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静海寺纪念馆内有一块奇石叫做三宿岩。说它是一块石头，不太准确，委屈了它，它实际上是狮子山的余脉，因其造型奇特，酷似假山，又俗称“真假山”。在八百多年以前，它就屹立在江涯之上，受着江流激荡，看着白帆来往。如今，繁华落幕，它就静静地栖居在静海寺的角落，偶尔被稀松的游客观赏。三宿岩作为一个景观，不仅是自然鬼斧神工的造物，更在漫长的历史中被赋予了浓厚的人文色彩，一度成为南京的著名景胜。借由这块石头的历史，我们也能对南京历史进行回顾。三宿岩的历史始于人类还没有诞生的地质时代。南京地区属于扬子淮地台的二级构造单元：下扬子拗陷褶皱带。从震旦纪到三叠纪，南京地区经历了长期的下沉状态，沉积了以浅海相为主的完整的古生代地层，直到到中生代，受三叠纪的印支运动影响，南京结束了漫长的海相沉积，上升为陆地。到侏罗纪与白垩纪之交，因燕山运动的影响，南京发生了一系列褶皱与断裂运动，宁镇山脉因此出现。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南京的山脉譬如钟山、狮子山、清凉山等等都是诞生自这一时期。而作为狮子山余脉的三宿岩，也在此时诞生在狮子山的西麓。刚刚诞生的三宿岩，并不应该称为“岩”，此时的它还是货真价实的“山”。不过作为山，“三宿山”确实不够伟岸，这也是宁镇山脉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断裂抬升、岩浆活动等一系列影响，宁镇山脉经历了长期的剥蚀与堆积，逐渐演变为低矮的丘陵地貌。而“三宿山”恐怕也是这批丘陵里的矮个子。很难想象，这样先天不足、其貌不扬的它，日后要怎样才能成为别致的景胜。命运的转机出现在“水”上。大约到晚第三纪至早第四纪秦淮河发育形成，至晚更新世至全新世长江主流经南京入海，秦淮河成为长江的支流。这一时期的南京除钟山、狮子山、鼓楼岗、清凉山、雨花台等丘陵地区外，几乎都被水体所淹没。|《南京史前古河道位置示意图》，图源自石尚群、潘凤英、缪本正：《南京市区古河道初步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年第3期。而作为残丘的“三宿山”，因其所在位置，“不幸地”遭遇了长江。在气候温暖、水位较高的时期，“三宿山”几乎也被长江全部淹没，逐渐开启了它作为江矶“三宿岩”的命运。距今9000-8000年，古长江主泓向西摆动，江中心滩、浅滩沉积日盛，沙洲不断发育。同时，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长江与古河道也进一步抬升，河床进一步淤高。三宿山的根脉也逐渐被泥沙掩埋。温暖的气候，丰富的水网，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较好物质条件，到距今6200-5600年，北阴阳营文化出现，史前人类定居在了南京鼓楼岗西端的高台上。但此时的他们还不可能真正地“发现”三宿岩，因为三宿岩所在江岸对他们来说还太过危险，并不是适宜居住与活动的场所。即使他们有兴致登上山岗向长江远眺，也不可能注意到三宿岩这样一块江边矶石——即使看见了也不会为它命名。于是，三宿岩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它漫长的“无名时代”。但这段漫长的沉寂，并非无意义，在江流日夜的激荡中，三宿岩的形态逐渐被打磨，呈现出崖石嵯峨、中虚外俏的奇特外观。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为它日后成为南京的著名景胜，打下了物质基础。随着人类对自然掌控能力的提升，人类的活动范围开始扩大。对于史前人类而言有些危险的江岸，对历史时期的人类已是可以惬意游赏的景观。我们不知道第一个造访三宿岩的人是谁，但依据三宿岩上的题名我们可以知晓，至少到南宋时，这块奇石上就已留下了“到此一游”的刻痕。根据严观《江宁金石记》、缪荃孙《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志》所收录的三宿岩题名，已知的最早题名，应是南京嘉定丁丑年（1217）。