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主要研究植被变化的气候效应。具体而言，在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双重驱动下，全球植被正经历剧烈变化，包括森林砍伐、植树造林，以及以叶面积增加为主要特征的植被绿化现象。这些变化通过改变地表反照率、粗糙度和蒸散等过程，影响陆–气之间的能量、动量和水分交换，进而调控局地、区域乃至全球气候。我的工作就是通过综合运用多源观测与数值模拟，厘清植被变化影响气候系统的规律和机制。近年来，我围绕植被变化的温度效应、水循环效应及其与气溶胶的协同影响，取得了以下主要创新成果：
揭示森林砍伐加剧日际温度变率的现象与机制：发现中高纬度大规模森林砍伐可显著增强地表气温的日际波动，提高骤暖、骤冷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并阐明森林砍伐通过增强近地面风速和经向温度梯度，强化温度平流过程，是导致日际温度变率增大的主要原因。
发现植被恢复–降水反馈对陆地水资源的多尺度影响：以黄土高原为典型区，发现植被恢复通过增强外部大气水汽平流输入，促进区域降水增加，提升陆地可用水量；在全球尺度上进一步发现，植被恢复可通过驱动大气水汽的跨区域输送，加剧陆地可用水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性。
提出气溶胶减排强化森林降温效应的机制：发现气溶胶减排有助于增强植树造林的降温效应，并阐明其核心机制在于减排使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增强，带来增温与增湿效应，有利于植被生长；同时，这一过程加强了森林与大气之间的水热交换，从而放大森林的局地降温效果。
这个想法萌芽于2018年12月，当时仍在读博士三年级的我，正在美国参加AGU年会。会议间隙，我的导师郭维栋教授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他肯定了我博士阶段的工作，并建议我毕业后留校做博士后，争取将来留校任教。说实话，当时的我从未想过能够进入南大这样的高水平平台，郭老师的建议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励。2019年博士毕业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以助理研究员（博士后）身份加入南大，并努力积累成果，争取出站后晋升为副教授。
但随后的两项人事制度革新，让我对职业发展路径产生了深思与犹豫。2021年，南京大学启动人事制度改革，推行准聘-长聘人才培养体系，同时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更加聚焦学术成果的质量与代表性。新体系意味着进入教师序列后仍需经历数年的阶段性考核，让我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感，内心十分迟疑。在纠结与思考中，我始终潜心钻研，在2022年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突破。与此同时，学校与学院针对新人事制度开展了细致、全面的解读宣讲，让我深刻理解了改革的初衷。准聘-长聘体系并非简单的考核筛选机制，而是专为青年教师搭建的培育成长平台，核心是留住并系统培养优秀青年人才。这套体系提供了全方位的发展保障，准聘教师可独立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学校和学院配套提供充足的科研启动经费，为青年教师搭建科研平台、组建研究团队、开展原创性研究提供坚实支撑。清晰的培养路径与完善的保障政策，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最终，我坚定了留校发展的决心，成为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准聘-长聘制度落地后的首批助理教授。
入职工作这段时间，您对学院最深的感受或印象深刻的事是什么？
学院对青年教师的悉心关怀与倾力培养，让我感触颇深。每逢项目申报季，学院都会牵头开展多轮申请书、答辩PPT打磨工作，资深教师们也总会倾囊相授、耐心指点。2024年我申报江苏省优秀青年基金项目期间，学院十余位老师共同帮我梳理思路、完善材料，研讨交流常常持续至深夜，真切让我感受到浓厚的传帮带氛围。除此之外，学院领导每年都会与青年教师谈心交流，细致了解大家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与诉求。正是这份充满温度的人文关怀，让许多像我一样的青年教师，即便面临阶段性考核的压力，也依然坚定地选择扎根南大大气。
您对今后在南大的科研、教学工作有怎样的规划与期待？
科研道路上，我将始终践行南大“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如今所言的“嚼菜根”，早已不是物质上的清贫，而是沉心定力、脚踏实地深耕研究。我深切感受到，当下科研环境正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人工智能不断冲击传统研究范式，行业竞争也日趋激烈。立足时代发展大局，紧扣国家发展需求，纵使外界环境不断变化，我希望仍坚守踏入科研领域时那份纯粹的求知本心，倾尽毕生精力钻研植被-气候相互作用这一科学问题，力求在该领域取得真正有价值的突破，同时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教学工作中，我也愿将这份坚守与热爱传递给学生，着力培育心怀家国、学识过硬、堪当重任的大气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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