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利玛窦培养的“三大柱石”撑起了明末天主教的本土化大旗。可眼瞅着家业刚稳当，一把刀就从背后捅了过来。
这把刀，叫南京教案。1616年，距离利玛窦去世仅仅六年。
一、三十年的暗雷，一朝炸响
其实天主教从1582年罗明坚踏入肇庆那天起，就没消停过。据耶稣会士曾德昭调查，到1616年教案爆发前，三十多年间一共发生了五十四次地方性冲突。曾德昭说：“传教士们经历的危难之多，超出人的想象。”这些冲突多数发生在广东，起因往往是流言蜚语或文化误会，解释清楚也就过去了。
但这回不一样。这次不是老百姓砸门，是朝廷命官亲自递刀。
反对天主教的学者们也早就在写文章了。有人从儒家立场骂天主教“侮辱先师”、“断了祖先的香火、乱了人伦秩序”；有人从佛道立场骂它是“旁门左道，迷惑人心”；还有人直接上纲到“图谋不轨，想造反”。比较知名的反教文献有：黄贞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请辟天主教书》，王朝式的《罪言》，钟始声的《天学初征》《再征》，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的《诛夷论略》，许大受的《圣朝佐辟》，还有僧人密云的《辨天三说》、株宏的《天说》、圆悟的《辨天说》、通容的《原道辟邪说》等等。
这些骂声攒了三十年，就等一个出头鸟。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出头鸟来了。
二、沈淮的三把刀
南京礼部侍郎、代理礼部尚书沈淮，浙江吴兴人，据说跟和尚株宏是本家。株宏写过《天说》批判天主教，徐光启写了《辨学章疏》反驳这场论战，成了南京教案的导火索。
沈淮连上三份奏疏，刀刀见骨。
第一刀：五月初八，《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疏》。
他先搬出儒家大旗：“皇帝治理天下，靠的是儒家学问来定规矩，靠规矩来定赏罚，让百姓改恶从善，不被歪门邪道带偏。”然后他瞄准传教士的治历方法开火说他们“什么金木水火土星各有一个天”，是“胡说八道，欺骗百姓”。其实这是西方传进来的宇宙体系，比中国传统历法精确得多，但沈淮不管，先扣帽子再说。
第二刀：五月，《再参远夷疏》。
这一刀更狠。他质问：这些洋人说从欧洲来的，离中国八万里，他们的钱粮源源不断运过来，是谁在帮他们送？这是在暗示传教士背后有外国势力资助，另有所图。他还含沙射影攻击信教的大臣说：“连读书人都有信这个教的！”
第三刀：七月，《礼部题请驱逐远夷疏》。
沈淮直接点名南京的传教士王丰肃（后来改名叫高一志）。说他“公然在正阳门里洪武冈西边盖了一座无梁殿，挂着洋人的画像，欺骗百姓”，而且他在城外的花园正好在孝陵卫前面。沈淮说：“孝陵卫是守护皇陵的地方，那是龙盘虎踞的风水宝地，怎么能让外国奸细藏在那儿？他们想干什么？”
更致命的指控是：传教士每个月在房、虚、星、昴这四天集会，“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二百人”。而且朝廷的邸报刚出来，传教士七月初就拿到了，当天就写好了反驳的文章，还寄给了王丰肃。沈淮说：“他们消息这么灵通，手脚这么快，到底想干什么？我再不查办，外国奸细就要在京城里闹出大乱子了！”
最后他下令抓人。
三、抓人、抄家、受刑
沈淮不等皇帝批复就动了手。
七月二十一日，他命巡城御史孙光裕逮捕了传教士王丰肃、谢务禄（后来改名叫曾德昭），以及中国信徒十四人、幼童五人。八月十四日，又抓了钟鸣礼、张寀等八人。
王丰肃后来回忆受审的痛苦：“有人用拳头打我们，有人朝我们脸上吐唾沫，有人拔我们的头发。受的侮辱太多，根本写不完。”他还被打了板子，谢务禄因为生病才免了杖刑。
南京礼部的会审记录详细描述了王丰肃的长相：“脸红白，眉毛白而长，眼睛深陷，鼻子尖，胡须黄色。”记录了他来中国的经过和另外两个传教士一起，坐大海船航行了两年四个月，带着自鸣钟、玻璃镜等东西来的。记录了他建教堂、传教、集会的细节。还记录了他的经费来源“从西洋国商船带到澳门，每年大约六百两银子，如果要盖房子就增加到一千两。”
王丰肃被押送出境的惨状，他自己这样描述：“把我们关在一个狭小的木笼子里，手上戴着链子，头发长得很长，衣服破破烂烂，被押送到广东省的第一座城，几天后到达澳门。书籍、仪器全被没收，教堂和房子都被拆了，材料拿去盖别的建筑。”
四、中国信徒的血
被逮捕的中国信徒，比洋教士更惨。
被捕的人里有钟鸣礼、钟鸣仁兄弟。他们是广东新会人，父亲叫念山，父子都在澳门入的教。钟鸣仁跟着利玛窦到过北京，后来回南京帮助传教，还给妇女施洗。据审讯记录：“妇女信教的，不方便到教堂来，就让钟鸣仁去她们家里，给她们施洗，大约洗过十五六个妇女。”
按照明朝法律，“旁门左道迷惑百姓”，为首的判绞刑，从犯打一百板子、流放三千里。沈淮一党原本想按“勾结洋人、通敌嫌疑”判死刑。但最终没有一个人被判死刑，并不是沈淮仁慈，而是万历皇帝始终没有下死手。
曾德昭在他的书里记录了信徒在教难中的表现：“信徒们的表现，完全对得起他们的神父。没有人想办法自救，也没有人轻蔑地说自己无罪。有好几个人欣然接受拷打，只求一死。”
他记下了几个殉道者的名字：一个叫Pierre Hia，南京人，二十二岁，入教五年，“是第一个为信仰死在狱中的人”。一个叫Guillaume Vem，已经结婚了，在神父家里服务，后来也死在狱中。还有姚如望，“好学深思，做了四面旗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籍贯、职业，把一面旗插在脖子后面”。他在受审时，大概把旗插在身后，表明自己不怕死。