缪荃孙《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志》收录的七则题名，其中有三则有明确刻上嘉定的年号，时间从嘉定丁丑年（1217）到嘉定戊寅年（1218）不等。有两条题名年份不确定，一条书“丁丑重阳前四日”，一条书“重五后三日”，两则题名中都有一个叫“何安时”的人，推测这两则题名也应在嘉定丁丑年前后。在嘉定丁丑、戊寅两年，三宿岩集中地迎来好几批不同的游客。但只有两则题名交代了拜访的缘由。厉元范题名为：“厉元范以嘉定丁丑仲春月别赵君用。”显然是与友人在此分别。考虑到南宋时三宿岩尚在江岸旁，在此泊船系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谓的分别，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人在三宿岩旁乘船离去。另一则陈居正的题名提到：“丁丑重阳前四日陪□主人来游，因拉何安时登莫府山。”足见陈居正等人是偶然游览到此处，他们的目的地实际上是幕府山。何安时对这块偶然发现的奇石印象深刻，于是在后来的一个重午后三日（即端午节后三日），他也带着自己的友人同游此处，并留下题名。由此来看，造访三宿岩的宋人多出于偶然和巧合，多源自他们在建康郊外的探索。陈居正、何安时等人游览此处后，三宿岩开始在文人间口口相传，才带动了嘉定年间的一批宋人前来岩打卡留念。可能正是在南宋时，三宿岩才被文人墨客注意到，开始成为小圈子里的宝藏景点，小范围地进行流传。这一时期三宿岩能得到文人的垂青，无疑是与它奇特的造型、周边开阔的江景等一系列因素有关。但自然的大手再一次发力了。随着长江河槽收束、主泓持续摆荡，造成泥沙淤积、沙洲并岸，三宿岩所在的长江南岸的岸线悄然发生了变化。嘉定年间还能作为泊船话别之地的三宿岩，开始远离江岸，被动地发生了“位移”。到明清时，三宿岩已与江岸有相当的距离。按《金陵梵刹志》所收录凌大德绘《静海寺全图》，三宿岩在明代静海寺内，静海寺以西为南京护城河，城河以西尚有狭长陆地，陆地以西方为秦淮河入江段。今岩（三宿岩）去江浒不啻四五里，因江边沙雍为洲，渐成平陆，非复当时之旧可以维舟已。所谓“四五里”的表述略有夸张，今天三宿岩到江岸的直线距离约为800米，这完全是南宋以来长江河床变迁、边滩淤积的结果。|《长江南京河段河床变迁》，图源自潘凤英：《中全新世以来长江南京河段的河床变迁》，《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年第4期环境的改变，也非常直接地影响了三宿岩的旅游事业。昔日因在江岸，不仅来往客船能在江上远远望见三宿岩，甚至可以在三宿岩初系舟停泊，到明清时，其近观大江的绝佳位置已然失去。与此同时，由于明代南京城墙的扩建，狮子山成为了南京城内的景观，而三宿岩却被不幸隔于城墙之外，这同样对三宿岩造成了影响。狮子山因为应天之战时曾为朱元璋坐镇之处，朱元璋曾多次登临，站在山顶远眺江景，心中不胜喜爱。甚至一度有在狮子山上建造阅江楼的打算，楼未建成，他就与宋濂各写了一篇《阅江楼记》。因为皇帝的亲自“引流”加上城内景观的便利性，狮子山很快成为了金陵的热门景胜，而与之“一墙之隔”、却完全不具备竞争力的三宿岩也难免少人问津。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永乐年间。永乐皇帝朱棣“命(郑和)使海外，平服诸番，风波无警，因建寺，赐额静海”。为纪念郑和下西洋成功的壮举，朱棣下诏在狮子山麓仪凤门外建静海寺，而三宿岩就恰在静海寺范围之中。于是，三宿岩自此成为了寺庙内的景观，这也为它的进一步闻名提供了机会。三宿岩是何时被命名的？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三宿岩”、“三宿崖”、“真假山”等一众名字，都不会是它最初的名字，这些名字实际上是明代以来，尤其是静海寺建立以来才广为流传的。关于“三宿岩”这一名字的由来，主流的观点是明代陈文烛《三宿岩记略》中所记录的静海寺僧人的说法：此山在宋时原系江岸，虞允文大破金人于采石，曾系舟三宿山岸，至今名三宿岩。这一说法被《金陵梵刹志》所采纳，至今也被视作“三宿岩”的典故来源。