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18号
说来也怪，在我开照相馆之前，没人告诉我，对面那栋楼有问题。民国二十六年秋天，我在上海南京路上租了半间铺面，开了一家照相馆。说是照相馆，其实就是门口挂了块牌子，勉强糊口。那栋楼灰扑扑的，条石垒的，在这条街上不算起眼。但它的三楼拐角处有一扇窗户，正好朝向我这边。我每天透过取景框看世界，那扇窗就一直杵在画面边缘，像个甩不掉的影子。奇怪的是，我从来没见过那扇窗后面有人影。白天没有，晚上灯也不亮。起初我没在意。南京路嘛，做啥生意的都有。也许对面就是个仓库。也许人家白天不在。那天晚上下着小雨，雨不大，但打在脸上冰凉。我在暗房里冲胶卷，忙到快十一点。出来的时候铺面已经关了门，外头雨还没停。昏黄的光，暗暗的，像是有人在窗户纸上糊了一层旧报纸。我愣了一下白天才确认过那窗子空着，这会儿怎么就亮了？第二天一早我开铺子，第一件事就是往对面看。窗户黑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天我冲完最后一张底片，看表十点四十。药水的味道冲得我直想吐。我收拾好东西，关了暗房的灯，推开铺面的门。和上周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昏黄的光。我站在雨里看了足足一分钟，试图辨认屋里是不是有人影。窗户纸上什么影子都没有，只有一片均匀的黄，死气沉沉的。那天我没接什么活，白天就在铺面里坐着，盯着对面。一整天，三楼那扇窗户都没有任何变化，窗帘拉着，像一只闭着的眼睛。到了傍晚，天色暗下来，街上的灯陆续亮了。对面那扇窗，依然黑着。没有任何征兆。没有灯绳拉动的声音，没有火柴划过的光，甚至没有任何过渡。从暗到明，就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房间里“醒”了过来。我当时站在窗户边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看到那灯亮起来，烟灰掉了一裤腿都没发觉。我提前跟隔壁茶叶店的陈伯打了招呼，让他帮我盯着门面。到了晚上九点半，我从南京路拐进旁边的小巷子，绕到18号的背面。那栋楼后面有一条夹道，窄得只容一个人侧身走。我摸黑进去，脚下踩着湿漉漉的石板。雨刚停，空气里全是湿泥的味道。我稳住身子，继续往前走。18号的后门是一扇铁门，上着锁，锈迹斑斑的。我站在铁门外，抬头往上看，三楼的窗户在我头顶，大约四五丈高，没有任何攀爬的可能。不是人的说话声。是金属，像是黄铜撞在铁板上，闷闷的一声。然后又是一声。间隔很规律。我心跳得厉害。我站在黑暗的夹道里，耳朵贴着墙根，听得更仔细了。那声音持续了大约三四分钟，突然停了。从楼梯上走下来的脚步声。一下一下，踩在木板上，咯吱咯吱，越来越近。脚步声在一楼停住了。然后是铁门打开的声音，不是我这边的后门，是正门。穿着一件深色长衫，低着头，走得很快。路灯照在他身上，我勉强看清了他的侧脸——瘦削的脸颊，高耸的颧骨，花白的头发，看起来五十来岁的样子。那箱子不大，长方形，大概一尺来长，表面磨得发亮，一看就是常用的东西。他拎得很紧，像是怕掉了一样，大步流星地朝东边走了。18号的一楼是一家南货店，卖些干果糕点之类的东西。我假装买半斤花生，跟掌柜的搭话。“掌柜的，打听一下，你们这楼三楼，住的是什么人？”掌柜的本来在拨算盘。听到这句话，算盘珠子“啪”地掉了一颗，在地上滚了两圈。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说不上来——不是警惕，也不是害怕。更像是一种“终于有人来问了”的复杂神色。“三楼啊，”他把算盘往旁边一推，压低了声音，“三楼没人住。那屋空了好几年了。”“可是，”我顿了一下，“我昨天晚上看见有人从里面出来。”“小伙子，”他说，“我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年。那间屋的门，从来没人在白天打开过。你是第一个来问的人。”“别问了。”掌柜的把那半斤花生推到我面前，语气不像在赶人，更像在劝一个不该来的人，“花生送你。别再上来了。”坐在暗房里，盯着对面灰扑扑的墙，一整个下午都没有按一次快门。如果你是沈秋生，你会继续查下去吗？你觉得那只黄铜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