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1937年卫戌南京之经过

来自：青萍鹿鸣

唐生智（1890—1970年）时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1949年8月在湖南通电起义，后任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本文为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原载《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版）。

前言：此文为1937年南京卫戌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回忆文章（关于南京保卫战的主要内容节选），文章原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书籍《南京保卫战》。唐生智作为当时指挥南京保卫战的最高统帅，其亲口叙述是研究南京保卫战的重要史料。文章内容有自身美化和推卸南京保卫战责任之成分，请读者加以辨别。

    一九三七年，上海战事开始时，我担任军委会（编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全面抗战期间中国最高领导机构，相当于“战时政府”）执行部主任，那时虽然身体不好，还是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的工作。

   我在会议上对抗日战争的主张是：“抗日持久，一个人拼他两三个，拖死日本人，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

   平时，我对蒋百里（编按：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教育家，著有《国防论》）及一些朋友也常谈起抗日的问题，并和蒋百里讨论过抗日的办法。他去重庆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还在冷水滩（编按：今属湖南永州市，邻近唐生智老家东安县）下车，在我家里住过两天。对于上海、南京战事的计划，我同他谈过，他提了些意见。

   执行部起草计划后，由蒋（介石）核定：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宁杭公路）为第四线。同时，“各线部队应该预先有准备，假如上海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时，则第一线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江以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并在那里准备阵地。以后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以作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准备”。

   当时，执行部是按照我的意见构筑各线工事的。蒋介石对我的意见，口头上表示同意。结果，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直接与各部队通电话下达命令，很快将各线的部队调走了。以致执行部修筑的工事和军事计划，都没有付诸实行。

   我在军委会执行部时，蒋介石要我让德国顾问法根浩森上将多参加执行部的工作。我对蒋说：“法根浩森在日本当过武官，而德、意、日三国是一起的，这样搞恐怕不好吧？”蒋说：“法根浩森是个旧军官，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信任他。”但我始终对法根浩森抱着怀疑的态度。以后，他好像是从日本转道回国去了，还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德国某部队的总司令，听说是驻在挪威。

   执行部拟定作战区域时，从海州（编按：今属江苏连云港）至舟山群岛为第三作战区，当时蒋介石内定我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七年我患重病，上海战事刚开始时，蒋有一次问我身体怎样。我说精神还是不好。他说第三战区的事要冯玉祥搞，实际的责任由顾墨三（编按：顾祝同字墨三，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去担负。我说：“好吧，我没意见。”他说：“关于军队调动有许多事，还是请你照料一下。”

   以后，我有一次在军委会碰到冯玉祥，他正准备到无锡去。他对我说：“这个事不好办。”我说：“这个事是费劲的。”不久，蒋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代理。可是，凡属一些军政实权，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亲自掌握，不是他所谓亲信的人，是没有实权的，只是挂名而已。

   上海战事非常紧张时，部队接连失败。我在中山陵园蒋介石的办公室，时常看见蒋打电话到上海骂人。那时，如顾祝同、陈诚、薛岳、白崇禧、张治中等所有在上海守卫失利的人，都被骂过。蒋介石稍有不如意的事，总是爱发火，喜怒无常。

“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上海战事开始后不久，刘湘（编按：时为四川省主席，率军出川抗战，一九三八年一月因病在汉口去世）到南京，曾见过蒋介石等许多人，也来看过我，我也回看了他。刘问过我关于上海、南京战事的看法。

   我说：“上海的战事是不能长久打下去的，只有拖住敌人一个时候，并利用这个时机，在后方休整部队和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工作。至于南京的问题，的确不大好办，守是要守的，就是没有完整的部队来守。不过，依我的看法，可以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率领几个师来守卫南京，以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以拖住敌人。”

   刘说：“听蒋的，准备要你守南京。”我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他说：“你看能守多久？”我说：“天晓得。”刘在临走时，对我说：“我这次所见到的人，只有你对我讲了真心话。”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时，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对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问：“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

   第二天，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谁知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时，就一气退过了宣城、广德，而敌人也跟着到了宣城、广德，另一支直驱芜湖了）。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我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编按：唐生智字孟潇），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宋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有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湘乡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于是一笑而散。以后关于南京战役的经过，有些详细情节，我也记不清楚了。有许多参加南京战役的军、师长，大概他们总会写一些资料的。

“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

   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上海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不惜调动大量部队在上海拼，我是不赞成的。蒋曾说过：“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我对这句话很反感。事后回溯，他是希望德国出来缓和局面的。

   十二月十日（编按：据考证应为十一日）中午，我接到顾祝同打来的电话，他转来蒋介石关于撤退的命令，要我渡江向津浦路撤退，军队相机突围。接到电话时是中午十二时，顾祝同对我说：“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我说：“前线如此紧急，被突破的地方很多，如何撤退？”顾说：“你今晚务必撤退过江。”我说：“有许多事情应该与各部队长交代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后责任，由谁来负？”他说：“你留个参谋长交待一下就行了，今晚赶紧过江吧！”我说：“那不行，至迟也要到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只顾一人的死活，不顾军队。”他说：“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我仍说：“今晚要我过江是不行的。”

   于是，就在当晚研究撤退部署。次日一早（编按：据考证，准确时间应为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五时许），就召集总司令、军、师长开会，我先将蒋的命令宣读一遍，再将撤退部署每人发一张（用油印印好的）。对于各部队的撤退时间、先后、路线都有详细规定。除广东的两个军（邓龙光和叶肇部）按计划突围，宋希濂部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照命令实行。

   我回到汉口，见到蒋介石，送了一份南京战役概要。我说：“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但以后，蒋也没有置议。我在这一段期间内，养了很久的病。

   在汉口时，有一次汪精卫邀我去他家里吃饭，还有张发奎（编按：粤军将领，上海保卫战时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守至最后才奉命撤离）在座。汪当时的调子很低，他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我说：“已经死了这许多人，这些人都是为了抗日而死的。我们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汪即说：“在上海、南京牺牲的人不少了。”我说：“但他们都是为不愿做亡国奴而牺牲的。中国是不会亡的，抗战一定要坚持到底。除了抗战到底以外，别无出路。”这样，话也谈不下去了，终于不欢而散。从这次谈话中，我更认识到汪的为人：有点小聪明，但骨头太软了，什么气节都不讲。

秦琼卖马时，好汉出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