可是当我们认真考量就会发现，这一传说在事实层面未必是立得住的。据《宋史·虞允文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四、贠兴宗《九华集》卷二十五记载，金兵进攻采石是发生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丙子日（初八）、丁丑日（初九）在虞允文的指挥下南宋军队在采石大破金军。然而，金兵的威胁尚未消除，金兵又转向瓜洲，计划进攻镇江。采石大胜后虞允文与李显忠曾在芜湖商议分出李捧军一万六支援京口，虞允文随后返回建康府即筹划镇江防守事宜。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明确说不知道虞允文何日抵达建康。因贠兴宗记载李捧分军在十五日（癸未），所以李心传将虞允文返回建康后一系列筹划的事迹也放在了十五日条的末尾。杨万里所撰虞允文神道碑碑文说虞允文至京口在庚辰日（十二日），李心传以完颜亮十二日刚刚离开和州为由否定此说，认为虞允文不可能在十二日就到京口。《宋史·虞允文传》则说虞允文于甲申（十六日）至京口，相较下理应更加可信。若虞允文果然以十六日至京口，考虑到李捧分军在十五日，虞允文未必能在建康待够三日，而所谓虞允文在三宿岩停泊三宿之说，也就未必成立了。再者，虞允文在建康时曾面见建康留守张焘，是时三宿岩距离建康城尚远，来往并不方便，以虞允文的身份和功劳也理应夜宿城中。以此观之，所谓三宿岩为虞允文系舟三宿之说，多半为明代静海寺僧人编造、附会而来的。这一点在文献上也有证据，有关三宿岩与虞允文渊源的记载，并不见于宋代文献。三宿岩如此有纪念意义的景胜，却不见于南宋的《景定建康志》，三宿岩背后故事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了。从文献上看，早期的三宿岩其实并没有与虞允文绑定。文徵明《甫田集》卷八有《三宿岩》一首，下注：“在静海寺，一名达摩岩。”或许达摩岩就是三宿岩更早的名称，静海寺的僧人在为三宿岩这块奇石凝练意涵时，一开始使用的就是他们所熟悉的佛教意象。黄姬水《白下集》卷三有《三宿岩》一首，下有注：“昔人泊舟于此，三宿而去，故名。”黄姬水诗曰：注释提到的“昔人”，诗中提到的“客”，此时均语焉不详，没有具体所指。仅从“岩名已千年”一句来看，也完全不能与后来虞允文的故事相联系。但到万历辛卯（1591）陈文烛作《三宿岩记略》时，虞允文说就已然形成。到天启年间朱之蕃所著《金陵图咏·宿岩灵石》，更是言之凿凿地说：“宋虞允文破金军于采石，回舟系泊于石边，故名三宿岩，其题名尚存。”三宿岩之上当然并不存在虞允文的题名。但系舟之说、题名之说亦非空穴来风。三宿岩的由来，实则是与宋人的题刻有关。早在正德年间，乔宇所作的《游卢龙山记》中就提到了静海寺“有石磊砢，岩穴相贯，石间有宋人泊舟于下题名”。又据缪荃孙等编著《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志》，三宿岩有宋人题名七则，均为缪荃孙与友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寻访所得，其中“拓本可辨者五”，“经岩记著录者三”，最清晰的一则就是：“厉元范以嘉定丁丑仲春月别赵君用”。所谓宋人泊舟于下题名，应即此条。明人应是据此想象出了前人系舟三宿于此的故事情节。那么，故事又是怎么与虞允文关联上的呢？在三宿岩的七则题名中，确实有一虞姓人的题名，其名为虞长卿。虞长卿等人的题名，被风雨所侵，剥蚀残损，不可全部辨认，除缪荃孙《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志》外，仅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收录（《金石汇目分编》释作“卢长卿”）。经缪荃孙辨认，虞长卿题名的第一行为“嘉定戊寅”即嘉定十一年（1218）。因此，这则题名与虞允文毫无瓜葛。据我推测，所谓虞允文题名，应是倚仗虞长卿题名中的“虞”字夸大，凭借文字漫漶不清，强行附会而来。而虞允文系舟于此的情节，则是从另一则厉元范题名联想、拼接而成。