
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内战需要,竟公然包庇和重新启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后期,竟对日本战犯“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甚至不惜拉拢他们做军事顾问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
日本投降后,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甲级战犯冈村宁次,被蒋介石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发出传票,要求蒋介石将其移送东京进行审判时,蒋介石却以各种借口予以庇护,最终冈村宁次竟被宣布“无罪”。蒋介石逃亡台湾后,依然贼心不死,以十万美金巨款,让冈村宁次在日本网罗大批旧军官,组成所谓的“白团”,秘密赴台训练国民党军队,妄图东山再起。
盘踞山西的军阀阎锡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收留了数千名不甘心失败的日本投降官兵,甚至将他们直接武装起来。日军向阎锡山投降后,组成了所谓的暂编第十总队,总队长为日本人晋树德。大批日军高级军官则作为顾问、教官参与晋军的训练和指挥。阎锡山甚至任命日军原驻长治旅团长元泉馨直接担任其晋中野战军副总司令,参与解放战争,继续屠杀中国人民。这支部队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被我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
将蒋介石、阎锡山之流聘请日本战犯屠杀同胞的丑行,与前述日军官兵自上而下的集体暴行放到一起看,形成了最为荒诞和悲凉的历史画面。从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王,到谷寿夫、中岛今朝吾,再到向井敏明、野田毅,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军阶,但无一例外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日军整个侵华战争中,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他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没有谁是“清白”的。
然而,战后,众多战犯逃脱了审判;更有甚者,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自身独裁统治,竟然为一己私利无视民族大义,再度将屠刀递给这群尚未被清算的恶魔。这些行径注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背叛民族者,不丢天下,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