可惜这些人的中文姓名大多没有留下来，只有姚如望的名字出现在了史料里。
五、徐光启的《辨学章疏》与三大柱石的庇护
就在沈淮磨刀霍霍的时候，徐光启站了出来。
他上了一道《辨学章疏》，开篇就直截了当：“如果我说的那些洋人真的该治罪，我怎么敢因为别的官员不说话就自己偷着躲过去？”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并且愿意为传教士作证。
他在奏疏里说：这些传教士都是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们到中国来，无非是劝人为善，绝对没有什么阴谋。他还说，天主教讲的道理，不但比佛教、道教高，而且跟儒家的道德是相符合的。他请求朝廷能像对待佛教、回教一样，容纳天主教。
他还提出了三条“试验的办法”：第一，把天主教的经典翻译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歪门邪道；第二，召集有名的和尚、道士跟传教士辩论，看谁对谁错；第三，把已经翻译的书和教义大意编成一本书，供大家参考。另外还有三条“处理的办法”：第一，由官方提供经费，让传教士拒绝外国捐款；第二，让当地信徒联名担保，看他们有没有不端行为；第三，调查信教的人有没有犯罪记录。
这份奏章递上去，万历皇帝批了三个字：“知道了”。
这三个字，既没有支持沈淮，也没有支持徐光启。但恰恰是这种暧昧态度，救了天主教的命。沈淮的第二份、第三份奏疏递上去，皇帝始终没有明确批复。直到最后下旨，也只是说王丰肃等人“立教迷惑百姓，动机可疑，但看在是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份上，饶他们不死，赶回去就算了”。
庞迪我、熊三拔、王丰肃、谢务禄、阳玛诺等人，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先后被押送澳门。其他传教士四散躲避：郭居静、毕方济、费奇观跑到嘉定，投靠孙元化；罗如望先逃到建昌、漳州，又到嘉定，最后到杭州投靠杨廷筠。
杨廷筠把传教士藏在自己家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要被连坐。但他愣是扛住了。李之藻也没闲着，后来协助徐光启铸造火炮、修历法，用实际行动证明洋学问对明朝有用。
没有这三大柱石，天主教在华第三次传播可能就止步于1616年了。
六、余波：皇帝的暧昧与历史的伏笔
整个南京教案，万历皇帝的态度始终暧昧。
沈淮的三份奏疏，他没有一份明确批准；徐光启的《辨学章疏》，他批了“知道了”三个字，就把沈淮的奏疏搁在了一边。最后虽然驱逐了传教士，但利玛窦的墓地没被刨，信徒没有一个人被判死刑。
为什么？一方面，万历皇帝本来就懒得管事，不想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徐光启、李之藻等信教官员的保教活动起了作用，皇帝身边有人替洋人说话，他就不会轻易下死手。
更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大败，女真人崛起，朝廷急需西洋火器。徐光启上疏请求练兵、造炮，李之藻与杨廷筠商量后，派人去澳门买了四门大炮。
洋和尚的命，被洋大炮救了。
南京教案是天主教入华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打压。它暴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你怎么“合儒补儒”，在很多人眼里，洋教就是洋教，永远洗不掉“非我族类”的嫌疑。
但它也证明了另一件事：利玛窦培养本土精英的战略，值了。 如果没有徐光启的奏疏、杨廷筠的藏匿、李之藻的实干，这次教案可能就不是“挫折”，而是“团灭”。
而这次教案埋下的伏笔，二十多年后会再次引爆——那将是清朝的“钦天监教案”，主角叫杨光先，对手叫汤若望。那是下一期的故事了。
讨论问题
1. 从南京教案看“人的恶意”与“祂的保守”： 沈淮的指控，有民族情绪、有学术偏见、有政治构陷。这些“人的恶意”哪一样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教案最终没有演变成灭教大祸：传教士没有被杀，信徒没有一个判死刑，利玛窦的墓没有被刨。在您看来，这种“点到为止”的结局，更多是出于神宗的懒政、徐光启的辩护、还是明朝急需西洋火器的现实？或者说，这些“人的因素”背后，有没有您看到的“祂的手”？
2. 信徒的血：为什么Pierre Hia、Guillaume Vem、姚如望的名字没有被忘记？ 他们没有徐光启的官位，没有杨廷筠的房子，只是普通信徒。有人死在狱中，有人“欣然受拷讯，惟愿为死”。在您看来，这些“小人物”的殉道，与三大柱石的“护教”，在将来的账本上，哪个分量更重？
3. “科技救国”路线，是智慧还是试探？ 传教士靠治历、造炮证明自己的价值，确实救了天主教一命。但这种“有用才被容忍”的处境，对信仰本身是保护还是异化？如果今天的基督徒只能用“对社会有用”来换取生存空间，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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