时至今日，我们已然不知道是谁“天才地”将三宿岩与虞允文相联系，可能是由僧人独立完成，亦有可能有一些好事文人参与。不过，这一文化建构的成果是非常突出的。此说面世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金陵梵刹志》、《同治上江两县志》均予以收录，大量文人墨客为一睹虞公古迹而纷纷前来打卡，明末时朱之蕃更是将三宿岩列入“金陵四十景”。据朱之蕃《金陵图咏·宿岩灵石》，到明末时还在三宿岩之上修建了“灵石阁”，以便远眺江流，这极大地增强了三宿岩的人文属性，丰富了游览体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景胜。灵石阁直到清代仍存，吴敬梓有诗《三宿岩》，即有“嵯峨灵石阁，传云三宿岩”一句。清代所评选的“金陵四十八景”中也收录了三宿岩。从火热程度来看，在明清时期，三宿岩可谓迎来了他的“石生巅峰”。|明 朱之蕃撰、陆寿栢绘《金陵图咏·宿岩灵石》，据图上所绘，三宿岩上除灵石阁外，尚有佛塔二座，今俱不存。三宿岩最后的辉煌正是在清代。清代金石学的兴盛，许多金石学家因三宿岩的宋代题名慕名而来，还为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厉元范题名制作了拓片。但随着时间来到近代，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静海寺与三宿岩的清净——洋鬼子来了。今天的静海寺已非原初，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建的。今天的静海寺已失去了其宗教功能，以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为主体。这正是因为，静海寺正是《南京条约》的重要谈判地点。1942年8月，英国舰队开进南京下关江面，控制了长江、京杭大运河两条重要水道，清政府无奈与英国展开谈判。当时天气炎热，舰艇上的英国人不堪湿热，清政府遂安排在靠近下关江面的静海寺谈判。中英围绕《南京条约》进行了七次谈判，其中有四次都在静海寺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谈判之余，英国的谈判代表，或许也在静海寺内进行了简单的游览，甚至也曾站在三宿岩前驻足观望。假如他们真的见到了三宿岩，或许心中也会升起一两分赞叹。但这赞叹中，带着的还有侵略者的傲慢、居高临下的俯瞰。国事维艰，中国人的尊严、生命尚不能保全，这样的奇观对这些外国人来说就更无足轻重了。对于三宿岩以及它背后的种种南京历史，英国人总归是兴致缺缺的。他们对谁是虞允文不感兴趣，他们要的只是中国的一纸城下之盟，而他们也做到了。这不仅是静海寺与三宿岩的至暗时刻，更是整个中国近代苦难的开端。此后静海寺遭遇了至少两次大劫难，一次是太平天国占领金陵，一次是日寇攻陷南京。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打江宁府，据陈作霖《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二，一部太平军正是从静海寺炸开的城墙：仪凤门外有静海寺，院宇宏敞，贼潜于其中穴城。乙酉晨，大雾，地雷发，城崩，贼拥入。旗兵力战驱贼出，以土囊填其缺。俄顷，第二雷发，兵勇割耳献功者未归伍，遂不支。太平军的涌入与两次炸药爆炸必然对静海寺带来了严重的损伤。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教，历来视佛寺为“妖庙”，动辄拆毁寺庙，捣毁佛像，驱逐僧尼，就连大报恩寺著名的琉璃塔都在“天京内讧”中被炸毁。可以想象，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十余年里，静海寺定是一片荒芜与狼藉。三宿岩因其主体是自然造物，未遭到大面积的破坏。但其上的灵石阁应遭到了损毁，故而在清末徐上添所绘《金陵四十八景·三宿名崖》、民国初期徐寿卿所绘《金陵四十八景·崖记虞公》中已不见灵石阁的踪影。1864年7月湘军攻入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湘军入城后又大肆洗劫，纵火焚烧，南京古迹又历一次浩劫。随后，历经多年，江宁府各处才逐步复原重建，静海寺也得到了恢复。到清末两江总督端方，多次游览静海寺，将三宿岩视为珍贵古迹，甚是喜爱。据陈乃勋《新京乘备》记载，光绪末年，端方还一度“建楼于其（三宿岩）上，为文酒宴会之所。并有文以表之”。1909年7月10日的《申报》第二张第四版上，还刊登了标题为“保护名贤古迹之慎重”的文章，其中提到端方发布示禁文，要求重点保护静海寺三宿岩，严令游人不得践损。到民国以来，三宿岩所在的下关地区已成为南京对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坐拥港口与火车站。同时，下关地区也在清末商埠区基础上，发展出了较为繁盛的商业区，民间有“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之说。但此时静海寺与三宿岩的关系却有所松动。1914年3月10日《生活日报》第三页，《专电》刊登了一则消息：下关仪凤门三宿岩一带官地颇多。近因拆城推广商场，公署特委顾花岩清理官地专员。可知，民国之初三宿岩一带就已是官地居多，不再单方面隶属于静海寺。有商人曾盗卖静海寺官地还被官方严惩。（见《神州日报》，1914年3月6日，第二版）从1930年南京特别市土地局绘制的地图上看，静海寺相比昔日“缩水”不少，其建筑紧靠护城河一侧，已然远离城墙，北部是大片空地。而三宿岩就处于空地之中，脱离了静海寺的院落。|南京特别市土地局1929年测图、1930年2月制版《狮子山》局部，原图比例尺为2500：1。关于三宿岩空地的利用问题，早在1920年就有商人主张在此修建公园。（见《时报》，1920年11月4日，第三版）为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1930年南京特别市政府也曾提出于三宿岩所在之空地开辟小公园。但工程进度殊为迟缓，直到1934年2月仍在筹措，此后情形不得而知，推测应是未能实现。|张炎：《纪首都名胜三宿岩将辟为第五公园》，《新闻报》，1930年11月12日，第11版。|《建筑公园：静海寺与跑马巷》，《中央日报》，1931年5月20日，第二张第四版。|《市府建筑下关公园》，《中央日报》，1934年2月25日，第二张第三版。至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南京进入了最黑暗的历史时刻。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由于静海寺与三宿岩毗邻狮子山军事要塞，日军攻城之时，也饱受炮火摧残。静海寺的房屋被毁去大半。但三宿岩却顽强地保存了下来，它仍然矗立在原地，静默地注视一切，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血与火、苦难与死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抗日战争迎来了伟大胜利。为安置南京日侨，政府在仪凤门的城墙外搭建了日侨集中管理所，位置在天妃宫一带，就在静海寺旁。昔日在南京作威作福的日本人再没有威风，他们在管理所中惶恐度日，直到被遣返回国。1949年4月23日，南京迎来解放，古都金陵重获新生。见证了南京近代苦难的三宿岩终于等到这份来之不易的安详。一块三宿岩，半部南京史。从侏罗纪与白垩纪之交的燕山运动，到南宋嘉定年间的游人题名；从明代静海寺的香烟缭绕，到近代以来的硝烟弥漫。南京的沧海桑田都被压缩进了这一方嵯峨的石体之中。
它本是无心的自然造物，却在历史的洪流中被不断地涂抹、解读与重塑。八百年来，人们赋予它“三宿”的名、“虞公”的魂，在近代的苦难中它又目睹了民族的创伤。
如今，顽石依旧，古城焕新，这块曾见证过离别与凯歌、繁华与屈辱的“石头"，终于得以卸下沉重的典故，静静伫立在寺院的一隅。它不再需要谁的题刻来证明价值，因为它本身就是南京最沉默、也最真实的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